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藏家张宗宪现身三场拍卖会出价竞拍，“艺术品拍卖刚起步时，参与的主要是外国人和港台人士，或者跨国机构的代理人。”曾任华辰拍卖副总经理的魏丽君对本报说，“近十年，内地人才占了主流。”
新事物的诞生往往伴随着隐忧与争议。“最初，关于艺术品拍卖，一些‘老文博’争论也比较多。因为价格推高，国家征集的难度就更大了。但其实，国内即便没有拍卖，海外也会有人来买。”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也有人曾担心文物流向海外。“上世纪90年代之前，艺术品大都是一江春水向外流。到了1997、1998年之后，因为境内艺术品价格的上升，很多文物从境外回流。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局事帖》、《砥柱铭》、《写生珍禽图》、《研山铭》等。”祝君波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港台大富豪们经济受挫，出手了一批东西。比如当年的台湾首富蔡辰男，他的大部分藏品就曾是张宗宪帮他买入。”董国强说，“其实，因为害怕外流而制止买卖，是掩耳盗铃。”
新格局
董国强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早年便出手购买书画，成为拍卖行业兴起时的近距离观察者。
“拍卖业早期利润非常丰厚。买家以前有东西没处送，有了拍卖行以后，都排着队送进来。各地文物商店也盼着拍卖行来征集拍品，指着每年两季拍卖来盈利。买家、卖家都需要这样的平台。”董国强说，“你不去当地文物商店征集，人家还不高兴。当初这碗饭是太容易吃了。”
2005年，中国已走出了SARS的阴霾，而金融危机尚隐而未动。中国艺术品价格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一路高歌猛进，伦敦佳士得以约2.3亿元价格拍出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即是当时状况的写照。
此时，“艺术爱好者”董国强也已经从曾经的旁观者转身成为一家拍卖公司老总。2005年，他与风光无限的大藏家刘益谦联手创办了匡时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那一段时间里成立的还有北京保利与西泠印社拍卖公司。
是年秋拍，单件拍品成交额超过百万元的有953件，比2004年猛增逾一倍，过千万元的有26件。中国公司以13.6亿元成交额名列第一。当年，在国内拍卖公司成交额前7名中，出现了两张新面孔：北京保利与杭州西泠。
“这三家公司的成立改变了拍卖行业的格局。”董国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2008年后，股市、房产中溢出的资本进入这个盘子相对虽小但水更深的行业。2010年，艺术品市场继续在“亿元时代”里驰骋。
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天价拍品，如4.36亿元的黄庭坚《砥柱铭》手卷、3.348亿元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2.206亿元的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长颈葫芦瓶等，均在那年拍出。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当年中国艺术品市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573亿元人民币，较2009年已经创纪录的225亿元增长超过150%。
董国强明显感觉到不同以往的竞争压力。不光是品牌塑造需要更多的投入，还有拍卖行之间对人才的争夺。这种竞争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利润率的下降，但也让顾客得到了更好的服务。市场火爆，拍卖行之间的竞争也正在加剧，上乘的艺术品越发奇货可居。“征集难”常常出现在行家们口中。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市场，只要有好东西，价格再贵，买下也不吃亏。
竞争迫使拍卖行在品牌推广上不遗余力。拍卖行会在每年两季拍卖中安排一些重要买家住宿在五星级宾馆。“现在拍卖行都很重视品牌塑造，包括图录制作、布展、媒体宣传，拍卖行都在加大投入的力度。”董国强说，“拍卖公司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让社会更为了解中国古代艺术，了解历史文化。这也是行业发展所带来的正面的东西。”
董国强将拍卖这项工作视为不自由的苦役，“要在别人的监视下干活，一季的成交数字、质量都要公布，这将影响别人对这家拍卖行的信心，无法放松。”
董国强承认，眼下整个行业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他也认同祝君波所言，“2012年的盘整后，(以往)如此高回报的阶段是不会再来了。”但对于更长远的未来，他抱有充足的信心：“中国最富有的人中，参与艺术品市场的还寥寥无几。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未来十年，价格一定又是一个天翻地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