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平：八十年代贵阳画家印象

　　散落的时光——八十年代贵阳画家印象

　　唐亚平

　　【生活——不是目的，不是手段，是权利，是伸展。“生活我认识你，我接受你，我用盾牌的鸣响向你致敬。”】
　　——摘自邝阳《艺术小辞典》

　　1978年十月，有一群贵州诗人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诗歌启蒙运动，他们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自己的诗歌和诗歌见解，他们的油印刊物《启蒙》在全国各大院校学生手中传阅、传抄。

　　1979年八月，有一群贵州的画家在北京西单街头举办了贵阳五青年画展，这次画展的绘画作品有110幅。他们的油印刊物《艺术小辞典——非标准的探索》也在全国各大院校学生中传阅、传抄。

　　这两个艺术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时我在大学里就知道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也传抄过他们的诗和《艺术小辞典》，多年后我见到邝阳还翻出一个蓝色的硬抄本给他看。

　　1983年７月，我大学毕业，自愿申请到贵州，那些年大学生还比较俏市，愿意到贵州工作的人并不多。我到贵阳如鱼得水，贵阳的诗人们热情厚道地接纳了我，那时我二十来岁，游手好闲，精力充沛，有很多时间和他们一起厮混，我很快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七月的某一天，老伍带我去尹光中家。他家在市中心喷水池的龙井巷，是一条很深的巷子，两边的青砖墙长着青苔，平时很清静，走在巷子里感觉特别自在，家的另一头是一些小馆子和菜场，人来人往很方便，记得很多次，都是有人陆陆续续来他家，菊芳嫂子和孩子们便陆陆续续去菜场买菜，打水豆腐、买卤菜。尹光中家人气旺，家里有四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才几岁。尹光中在家里，很少有坐下来的时候，忙着画画，忙着接待各方来客。菊芳嫂子大多数时间在厨房里转，女主人更多的时候是厨娘，但是她让人感到亲切随和，到他们家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比在自己家还随便，尹光中自己就在家里随便吐痰，孩子们像猫一样随便地窜来窜去，客人可以随便坐在他们家的床上，一片混乱中，尹光中通常成为大家的中心。记得有一天，一下来了七八个人，菊芳嫂子对我说，晚上吃回锅肉炒豆豉，到晚饭时，端上桌的却是蒜苗炒豆豉，菊芳嫂子笑着对我说，她刚把肉切好，去拿豆豉，转过身看四个孩子已把那来不及回锅的肉片吃光了。冬天的聚会多一些，贵阳人每家都烧铁炉子，大家围着炉子坐，炉子上烧一壶水，放一个搪瓷的大茶缸，谁渴了谁端起喝，有时菊芳嫂子会切几片糍粑或黄粑烤在炉子上，谁饿了谁拿起吃。那些聚会中有时是尹光中把自己的画从床脚下拿出来给大家看，但一般不给人多看几眼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是听他自己谈画的构思及他想表达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看他给不同的人讲解他的画：

　　油画《长城》：长城蜿蜒地从遥远的群山间爬来，近景，高大的墙垣中坐着被长城本身捆绑着的裸体男女，男的全身变成了化石，女的上半身肉体正在衍变为化石。他们的四周、逶迤的长城和山脉上全是骷髅，张着大嘴的骷髅……

　　油画《大地母亲渴了》：吊在绞刑架和树上的女人体、血滴、龟裂的土地……

　　油画《渴》：一片血泊中伸出两支手，女性的手已无力地下垂，男性的手向空中痉孪……

　　“我在画面上进手的部位打两个洞”，尹光中指着画说：“一根铁链从这两个洞中穿出来，然后用一把锁，象石斗一样地横锁在中间，两支手就捆在里面……”他站在画旁，长脸上骨颊高高突起，他说 “有一次到黔灵山去画写生，在上山的路边，有一株姿态很美的古树，苍劲的树身上有无数岁月的刻痕，树根紧紧抱住四周的岩石。不知是在哪个年月，一粒种子被抛在石缝里，它在石缝中生长起来，向下拚命吸吮着石缝里的水，向上抢着阳光，形成了独特的树姿。我每次经过这株树旁，都想，生命就是这样生长起来的……后来，有一天路过那里，又去看这株树，它被砍掉了！只留下一个树桩！又一年春天我路过那里，令我吃惊的是，树桩上又长出了新枝…我懂了，这就是生命……我画生命！”他语言生动、表情丰富、肢体夸张，很有感染力，唾沫星子飞溅。其实，尹光中画得最多的还是贵州的风景和身边的人，那时贵阳的大多数画家都是这样。很多时候一些青年画家把自己的作品拿来给大家看，听大家点评，那时候艺术家们都认真直接地发表意见，听的人也是认真的。

　　1984年4月的一天，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去尹光中家，嫂子说他和小曹一大早出去画画还没有回来，嫂子留我吃饭，刚端上碗，院子里就传来单车的声音，他们回来了，一人拿着一幅刚画的油画，小心放在木椅上，没洗手便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们一边吃一边还不时看着木椅上的两幅画。尹光中说：小曹你今天画得很顺手哈。曹说：今天还顺手。我看他们像掰了一天包谷的农民。小曹就是曹琼德，过去没太注意他，平时尹光中家的聚会他也常参加，常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总是面带微笑地听别人说。他是那群画家中穿着比较整洁和讲究的，微喇的牛仔裤，格子衬衣，牛仔西便装，尹光中家开饭时，他一般都是回家吃饭，说是他家在威清门，几分钟就到了。那天晚上人少，说了一会儿画，又谈到诗歌，我那时年青，很冲，有极强的表达欲，说起诗歌来有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没想到小曹也读了很多诗，还能背出来，比如聂鲁达的《二十四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后来小曹谈到博尔赫斯，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当时博尔赫斯是少数文学精英一谈到就肃然起敬的名字，一般人是搞不懂的，我当时读过一些博氏的诗和小说，现在看来只是盲目喜欢，小曹说起博尔赫斯的《交叉花园的小径》反倒没有肃然起敬的表情，像是说起他朋友的小说一样。吃完饭，我和小曹离开尹家，记得那天晚上有月亮，小曹说要送我回黄哥家，黄哥也是画家，我常在他家的阁楼借宿，在他家的小阁楼里写诗。小曹推着单车，我们走出龙井巷，走到紫林庵，又走到大西门，这一路都是小曹在说话，这让我很惊讶，后来这个小曹成了我丈夫。是我追他的，本来我想写一百首情诗追他的，没想到写了三十多首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后来我叫他曹哥哥，身边的朋友不管比他大还是比他小都叫他曹哥，后来我发现他满脸胳腮胡留着很好看，他就一直留着。后来才知道，他是某工厂的工人，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记得当初我去铁五局党校打结婚证明时，学校不给我开证明，校长找我谈话，还语重心长地说，小唐，你找的是什么人啊，穿个喇叭裤，头发比你还长，我们不放心啊！接下来他们还真去了曹哥单位搞社调，后来我们是以贵阳百花食品厂工人的身份在威清路办事处打的结婚证，当时朋友温佑铭是这个厂的厂长。我和曹哥的婚礼是瞿小松主持的，很简单：他让前来参加婚礼的先生们每人亲一下新娘子，女士们每人亲一下新郎官，这个人人参与、皆大欢喜的仪式至今还常被朋友们说起。

　　一天，曹哥带我去拜访董克俊老师一家，之前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董克俊有一次去大连出差带了几斤鱿鱼干回来，结果被邻居家的猫全部吃了，董老师担心猫被胀死，就去药店买了一瓶酵母片送给邻居。这让我对董老师感到特别的亲切。董老师住在北京路云岩村一幢两层高的红砖楼里，他们家有两间规整的房子，可能是这群画家中居住条件最好的，厨房是两家人合用，当时董老师为《雪峰寓言》画了一组木刻的插图，有趣味、有形式感，在全国有了很大影响，他正投入更大的激情创作另外一组版画。一进屋他们一家人都在，没客套就坐下来聊天，董重看上去十来岁的样子，他叫我唐姐，叫曹琼德叔叔，多年以后的今天，他叫我唐姨妈，叫曹琼德曹哥。吕姐做得一手好菜，逢年过节贵阳的画家们往往会吃转转饭，十几家轮下来，年也就过完了。

　　贵阳周围都是山，随便一走就进了一座山林子，贵阳的黔灵山就在城里，野山野水充满灵气，是贵阳人爱去的地方。这群人经常约着一起去爬山，到山上去画画，中午在林间草地上野餐，吃各家带去的食物，凉粉凉面凉白开、卤鸡卤鸭卤牛肉，感觉像过节一样，有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唱歌，一首接着一首地唱，从贵州山歌到俄罗斯歌曲，把会唱的歌全部唱完，有时还会提起双卡录音机在山上跳迪斯科。也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认识了蒲国昌老师一家，蒲老师很奇特，长相奇特，个性奇特，我第一次见他就是在跳迪斯科的时候，扭曲、夸张、狂放的姿态肆无忌惮，看上去很享受自己的舞蹈，其实蒲老师平时是一个特别敏感腼腆，特别细致周全的人，蒲老师的儿子蒲菱早年写诗，他和董重是表兄弟，董重后来也写诗，他俩常把自己的诗作抄在硬抄本上拿给我看，记得我是经常肯定他们的，但他们后来还是成了画家。也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认识了以帅气豪气著名的刘家三兄弟，大哥刘定一、二哥刘邦一、三哥刘建一，他们仪表堂堂，喝酒豪爽，传说刘邦一是贵阳油画圈的神童，出名早，技艺娴熟，充满灵气。那时我觉得贵阳的画家圈子就像贵州苗族的圈舞，圈子可大可小，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进出自由，画家们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英雄不问出处，野路子占绝大多数，即使像蒲国昌、田世信出自中央美院，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也在走各自的野路子。

　　【流派——小溪、江河、大海。由于思想的确定性，流派的出现是必要的。由于社会的变化性，流派的更替是自然的。由于世界的丰富性，流派的多样性是可喜的。】
　　——摘自邝阳《艺术小辞典》

　　八十年代的贵阳真的很好玩，那时，邝阳、瞿小松、曹力，马建平、刘建一、朱正琳有的在北京上学，有的已在北京工作，刘邦一在四川美院，范新林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寒暑假回贵阳，大家都会在一起吃转转饭，一起到山上玩，有时瞿小松带媳妇刘索拉，邝阳带媳妇张丽达回来，大家在百花湖边燃起篝火，整夜地唱歌，整夜地跳舞，玩的很疯狂。83年84年那阵子，正是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圈子里就经常有北京四川以及其他省市的的画家诗人作家们神出鬼没，高行健、顾城、马健、王川就是在贵阳认识的，那些年我的朋友翟永明（诗人）和孟湄（那时她正在翻译昆德拉的《小说与艺术》）也喜欢到贵州来玩，她们一来，曹哥就很兴奋，带我们把贵阳好玩的地方都走一遍，还陪我们去逛王家巷（相当于北京的秀水街），当时她们觉得王家巷的时装比北京、成都还时尚。没多久，永明姐来信，说是向我学习，也嫁了一个画画的，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高行健独自去了一趟黔东南，那是1984年的夏天，后来就有了他的《灵山》。那些年，贵州作家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全中国都有影响，李宽定的《良家妇女》拍成了电影，叶辛写出了《蹉跎岁月》，还有搞人才学的雷桢孝在贵阳办的杂志《信息世界》，他当时是中国展望出版社贵阳编辑部的负责人，弗洛伊德的《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就是出版人黄筑荣在贵阳编辑出版的，这是中国早些时候出版的弗洛伊德的书，也是曹哥装帧设计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当年还获得了中国出版协会的“金钥匙”奖。

　　1984年，我调到贵州电视台对外部，主要制作对外宣传的专题片，我当时就想拍身边的这群诗人和画家，曹哥建议我先拍画家，先拍尹光中，说是画家好拍，容易出效果，拍完画家练好手脚再去拍诗人，于是尹光中就成了我从事电视工作所拍的第一个人物，那时他刚完成一系列砂陶作品“华夏祖神”，正在为伊文斯的纪录片片《风》制作风神，《尹光中和他的砂陶雕塑》一片记录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过程，片中用了瞿小松的音乐《懵懂》，片子在贵州台中央台播出，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央台也随后到贵州来拍了《怪才尹光中》，尹光中一时成了名人。接下来拍《刻刀下的黑与白——记版画家董克俊》片子也在贵州台中央台播了，先是获得了省里的三等奖，接着在中央电视台获得了首届“星光杯”一等奖（据说这个奖是中国电视文艺政府奖）电视台的台长说，我们贵州电视台的三等奖拿到中央台去都得了一等奖，那时候的贵州就这么牛。记得拍田世信老师时，他的雕塑作品《苗女》在贵州文艺界正引起强烈的争议，一些贵州的苗族作家认为雕塑丑化了苗族女性，他们上书到中国美协，要求田老师道歉，那时贵州的美术圈子都感受到了某种压力，我在给田老师拍片子的那段时间里，看到他又瘦又黑，有些憔悴，但身上仍透出一股倔强和坚持，田老师有两个漂亮的女儿，李老师对女儿管教比较严格，有一次，听她在批评女儿算数才考了30几分，我都觉得气氛有点紧张，田老师嬉笑着过来解围，他说：30几分已经够好的了，我当年才考10几分呢。当时，他在做大作品，谭翤同、梁启超等人物雕塑，体积很大很沉重的样子，感觉悲壮，那时的田老师也给我一种悲壮感。后来我才听说那场关于《苗女》的争议结果是不了了之，田老师始终也没道歉。我在田老师家里还认识了他的学生王华祥、李革和陈真。

　　后来我一个接着一个地为贵阳的画家拍纪录片：方小石、蒲国昌、刘雍、陈白秋、刘万琪、马正荣、廖志惠、王平、张治华、陈启基、——一直拍到1989年4月，曹哥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遗憾的是曹哥的片子只拍了前期，那一年发生的事一件比一件令人震惊，我在家里被休息了三年，三年之后一切都变了，一个物质的时代到来了，那个追求精神自由、追求创作自由的时代变成了回忆。

　　我拍了这么多画家的片子，从没有向他们要过一幅画，原因很简单，自己的老公是画画的，知道不容易，我就特别怕别人要曹哥的画，将心比心。但现在想来，肠子都悔青了，有一天定一哥喝醉了对我说，哪天我们一起去方老（国画家方小石）家要幅扇面，说他的扇面画得太绝了，再不去，他的画就要成支票了。方先生七十岁的时候，我给他拍过一个片子，片名《古稀丹青》，他九十岁的那年，我去拍他，片名还是《古稀丹青》，去年他一百岁，我去他家，见他正在阳台上晒太阳，读《唐诗三百首》，我怀着崇敬之心纪录了这个情景，直到他旁若无人地打起盹来，这一次的片名仍然是《古稀丹青》，方先生的花鸟画境界高远，他要是住在北京、上海或广州，他的画或许会变成支票，但是，他住在贵阳，贵阳是一个没有一家画廊的省会城市，据说在全国独一无二，我觉得无论方先生多么高寿，他的画也不会变成支票，他的画就是他的画。

　　【线条——你在勾勒着什么？我在使无形的事物透明。】
　　——摘自旷阳《艺术小辞典》

　　1986年诗人杨练到贵州来采风，我为他在广电招待所订了房间，结果他几乎没去住，白天和我们一起到山上玩，晚上在搞文艺理论的张建建家谈一些裹绞的诗歌理论，那时张建建读了不少外国文艺理论，我们通常要谈到深夜，杨炼就在张建建的沙发上过夜。在贵阳市文联的院子里，住着董克俊、戴明贤、曹琼德、廖国松等艺术家，他们都喜欢栽培盆景，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花草，还养鱼养鸟，一天杨炼对我说，贵阳人真的有意思，他们生活得很正常，搞出来的作品却很不正常，北京人是反的，他们活得很不正常，作品又太正常。多年以后，我的朋友陈小波在贵阳小住几天，也很惊讶，说贵阳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友谊能保持几十年，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是很少见的。贵阳的画家大多是有家的，这个家不仅是有形的，也是身心的归宿，这群画家的妻子给我留下了亲切温暖的记忆，她们不疯不傻，不精不怪，不离不弃，从容地跟着丈夫过日子，穷日子好日子一样过，她们是妻子也是母亲，就像贵阳的山水。不像其它画家圈子里常见的女人们，用心于争芳斗艳、光彩夺目、超凡出众。

　　在我看来，贵阳的画家们没有哪个是端起的，大多很自在，他们在自己的绘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他们合而不同，像贵州高原上的山峦一样，以各自的形象坐落在那里，他们是一群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人。

　　201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