周惠明的作品虽然不属于那类不曾受过外界艺术经验影响的原生艺术家，但他的作品在精神分裂前后的变化却让我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对张天志说，周惠明的作品是帮助中国公众进入原生艺术世界和非理性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如梵高在西方艺术历史中所发挥过的积极作用。在与张天志交往中，我向他推荐了一批西方著名的原生艺术著作和画册，希望上海大学出版社能将之引进中国，张天志非常欣赏这些原生艺术书籍，我们一致认为，它们的翻译出版不仅可以填补中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为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向新异的精神世界的大门。
2012年3月，荷兰国家精神病博物馆给我写信，希望在中国举办“第四届‘癫狂与艺术’节”和“梵高是天才还是疯子？”的主题展，我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张天志，这时我们都意识到出版“原生艺术丛书”一定会有助于中国公众更好地参与这一艺术节，同时也有助于公众更深入地欣赏梵高这一类艺术家，因为精神病人艺术恰恰是原生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公众对这一切却十分陌生。
“原生艺术”（Art Brut）是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创的概念，一次参观精神病院的经历促使他在推动原生艺术的历程中持续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不过，在杜布菲提出“原生艺术”概念之前的1864年，意大利著名人类学、精神病学家凯撒·龙勃罗梭著写的《天才与疯狂（Genio e Follia）》首次出版，三十年发行了六种版本，该书中阐述的艺术天才观念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前卫艺术家们开始对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艺术产生浓厚兴趣，瑞士精神科医生沃尔特·莫根塔勒在1921年出版的《一个精神病艺术家》（Ein Geisteskranker als Künstler）和德国精神科医生（有艺术史专业学习背景）汉斯·普林茨霍恩在1922年出版的《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Bildnerei der Geisteskranken）已成为当时先锋艺术家们争相传阅的读物，先锋艺术家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纷纷从精神病人艺术、原始艺术和民间自由艺术中获取灵感，也正是在这些“外力”的推动下他们实现了对传统艺术的超越。所以说杜布菲在二战后积极推动原生艺术发展并非偶然，它应当是现代人在现代文明冲突中寻求出路的必然选择。当然，艺术界的这些追求在西方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尼采、柏格森、弗洛依德、雅斯贝斯、荣格等一批精神病学家、思想家们也为原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全面支持。
什么是原生艺术？杜布菲认为没有受过文化艺术熏陶的精神病患者，囚徒、通灵者、社会边缘化人士、自学者、主动违反文化或被文化排斥在外的人自发创作的艺术都可以纳入原生艺术行列，他们创作的主题、选材、表现方式不受到任何古典或流行艺术的干扰，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对于中国公众和艺术家们而言，什么是原生艺术至今仍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至于这类艺术对于中国公众和艺术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就更是少有人问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过分强调以世俗社会为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人习惯性的思维中，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社会，不加掩饰的内心自由表现对于社会是一种危险，离开了传承就无所谓艺术，等等，正如我们在今天仍常听到的“美就是善，善就是美”。正因为如此，以“真为美”的原生艺术在中国不被理解，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不能否认，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不可能那么迅速，所以，我们并不奢望一套丛书，一届艺术节就可以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观念，但我们相信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始终都蕴藏着一种渴望摆脱各种定式束缚的潜能，这一潜能一旦被激发，灵光便会立刻呈现。而原生艺术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有可能激活我们沉睡已久的潜能，并让我们在面朝大海时获得春暖花开的体验。从文化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原生艺术正是文化艺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离开了这个根，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萎缩和变异。对此，西方艺术发展的历史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即当他们的传统文化艺术难以应对现代文明诸多严峻挑战的时刻，原生艺术则为他们输送了不可或缺的养分，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原生艺术的推动就不可能有西方现代艺术的繁荣。
上海大学出版社在今天出版这套“原生艺术丛书”，这对于中国公众和艺术家而言虽然是一份迟到的礼物，但我们依然相信这份迟到的礼物仍将对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拓展中国人精神自由的空间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张天志说：“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上海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使命。”在此，我们衷心祝愿这套丛书能够对推动中国原生艺术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祝愿上海大学出版社在今后的历程中得到更多读者的支持与喜爱。
201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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