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管理的紧急关头》是我在2011年7月参加“从柏林到中国：中德文化艺术管理论坛”上的演讲，当然这是一个结合最近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与国家管理之间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仍然存在着的各种老问题的举例，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行为艺术被禁止的潮白河事件，从拍卖行的假拍到文交会的混乱，范曾诉郭庆祥案的胜诉，这些问题分析涉及到国家艺术政策和艺术行政如何当代化，艺术表达如何自由，艺术市场如何管理及批评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因为是关于艺术管理的论坛，而且是结合艺术管理教学的实践活动，我的演讲等于也在说，我们的艺术管理教学与实践如何才能有学院精神，在问题丛生的当代艺术管理领域，管理学科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无疑是这个紧急关头时期需要首先讨论的。
新兴的艺术管理专业在不少的艺术学院校都有，而且艺术管理教育年会也每年一度地照常举办，但艺术管理学科却没有从学科上得到真正的认识，学科的三个层面，即理论层面(讨论艺术管理的正义和公正)、批评层面(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和应用层面(在已有的规定下工作)，在当下的艺术管理教学或者说在传递艺术管理专业的信息中只偏向于应用层面，而不反思目前的应用层面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的艺术管理还没有真正的现代性管理系统的时候。
艺术制度批评的重要性就是这样的状况下提出的，我们说艺术没有批评，而艺术制度的批评更是不受重视，目前，艺术制度批评在专业界还认为这不是艺术批评所要做的事，当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和聘请一些当代艺术家为院士之后，就有网上批判这个国家政府主导的当代艺术研究院及其院士名单，但资深的艺术批评家刘骁纯就写文章反对这种批评，他的理由很简单，批评家应该关心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而批评当代艺术院和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是多余的， 刘骁纯的《当代艺术不是农民造反》原文如下：
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成立，诤家蜂起，最不着边际者，当属“招安”之论，将当代艺术和农民造反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搅在一起，足见批评之粗糙。
当代艺术家是否富有，是否为官，是否进入学院画院，根本不是批评家该操心的事，为此而愤愤然，又见批评之粗糙。
边缘艺术挑战主流到被主流接纳，又有新的边缘艺术挑战主流又被主流接纳，如此循环往复，便构成了人类艺术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国文人画蒙于汉唐兴于宋元至清代而入继大统，西方艺术在印象主义以后后浪推前浪的艺术潮流，都是明证。之所以说这个过程与“招安”无关，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边缘向主流妥协而是主流向边缘开放。不从美术史常识入手而从水浒全传入手考察艺术现象，三见批评之粗糙。
批评的任务不是去阻止已经成功的边缘艺术进入主流，而是去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成败未定的边缘艺术。 刘骁纯的这种论点好像很像艺术批评家，而且还很符合批评家的身份，因为，批评家的职责确实是应该推动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像刘骁纯这样的艺术批评家，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初建立的艺术史的四大语系，把现成品纳入到新艺术语言中的论述，确实使他成为第一代当代艺术批评家中最有理论建构的批评家，但在当代艺术院的问题上，刘骁纯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轻视他人批评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的问题上，其实都证明了刘骁纯与最前沿的艺术批评无关，不管他是有意为备受争议的当代艺术研究院解脱，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认识事物的，都说明了他的批评系统严重老化而且不讲道理。对刘骁纯而言，艺术仍然是有关语言和风格之间的演变，即使是现成品也是在语言和风格的前提下被建构的，这种将艺术的语言和风格从社会中抽离出来，并独立进行阐释的方法也显然不符合艺术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不要说是现在，就是在将现成品称为艺术的时候，理论上就已经认为，艺术作品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作品本身，还包括它的体制和接受过程，1970年代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这本被称为当代艺术理论源头的代表著作，就是论述了这样一个艺术的非自足性，事实上，制度艺术史——这个也是我在四川美院和我的研究生正在从事的学术项目，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没有一件艺术作品是完全从真空中生产出来的，艺术总是生存于它的物品-话语-制度的多向运动的情境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艺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理由。刘骁纯所说的，批评家的工作就是要推动新艺术和新艺术家，但我要说，没有任何的新艺术和新艺术家在他起步的时候就完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决定，而不受其所在时候的艺术制度和以前的制度史所影响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每一种新艺术和出现新艺术家都与这种制度的背景发生关心，不管是有意识的主动选取还是无意识地潜移默化。关键在于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如何面对制度语境，才是这个艺术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评论艺术无不将艺术与其语境结合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样，艺术制度批评正是在这个现场中展开了它的理论建构，它既是针对艺术管理，也是针对艺术品背后的制度的，当然同时研究艺术品是如何生产和接受的。这就是我的立体式的艺术批评和教学，这是一种跨学科，也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
教学和实践中的艺术管理学科，时不时地会遇到两大天敌，一是当我们在讨论艺术管理上有哪些有违于政治哲学的“正义”原则时，总有一种论调说，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这种话对一个艺术管理领域的打工者来讲，情有可原，但作为艺术管理学科的建设者和教学者来，就是一个问题;二是，当我们在说艺术管理的一般原理的时候，时不时有人举出一二个与这个原理相左的例子来反驳这个原理，并认为这个现实中有这种情况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原理，他们把个别的，或者是有待于批判的个别的现象当作可行样板，这也违背了一门学科需要有对现象进行原理性反思的原则。总结到一点，有了这两大天敌，等于在说，艺术管理不需要批评，只需要照已有的方法去做，这种做法不是内心丧失怀疑主义诉求，至少是犬儒主义的。然后我们的艺术管理学科最多做做这样的事了，研究艺术政策的人变成了为官方行政权作圆通性解释，研究市场的人直接进入拍卖行参与假拍。这样的艺术管理系还不如称它为坑蒙拐骗系更准确些。
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刚刚开始，艺术机构没有非营利艺术机构规定性然后高唱美术馆时代的到来，跟着的当代艺术管理系统还没有方向，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哪里有利可图往哪里钻，像刘骁纯这样的批评家，包括一群这样的失声批评家，只看艺术作品，不涉及到制度，还声称这个不纳入到他们的批评视野，以示艺术批评是一个很自律的学科，但这种人，拿到今天来看，分明是在向当代艺术界作“处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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