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就是很自由，独立，没什么事干扰你。”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住在纽约，最大的痛苦，“就是怎么样做好你的艺术，(怎样)绞尽脑汁再往里走走。”而“现在要的事情就太多了”。现在，徐冰这样比较自己回国后与在国外的状态。徐冰有些无奈，“现在每天醒来就是一堆事儿，你只好一件接一件去赶。”他摇摇头，叹道。作为美院的副院长，他要处理的行政工作太多，几乎没有办法做规划。
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徐冰身在国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做展览基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成熟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会为邀请举办展览的艺术家提供经费。徐冰要做的事情，只是在相对宽裕的资金条件下，如何把艺术做得更好，更让自己和对方满意。
资本是徐冰回到中国很快就遇到的现实问题。回国后，他受某集团之邀创作《凤凰》，原本以为四个月就能搞定，但因为金融危机，计划延长至两年。展出的地点原本是在北京CBD区域的大楼里，也因为对方计划的变化而改变，这对徐冰来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他特别看重作品和环境的关系。《凤凰》发布前的媒体会上，徐冰用他惯有的平淡、显得有些啰嗦的语调，向媒体讲述这件作品创作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资本的力量”。
而这次在伦敦V&A博物馆开幕的新展，徐冰终于不用为经费发愁。10月初的北京发布会上，他用“万恶的资本主义”形容博物馆关于展览细节一些固有的约束。“但他有他的好处，你只要做你的艺术，不要管别的，”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这样说道。
“理想一定要实现”
徐冰回答提问时语速很慢，一边说一边思考。“你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常以这句话开场，态度认真，手指在桌上比比划划，从一个事情的源头开始说。一二三四，像一位老师在给学生讲课。
“老师”，现在是徐冰很重要的身份。在中央美院，他带了十几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很积极地提携后辈青年，这是繁忙的学校事务中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情，也是让他提起自己身在央美感到欣慰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做这些事情”。
徐冰喜欢提携年轻人，绞尽脑汁给美院的年轻学生创造机会。他组织举办了一年一届的“未来展”，为青年艺术家探索艺术语言、提供展示艺术的平台。徐冰对这一点颇为满意，他将此视为在美院工作最重要的收获。
直到现在，徐冰还保持着那副标志性的形象：头发微卷，蓬松地披散在肩上，这次头上还扣了一顶军绿色棒球帽。鼻梁上那副一本正经的哈利·波特式黑框大圆眼镜，被帽檐遮住一部分。这让他看上去既像打扮怪异的艺术家，又像治学严谨的学者。
这身打扮与他的作品有相通之处：严肃和滑稽，两种极端的感觉充满矛盾地统一在一起。除早期的《天书》《鬼打墙》外，回国后创作的《凤凰》也同样是这样的作品。他用城市建筑垃圾和废旧钢铁造了两只长近30米，重达十几吨的凤凰，吊装在展场上空看似展翅欲飞，看上去华丽而又骄傲。高高昂起的头部，竟然是用几个工地上的废弃安全帽缀连而成。某种程度上，这是这个急速发展的国家的写照，宏大、雄伟却也隐藏着破败与不堪。
回国几年后，徐冰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好像做得越来越大了”。他有些不解地反问自己怎么回事，很快又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可能就是跟这个国家有关，跟当下发生的一切有关。”徐冰皱起来的眉头微微舒展，“应该是的，给人的感受就是都很大，很重。”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正统得有些古板的格言却是徐冰信奉的创作理念，只要接受采访，他都会无一例外地说起。“桃花源”也依此而来。这组装置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居住环境的问题，近一年来，北京的雾霾让这个话题尤其沉重。徐冰认为，无论是现实中的居住地，还是人类对精神出口的寻求，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桃花源”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正有着双关的含义。
作品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是“在仙境中旅行”，但徐冰起的中文名并非如此，它读起来有些拗口——“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这个标语口号式的表达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属于徐冰他们这代“五零后”的记忆。虽然徐冰不太愿意阐释其承载的关于“乌托邦”的政治含义，但这样一个标题已经足够说明艺术家的态度。
“没办法，我们这代人就是在那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今想来，这样的句式其实是“悖论”。“某某理想一定要实现”，原本就包含了悲观和无奈的成分，“也许永远实现不了”。 ★
(原标题：艺术家徐冰新作英国博物馆开展 构建“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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