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一些爱热闹的人，以至我常常走进某一个生活圈子。当他们面对政客、有钱的人、或者同样的一个小职员、司机、牙科医生，或者某个来历不明却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时，他们找不到体面的词语，往往会大声说：他是一个诗人。诗人在这里是一个让双方都不至于尴尬的称谓。
事实上，我很少在时下的报刊上发表过文字，没有出过集子，甚至列席一次地市级文联年会的经历也没有，有限的手稿都放在一个抽屉之中。但我用不着拒绝、解释，是不是一个诗人是用不着当真的。有时我的朋友们也纳闷，像我这样没有挪到一个位置，没有任何光荣和头衔，居然还能快乐的活着，有时似乎比他们还洒脱些，于是他们又作出十分有趣的结论，我不是一个诗人。他们看不到我的长头发，听不到我的胡言乱语，作为一个职员还过得去，有时候居然还说出个道道来，他们便认定我不是一个诗人，同时替我后悔：为何不干点别的，我们都可以帮你。他们不懂诗，从不读新诗，但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行业成功与不成功的活着，也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但我的确是个写诗的。诗歌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仅仅是一个人的隐秘生活。90年我在一本油印册子上写过一句话：热望在长辈们惊异的目光下迈出一步，然后给诗人重新定义。那年我20岁，刚写下《彼岸》的第一章《偷看自己》，之后大病一场，距我首次写诗的1986年已有四个年头。
就在那年，我第一次离开湘北的一个小村来到县城读书。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经过一棵樟树，一滴雨水神秘的降落在我的劣质光学镜片上，我突然跑进教室，生平头一回写下一些分行的句子，我感到惊讶和兴奋。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我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古城岳阳。从1994年拿到一本蓝色常住户口簿到2004年，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年。作为一家诗报的主编，一名机关科员，一个没有长头发的男人，一个普通女人的丈夫，一个令我心神宁静的女儿的父亲，一个常常让朋友把车开到家门口拉出去喝茶、洗脚且两不生厌的好兄弟，一个坚持年年回乡下陪老父亲吃年饭的好儿子，除了不定期逛逛书店，在沙发上翻开某一本书，读到激动处随手一拳打在老婆的手上腿上，让老婆产生一点警觉外，全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东西。
与诗搭界的事情极少，我曾经在某院校讲过写诗给我带来的好处有三个。第一次是去一家发廊理发，那个小女孩手拿诗刊看得入神，我吼了一句，大约是诗歌又不能当饭吃之类的话，那女孩很生气，丢下一句跟你们这种人不配谈诗的话。头发剪完了，我说我认识不少字，你的诗我一定能全部认得，她便开始了对我不屑的盘问：你认识张老师王老师吗，仿佛他们是诗的代言人。这种印象我记得很深刻，这是一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她的意思我知道，但我不能告诉她：诗歌是一种灾难，还远未结束。结果五块钱是坚决的免了。
第二回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有一个性情中的兄弟，收到一条精密编织的围巾后，无法找到一件合适的礼品作出回应，突然想到了诗，作为礼物，他认为诗是圣洁的。我告诉他到观音阁点一支啤酒外加二十个鸭掌，酒足饭饱之后，我掏出仅有的几根烟，在锡皮纸的背面写下了一首关于围巾的诗，算是交了差，又痛快地白吃了一顿。第三次是在长沙一间设于二十七楼的茶厅，我的朋友湛蓝雅兴来临，与我比诗。他坚持让我出题，我推不过，只好叫侍者拿来两张纸并以此为题。在这等时刻，我挥笔写下《两张纸》，“在第一张纸被狼叼走以前/我在草原写下/骏马让道路飞翔//在第二张纸失传以后/我在天空写下/阳光是唯一的归途”，算是出了一口粗气。
这纯粹是些偶然间发生的琐事，我没有其它为人所称道的事情。它们与诗界的大小事情无关，与流浪无关，与疯狂无关，与民间与学院无关，唯有一个沉默的抽屉。在小小的岳阳，我用不着为烟钱发愁，也因为认识不少头面人物、奇人异士而不被人看瘪，一切正常得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人问我，诗人是这样生活的吗？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依稀记得有些异样的事情。1988年我被学校勒令休学后，我的魂魄之中有一种断裂的声音，清晰得像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直到一个大雪封山的深夜，父亲徒步一百多里山路，从学校说情回家，当时已是晚上九十点了，我大约躺在床上为放弃去少林练功而懊丧不已。这时，一只宽大的手掌抚过我冰凉的前额，从此我知道那道暖流是我的桥，那裂痕不见了，并且帮我渡过种种危机与罹难。
1993年中秋那天我回家，借了朋友的摩托，一大早发动了3次，仍然不行，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但我还是发动了它。当我开至白鹤公墓时，大约离城15公里左右，突然传来一声尖唳的鸦叫，车子无端熄火，我确信有什么事将要发生，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家，带着一种特有的警惕。当我平安返回，接近某个十字路口时，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就在那一刹那，问题应验了。当我从车轮底下爬起来，狠狠揪了自己一把，感觉痛，我不敢相信还活着，但毕竟活了下来。
尤其是1997年的一个深夜，下着小雨，我下楼买烟回来，途经东风广场往六中去的那个十字路口。我沿西南方向斜着穿过街道，一辆黑色的小车像子弹一样从西向东飞来，嘎然停在我的右侧，我惊慌的双手摸在它满是雨水的挡风玻璃上，像是在抚摸一头温驯的绵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连写了3首诗，被一个朋友拿到报社后弄丢了，我有点震惊但并没有丝毫责怪朋友的粗心，我知道这中间一定有着某种缘由，说不准是这些诗代替我奔赴了某一场灾难，而我并不知情。
这段时期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个人在灯下编完了《海子诗全编》，我读到的时候已是1999年，差不多可以摸到下一个世纪涌动的脉搏了。由此我对西川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由此我明白1989年海子之后，有很多人挤上了那辆死亡的列车，这注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我一直觉得海子是要匆匆奔赴另一场约会，他要成为掌管闪电的神。
我流落民间，没有参预这些，十多年来一直走在另外一条道路上，在内心的黑暗之下，庸常地活着。我想获取一种更大的力量，不至于遭受处决，献出生命是光荣的，但我牢记着一种无言的嘱托，仿佛是你一定要活着，要完成使命！
我知道这样述说之时，一定会触犯某些人敏感脆弱的神经。我不在乎，是因为在某一天我从昏睡之中醒来。2004年的春天，我沿着那条死亡的轨道，只身来到了深圳，在这个渔村，我重新陷入孤独，一间小小的寓所成为另一个抽屉，我和我有限的诗行都置身其中，像爬过此地的蜘蛛，留下一根微小的丝，无意之中可触到它并不光滑的表皮。
我突然想有所交待，于是萌发了整理一本集子的念头，就是这本《出发》。有些事情是多次完成的。我原来的想法是要等到时光给我一个裁定，如果真的是听到了什么，且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我就打开抽屉，编出一本册子。如果这是一场误会，我应该把它永远放在抽屉之中，带向另一个世界。我写下这些，为的是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你，我的兄弟。
春天是一把多么好的扇子，当一阵凉风为我开启新的一刻，“我真想对世界说声谢谢”。
2005年4月6日夜不能寐
匆草于深圳梅林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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