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最初认为遗失的主因在阿玛尼身上。她收到了张颂仁发来的遗失作品清单，相信作品是遗失在从意大利到中国的运输途中，而负责运输的阿玛尼是直接责任方。她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名意大利执业律师，准备收集材料要和阿玛尼打官司。孙良也记得，弗兰为了准备官司的事和丁乙等艺术家们联系过，还准备了一个文字材料。
“这种打官司的准备我一直做了两年，我一直想做一个丢画的图片清单，把它在艺术圈公布，这样拍卖行一旦收到这些画就可以举报。”
但是这个官司必须是所有丢画的艺术家联名委托律师在意大利起诉。在威尼斯双年展，因为展位的问题一些北方艺术家和弗兰闹得不愉快，因此并不是所有人反应都很积极，再加上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作品是在哪个环节遗失的，最终没有诉诸法律。
当时弗兰并没怀疑过作品是在香港丢的，因为张颂仁“没道理说这个(画家)有，那个(画家)没有”。
但李山对张颂仁的说法不能释疑，因为他在1994年10月去圣保罗双年展前，曾途经香港拜访过张颂仁，也在他的画库里见过这批威尼斯参展的作品。
“我和余友涵、刘炜经过香港时，在张颂仁的画库里住了两夜，在那个半地下室的画库里堆满了作品，一卷卷平放在地上，张颂仁指着一堆作品卷对我说，这就是你们在威尼斯参展的作品，你的也在。其中有3米长的一卷，和我那件长8米，高2.7米的三联画尺寸很吻合。”李山回忆。
“张颂仁说现在不能打开给你们看，因为打开这些画要有律师在场，我当时并没有提出将作品打开给我们看，那么张颂仁为什么抢先跟我们说，打开作品时律师必须在场。我感觉他的意思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做事是有规矩的，并没有想到别的问题。”张颂仁是什么时候打开并发现遗失的？有没有律师在场？有没有留下法律记录？成为李山的一连串疑问。
对于这次会面，张颂仁在1995年回复孙良的信里说，“我有点记不清和李山见面的事了。”
浮出水面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颂仁长期在内地参与艺术活动，包括策划双年展，担任学术机构客座教授，和内地艺术家也时有见面。李山每次见到张颂仁，都会提起遗失的作品，向他询问到底是怎么丢的。
“我提起这个话题，张颂仁就说：李山，我每次见到你都想和你谈谈一起合作做点事，但你每次都提丢画的事，让我没办法往下谈，能不能说点别的。”李山因对方敷衍的态度很恼怒。
20年间，遗失的这批作品没有在国内任何拍卖场合出现过，也让艺术家的追踪无迹可循。随着当事艺术家的市场价值日益提升，当年这批兼备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很多人渐渐放弃了追索，但这批失踪的作品一直萦绕在李山和孙良心中。“王广义等人都不再提了，跟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算了吧，但我还是要找回来，我每次接受采访谈起威尼斯双年展的事，都会提作品失踪的事。”孙良说。
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寻回作品出现了转机。“我从朋友处得到一个消息，丁乙遗失的画找回来了。因为张颂仁想和丁乙合作，丁乙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把威尼斯参展的作品还给他，张颂仁真的就还了。”这让孙良和李山二人更加确信作品一直在张颂仁手上。
李山和张颂仁又谈了一次作品遗失问题，对方仍然坚称作品丢失。“我跟他说，这件事不会一直不了了之的。那时我就决定要走法律途径寻回我的作品。”
追讨之路
2012年，李山聘请了在纽约执业的美籍华裔律师李亚伦追讨失踪的画作。他向李亚伦提供了三样资料，一是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图册，二是栗宪庭签字的作品签收单，三是作品遗失过程的陈述。
李亚伦在回复《新民周刊》的邮件中写道：我在2012年夏天答应接受李山和孙良的委托，追讨在威尼斯双年展后失踪的作品。我用了一切我相信正确的方式向张颂仁先生以及他的汉雅轩画廊追讨这批画。从所有的证据来看，张颂仁是作品失踪案中第一嫌疑人。
接受委托后，李亚伦做了两件事。向英国一家为失踪艺术品提供综合搜索服务的国际机构申报遗失，只要失踪作品的信息记录在数据库，无论画作何时何地出现在正规的交易场所，一经发现交易就会中止。此举目的就是封存作品。
另一件事是向张颂仁发出一封律师函。“李亚伦要求张颂仁在一月内提交作品遗失报告，解释作品遗失的详细过程，并且出示海关的开箱检验记录。”李山说，“一个月不到，张颂仁向李亚伦律师表示，他会回仓库再寻找一下。”
“汉雅轩在2013年9月底承认持有这批画，我们商定10月底到香港交接这些作品。”李亚伦表示。
10月28日，李山和孙良到香港和李亚伦律师会合，一同去汉雅轩取回自己的作品。李亚伦描述了双方会面的经过：
“我们按照约定，在10月29号10:30到达汉雅轩，汉雅轩没有任何重要人物来和我们对接，只有一个女性员工接待我们，她最开始拒绝告诉我们她的职位和姓氏，只说她能代表汉雅轩，经过一番交涉，她才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和身份。但她的权限很有限，我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她都无法回答，她不时走到展厅的一扇小门后面，可能在向里面更高层的人物请教并接受指示，这个人可能是汉雅轩的负责人或是律师。”
“汉雅轩的意图很明显，让一个没有权力代表画廊做出许诺或发言的匿名低层员工和李山、孙良接洽，让他们在作品接收单上签字，让他们对归还作品的汉雅轩感恩戴德，尽管这家画廊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他们的作品从1993年扣押至今。”李亚伦表示。
孙良还记得重新见到自己阔别20年的作品时的激动。“律师用英语和对方交涉了很长时间，最后开始验收作品。桌上放着两卷画，大的一卷上有李山作品的小图标，我打开了小的一卷，刚打开一小部分，我觉得很激动，是我的画，立刻发了条短信给我太太：找到了。”
李亚伦在汉雅轩的接待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提供她的香港身份证和工牌后，让她签署了律师提前准备的几份文件，包括汉雅轩画廊归还遗失艺术品的事实确认，证明汉雅轩一直持有遗失的艺术品，以及关于艺术品状态的确认文件。
“对方最初不愿意签署，承认失踪的艺术品由汉雅轩归还，就等于承认他们占有了艺术品这么多年。我马上拿出手机准备报警，因为失窃品就在眼前，窃贼也在眼前。”李亚伦告诉《新民周刊》。截止到发稿，张颂仁未接受本刊采访。
失踪20年的作品，最终回到了创作者的手上。很多艺术家都有同感，在以往很多年，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远没有今天想象的那么轻松，在画廊、拍卖行、收藏家、策展人、美术馆合成的当代艺术圈生态链中，艺术家本身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作品被侵吞的现象不是个例，很多人对当代艺术圈的这一乱象心照不宣，讳莫如深。随着如今艺术家的话语权扩大，更有底气去捍卫权利，艺术家开始“较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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