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艺术区而言，已经与前卫艺术聚集地的原有含义千差万别，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即在于艺术区的原生态性质与商业产业化之路，包括798、宋庄、莫干山、红专厂在内的各地艺术区都无法摆脱外在因素的加入。
798艺术区
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艺术家的身份经历了从极其窘困的“文化盲流”到风光无限的思想精英，再到如今资本时代艺术产业链上的第一生产者的转变，而伴随着他们命运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同样经历了三十年的角色转换；798作为典型的艺术聚集区的品牌效应所带来的商业利 益不断膨胀，由此形成的纷争和矛盾不断，首先是07年798艺术区物业向798创始人之一黄锐发出驱逐令；之前798内的3818库多家画廊集体抗议租金上涨事件并搬离；今年11月，798艺术区的另一位创始人徐勇遭遇租金大幅上涨而被封门驱逐；同样在今年10月作为上海田子坊艺术区的创始人之一尔冬强因 无法承受租金之重被迫离开呆了12年的田子坊，而更多艺术区在当下节点中同样都面临着未知的未来。
回溯原生态的艺术群落
回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画家村，栗宪庭回忆90年代的艺术村形成时介绍：“90年代初，中国的流浪艺术家，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成 帮结伙地居住下来，被称为圆明园画家村。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人满为患，热闹非凡，同时也屡遭警察的驱赶和抓捕。所以另一拨艺术家，自1993年的下半年，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面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在离这个豪华酒店东面的一公里处，就是没有开发的农村，那里有成片成片的破房子，新聚集起来的艺术家就租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这里和圆明园，一东一西，所以这里的艺术家喜欢把这里叫做‘东村’，再者也和纽约的东村有一比，至少在艺术的圈子里，这里也是前卫艺术的发生地。”
从艺术家身份转向批评家身份的杨卫经历了从圆明园到宋庄的变化，他在接受**艺术网采访时谈到以前的艺术区和如今的艺术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像圆明园、东村都是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源于他们都是社会边缘的人，在当时艺术家是非常边缘的，甚至是等同于流浪汉差不多，完全进入不了主流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平常说是自我边缘、自我流放，我们是不愿意苟同当时大一统的社会，我们寻找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寻找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那个时候就构成 了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尤其是职业艺术家构成了对整个时代的张力，他是一种冲突型的，他选择独立必须要跳出当时的社会，游离于当时的制度。”
圆明园画家村催生了方立钧“光头”和岳敏君“大笑”的雏形，成为玩世现实主义的发祥地，越来越多的流浪画家纷至沓来，在90年代初期社会背景下关于前卫艺 术的消息散播很快，于是圆明园逐渐成为一个热血青年聚集地，也成为前卫的文化象征；据当时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介绍，1995年时村子里艺术家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四百人，虽然没有人统计过具体的数字，但是当时村子里每家村民都有艺术家房客，甚至有的房东干脆自己搬走，将房子全部租给艺术家，圆明园被艺术家们打造 成了一个自由与艺术的圣地。
而东村则是行为艺术家的聚集区，1995年来自北京“东村”的自由艺术家们包括苍鑫、马六明、张洹、左小祖咒、朱冥等11人联袂创作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摄影史 上更留有浓重的一笔。1993年的另一个事件让东村名声大噪，那就是英国知名当代艺术小组吉尔伯特与乔治在北京的个展之后参观圆明园和东村，栗宪庭回忆当时马六明现场做了即兴的行为表演《与吉尔伯特和乔治对话》，使吉尔伯特和乔治以及在场的东村艺术家为之感动，也为此后东村的行为艺术强调“身体表现力”的 语言方式开了先河。
但在90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自由和热闹处处充满了危机，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邹建平形容当时的圆明园艺术家们：“一群落魄的艺术 家，穷的叮当响，聚在一起有聚众闹事之嫌，艺术家们存在方式是半地下活动。在郊区，披头士和秃头，摇滚乐和裸体，着实让郊区的乡邻感到忐忑不安。”于是 1995年，艺术家们开始被驱逐出画家村，圆明园就这样消失在它的鼎盛时期，还有艺术家至今还保留了警察驱逐艺术家的影像片段。
当然东村最终也与圆明园一起不复存在，这就是最初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聚集区的历史， 自发形成然后消失，与商业社会距离很远。2009年，由海淀官方发起的“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展”试图为已经逝去的中国最早艺术区“正名”，这让一路走来的艺术家们感慨万千，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圆明园自发形成，到1995年画家们被迫解散流落到宋庄，当文化艺术也成为“座上宾”时，海淀政府又频频向艺术家抛出橄榄枝，只是十五年后迟来的展览已经挽回不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当代艺术东南飞”的状态已成定局，艺术区从自发形成到人为打造，商业在此成为了操盘手。
草场地艺术区
当下被商业同化的命运
或许今天的艺术区已经不再像早期艺术群落一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取缔，但却只有两条路可走，能够推动商业发展的，被商业同化；不能带来商业利益的，只有消失。艺术区在未来，只有这样被瓜分的命运。
就目前的艺术区而言，杨卫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最主要的就是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加入进来，比如有好多艺术区都是打造出来的；第二，艺术区已经不是从社会中游走出来，而是跟社会保持某种合作或者是默契、融洽的关系，艺术区现在都是被打造出来的。”
正是由于圆明园和东村的消失，才造就了今天的宋庄，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发迹，也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落魄，宋庄在度过了近十年的风光之后，如今的身份有点尴尬。2009年，已隐居多年的栗宪庭亲自出马担任宋庄艺术节的总召集人，以“群落！群落！”为主题召集了国内外十四个艺术区会师宋庄，他希望看到艺术家群落从早期的流浪状态转向落地生根，这似乎是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推手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希冀；只是看似已经扎根于社会中的艺术区和艺术群落，在资本时代之 下遇到商业和经济利益之时依然显得动荡飘摇。
艺术的名义让宋庄开始变得不同，地价上涨、不少知名艺术家的离去以及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官司等各种问题不断，尤其是艺术区体制复杂化，艺术家与村民之间、 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收入差异带来的贫富差异，基础设施与保障的不完全等问题突出，从宋庄的目前来看官方介入让宋庄已经从一个原生态的艺术区慢慢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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