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水墨画能不能当代化压根不能作为一个问题。就像外国人吃西餐我们吃中餐，几千年都这么吃下来的，可我们偏偏要讨论，该不该这样吃，还能不能这样吃，中餐符不符合当下中国人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老惦记着要否定自己呢，是不是太不自信了呢？还是有什么其它不可告人的原因？你什么时候听说欧洲人动不动开会广泛讨论油画能否当代化？如果他们一天到晚拿不定主意，犹犹豫豫，一副前途未卜的德性，我们中国的画家能像现在这样一窝蜂地去学人家吗？
一东西拿出来讨论无非是想得出来两个结果：一个是想修理一下看还能不能接着用；一个是想扔了。这么多年我们讨论的目的更倾向于哪一个呢？
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国文化劣根性我太清楚不过了：浮躁、投机取巧、怕事。你拿这三条去套，无不如此。为什么说浮躁呢，我们总是梦想着奇迹的出现，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太多努力，总想不劳而获，总想着天上会掉下点什么。何谓投机呢，因为我们老想着走捷径，老想着四两拨千斤，以这种小概率事件取胜，在中国大人小孩都知道诸葛亮的“草船借箭”“空城计”的故事，都认为诸葛亮聪明极了，可是有没有人想过，万一当年东风没借着怎么办，东吴几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万一那天司马懿不起疑心，带兵杀进城怎么办？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为什么不崇尚做有把握的事儿呢？何谓怕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勇气追求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应该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完善现有，探索新的，其实就是先继承，后发展。而且要继承好了再发展，理解透了再往下走，我们的艺术家有几个是这么做的？在西方的理念中所谓的科学文化就是积累和传递；在西方的理念中所谓的科学文化就是遵守规律；在西方的理念中所谓的科学文化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我们的水墨画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西方当代批评家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水墨画什么，全是我们自己撮的。
王静：谈到这里，我倒觉得应该谈谈知识分子这个话题。艺术家早已是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与艺术家的工作有关，不再是技术上的蓝领，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首先是思想家，艺术家将自己对社会的判断转换为视觉呈现的一刻，作品被广泛传播，艺术家的个体经验和知识结构就不再是个人的了，你怎么看？
朱伟：人生到死就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活着的时候积累知识利用知识，人一死这过程嘎嘣儿就结束了，知识带不走也留不下。事物本身就存在，人们发现它只是早晚的事，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事不是因为他发现才有，他一死就结束，只不过他发现得早点儿，没准别人这个时候也在研究，只不过比他晚，不方便嚷嚷。这个世界上离了谁都行，离了谁大家都过得好好的，没准过得更好，根本没有什么救世主。如果有，那也是几个大忽悠或者大恶棍。
王静：听起来有点悲观，作为一个艺术家，在今天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朱伟：我没事的时候坐炕上也想，我算个什么东西呢？不是官人也不是商人，不是工人也不是农人，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不是城管也不是摆摊的，我只是个画画儿的。按行政治安管理的分法，画画的算是搞艺术的，搞艺术的归文化口，算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肯定有知识，有知识的那么就算是知识分子。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一，知识分子不是读书多的人，读书多，那只是一个流动的书架子，也不是所谓掌握专业知识的人，那只能算是个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资深专业技术人员。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和原创能力。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们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观的反对者，批判所在的社会，反对现有的价值。我们现在其实连个知道分子都算不上，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连事情的真相都弄不清楚，怎么去批判？怎么能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去批判？！
王静：咱们转回来谈谈你的工作，你为什么开始“红旗”这个系列的创作？是否带有“政治性”的意味？它对你现阶段的创作而言意义是什么？
朱伟：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画了一批非常尖锐的水墨人物画，比如《北京故事》系列，《中国日记》系列，《新二刻拍案惊奇》系列，当时影响很大。我的水墨人物画个展比和我同龄的后八九那批画油画的集体展览还轰动。我在后来的报纸上看到，展览开幕式的时候至少有两次观众为了争相观看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不得不由工作人员出面做工作。当时由于刚从学校出来，刚开始要画些什么，再加上年轻气盛，和我玩儿的朋友都是做摇滚乐的，最次的也是个朋克。我当时画画的时候听的都是Beatles、滚石、崔健什么的，感觉千言万语想要画的太多，现在想想当时作品激情有余，但语言弱了点，什么都想往画面里放。有一张《新二刻拍案惊奇》落款的时候除了题了不少摇滚乐歌词还把呼机号给写上去了，现在觉得当时有点胡闹。打〇六年和万玉堂合约期满后画得很少，每年连大带小最多不超过十张。今年的计划就画两张，是给程昕东的古巴国家美术馆的当代艺术展画的。〇七年开始画了几张红旗系列，一共七张，用了一年半的时间，〇八年年底完活。画这一系列画儿本想找找“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感觉，可是一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布景道具马上就有政治化的意味。是画家不该这么画呢，还是观众已经被调教出看什么都自危的心理状态了呢？中国符号、图示已经被利用得差不多了，快到人见人烦的地步了，为什么会混到这个份儿上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浮躁、投机，一直把创作停留在表面上，深入不下去，也不想深入下去，四两拨千斤多好，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现在就是要干相反的事。
王静：你的工作方式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你的创作中还有让你意外的因素吗？如果有，你怎么在习惯性的工作和意外的元素之间找到平衡点？
朱伟：没什么意外。如果每天都琢磨同一件事，就不会有意外。就像你顶着风冒着雪吃了半斤包子，回家进屋坐炕上打了几个嗝，你会感到意外吗？
——刊载于《东方艺术◎大家》2009年10月上半月刊“对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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