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材表达家具文化
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王世襄将“选材”也作为一种家具的“装饰手法”。古代硬木家具之所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采用坚硬致密、色泽优雅、花纹华美的珍贵木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明至前清这段时间内，出现了黄花梨、紫檀、铁力、榉木等多个品种。通过用材来表达家具文化的意义，不仅是传统家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与“以物言志”的古代文明特征一脉相承。
以黄花梨为例，在唐代的《本草拾遗》、明代的《格古要论》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大量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之后。在诸多史料中，这种木材被评价为“不静不喧、恰到好处、纹理或隐或现、生动多变”，深受明代文人学士的青睐和推崇，这种木材所制家具，被赋予了纯正质朴、简洁明快、线性流畅的艺术品性和审美感受，黄花梨家具至今也是“文人家具”的代名词。又以紫檀为例，这种木材多为紫黑色，其静穆沉古的色泽则是无与伦比的，经过精雕细刻之后，家具往往精妙绝伦，能迎合人们追求豪华富丽的心态，更受到权贵的喜爱。
不同种类的木材，不仅与特定的家具类型固定搭配，而且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家具文化特征，并反映出当时时代的文化背景。
形式反映时代风貌
除了用材，红木家具的形态、装饰风格以及种类，也随着当时社会的偏好与时代需要变化。与此同时，木工工艺在红木家具的兴盛时期也达到鼎盛水平。无论用料的粗细、尺度，线脚的方圆、曲直，还是榫卯的厚薄、松紧，都为后世的家具制作提供典范。
清代家具在康熙朝以前还保留着明式风格特点，到乾隆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从清式家具开始兴起之时，红木家具已经进入“大生产”时代。由于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社会生活风尚变化，再加上红木材料的充足，与“明式”迥然不同，清式家具用料粗大、形体厚重、线形强烈、结构繁复，在家具寓意上，也增添了诸多世俗的色彩，例如装饰华贵、讲究气派，许多家具的造型标新立异。清式家具注重实用功能，普遍在桌子上多安抽屉，立柜上多加搁板和抽屉，同时更注重陈设功能，注重摆设的统一性。家具的品种形式也更为完善，有“椅凳、桌案、床榻、柜架”，而到了清中期至近代，出现了太师椅、写字台等新的细分类别。
到了清晚期，清式家具强调大器型、装饰美的特点一发不可收拾，夸张的审美趣味使许多家具显得繁琐，过于局限于外面形式感的清式家具以“华而不实”画上句号。随着西方家具成为市民追求的新奇物品，硬木家具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一些西式的形态特征，例如出现在上海松江地区的“海派”家具，在种类上，出现了镜台、转椅等现代家具形态。
传 承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硬木家具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上世纪80年代，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系列书籍问世，带来了中国传统家具的收藏高峰，并促进了仿古家具行业的初步发展。2000年至2011年十年，仿古家具制造行业则蓬勃发展，可以说是红木家具行业的“黄金10年”。
红木行业发展迅速
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红木家具行业进入发展巅峰时期。整个行业才呈现出规模化、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出现了诸如福建仙游、浙江东阳、河北大城、广东新会、台山以及江苏苏州等传统家具生产的集散地。而在此之前，国内红木家具行业只有零散分布的几家作坊式家具制作工厂，并没有形成区域性的产业群。
对于当代古典家具设计和生产者，在创新之前，更多的是体会古人的智慧，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发扬。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家具需要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起居方式，但是在传统家具的基础上创新，榫卯结构和木作工艺不能被改掉，但设计、尺寸，甚至材质都可成为‘创新’的工具。例如沙发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高度下调了，以期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虽然创新是大势所趋，但在谈‘创新’之前，更多的任务是先将‘传承’做好做透，这才具备‘创新’的本钱。”
在继承基础上创新
古典硬木家具一路发展而来，一直不断对前朝吸收、继承，并随着时代变化、社会风尚而创新、变革，刚刚经过财富积累的古典家具行业，在量上恢复了曾经的繁荣，但是在创新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邓雪松表示，宏观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只是处于一个复兴阶段，而不是再兴阶段，复兴的含义更多的是继承。要重铸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需要的是历练。他说：“传统不能断，怎样既能得到经济增长又能弥补文化的缺失，毋庸置疑是需要沉淀和历练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冯静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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