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有一只神奇的手，翻云覆雨，转瞬之间，已将书法家队伍两极分化，且愈演愈烈，富的撑死，穷的饿死。当然，书法这碗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吃的，抛却那些走错门子嫁错了郎的不计，也不是所有一心向书的书法家都有一碗好饭吃。书法家队伍的两级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书法的职业化有关。书法的职业化，很大部分又是当下就业压力带来的。这是另一话题，在此不赘。古代文人从来是将书法当作“余事”，当作一种“雅玩”，很少有将它作为饭碗的。一当饭碗，必具风险。连明朝大家唐寅都曾苦叹：“笔砚生涯苦食艰”。何艰之有？艰于笔墨难以养人，而笔墨却须人养之；养不好，马上给你脸子看。
市场从来就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所有书法家在市场面前，都能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书法是一个特殊行业（如果将它看作行业的话），它与书法家的才艺水平和学养紧紧挂钩的。同时，也与书法家的市场运作能力密切相关；“会来事的”，即便才艺平平，也会收益颇丰。新、老冬烘先生，讷于言，也讷于行者，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兴许不过一个吃糠咽菜的主儿。这便是市场的神奇与无情所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休想呼风唤雨。当然，市场也不是非逼人入，不做弄潮儿，你落个安闲自在也无不可。的确，泱泱书坛，有很多书法家不为市场与金钱所动，只将书法作为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附加什么，或是企求什么。我想，这才是书法存在的一种理想的最佳状态。也只有这种状态，才是书法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优沃土壤。
当然，无可否认，市场也为书法生存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在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市场更是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推手。参赛、展览、评奖、研讨、交流、登报、出书、上镜等等，一切都围绕市场的轴心打转，也统统围绕市场来做文章。市场成全了一些书家，自然也冷落了更多的书家。花开花落，几家欢喜几家愁。
已丑年春，我去浙江参加一次跨区域书法联展时，曾参观过一个书法家的豪宅。其金碧辉煌的豪华程度，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穷书生目瞪口呆。其家院的两辆豪车不计，仅这一座豪宅，粗估也有数百万之巨。照豪宅主人说法，全然他书法“市场化”的丰硕成果。固然，此君有区位优势，所在地经济发达，加之，南方人头脑灵活，又善于生事，凭一技之长，挣个钵满盆溢，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只是个案，不可照搬与复制。前数月，我从一家书法网站上看到一组图片报道，是对湖北一乡间的书法家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书家穷愁潦倒的凄苦景象，令人鼻酸。他家境不说一贫如洗，也几乎家徒四壁。屋内绳床瓦灶，稍显眼的，仅一粗鄙的方桌而已。而他数年来积攒下所书的一笔颇具晋唐风韵的小楷，又让我叹为观止，惊羡不已。实话说，我很为这位乡间书家甘天下之淡味，安人间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陶渊明式的精神所感佩。两个书家两重天，云泥之别，不由人心生感慨了。在此，我实在无意于为人炫富，或给人晒穷。面对市场，书家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书法家在市场面前，多为弱势群体，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挟着毛笔，揣着名章，豪情万丈地去走穴、去闯市场。能成为市场弄潮儿的人，总是极少数，多数书法家还得不计功名地默默耕耘。我相信，大多数以书法为业的人，都不是以发家致富为终极目的的。温家宝总理曾说，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读书由写字始，书法是一种更加深入的读书方式，是对经典书文的深耕细作。因而，我敢说，抱着为书法事业献身的人，多是以弘扬与光大祖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
自古圣贤多落寞，是真名士自风流。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多愁善感。早在一千多年前，颜真卿就为书法家做出表率。公元765年，关中大旱，江南又遭水患，粮食歉收。按说已官拜刑部尚书，知省事，又封鲁郡公的颜真卿（其官职比现今省部级高官还要高些），应无衣食之虞，只要他宽宽手，或是写上几幅字，悬于街市，就有会有大把银两进账。然而，偏偏颜家也闹了饥荒，颜真卿只好求助于自己的下属。这样一来，才有了书法名篇《乞米帖》：“举家食粥已数月，今又告罄竭”，故尔，求告于同事李太保，求其“惠及少米，实济艰勤”。颜真卿很是自惭，并将其“艰勤”，归咎于自己“拙于生事”。好一个“拙于生事”，这不正是颜真卿的高尚所在么！字如其人。作家黄裳观此帖后，说：“予观鲁公‘乞米帖’，知其不以贫贱为愧，故能守道，虽犯难不可屈。刚正之气，发于诚心，与其字体无异也。”（《溪山集》）此之前，米芾曾大赞此帖，也旨在褒奖一种气骨精神：“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
时过境迁，今天的书法家绝然不会再有衣食之忧。然而，颜真卿的气骨精神，仍对今天的书法家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清醒一些，不至于在市场面前乱了阵脚，从而失却我们当初拥抱书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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