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结构中的“西部文学”问题。认为新时期文学存在着多种意义转变，其中作家身份的代际转换和文学思潮的流变与西部文学密切相关。从“右派”作家的现代性启蒙到“知青”作家的浪漫追忆，再发展到先锋派的叙事革命，直至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生代”的个人写作；文学思潮从伤痕、反思、改革、文化寻根到新写实和先锋派。西部文学成名于伤痕和反思文学，贡献在改革文学和文化寻根，游离于新写实，彷徨于先锋派，出现逐渐边缘化的状态。
关键词：西部文学 新时期文学 文学思潮 作家身份
“西部文学”并不完全是一个独立而清晰的概念，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出现倡导和建设概念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80年代也出现过有关“西部诗歌”的讨论和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边疆文学》、《西南文学》刊物，《新疆文艺》还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试图扛起西部文学的旗帜，但由于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建设西部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也许由于近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西部文学概念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中国有着广阔的地理空间，因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文化和文学的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显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区域性、自然性和乡土性特征。从地域角度考察、厘定文学生成的文化地貌、语言风格，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时代，多从水土和风俗表达文化艺术之差别。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评论了各地民歌，认为王风“思而不惧”，豳风“乐而不淫”，魏风“大而婉、俭而易”。王充《论衡·率性》也记载有谚语：“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憨头”。不同的地理环境诞生有不同的民风、民俗和不同的艺术风格。从汉魏六朝到近世的刘师培、梁启超，则多从南北地域差异谈论文学。如北齐的颜之推有“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语。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顿。”之说①。唐代魏征也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②他们注意到了语言、风俗和艺术的地域性问题。近人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从语言声音的南北差异论及艺术风格的南北地域特性，梁启超也阐述了南北自然风貌对文学产生的不同影响，并提及社会环境和文学交流对文学南北差异的消解和融合，他认为：“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③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具体地说，可以划分为作家的地域性、作品的地域性和读者的地域性。
“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显然也是基于文学的地域性力量和审美价值，尤其是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重新检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本土问题”，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对话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寻求文学意义的生长点，创造多种可能性，成为当前文学研究和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应该说，西部文学是存在的，远的有唐代的“边塞诗”，50、60年代有西南、西北的“边疆诗”。如果时机成熟，可以编写一部“中国西部文学史”。我在这里使用的“西部文学”概念，主要是指具有西部生活和经验的作家所创作的西部故事和想像的西部情感。就新时期文学而言，西部文学参与了新时期的文学建设，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翼。从作家身份的代际转变和文学思潮的发展角度审视西部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动态起伏的关系过程。中国新时期文学先由归来的“右派”作家和回城的知青作家打开局面，并奠定了文学发展格局，有意思的是，他们因历史的原因而都有一个在边地乡村生活的经历，其中包括在西部边区的“改造”和“下乡”的经历，因此，他们创造了新时期文学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并在作品中描述了一个感伤与理性的文学“西部”世界，也为西部文学进入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便捷的通道。王蒙有20多年的新疆经历，他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买买提处长的轶事》和《歌神》就是这段生活经历的写照，《悠悠寸草心》、《蝴蝶》、《风筝飘带》、《布礼》和《海的梦》等也可看作西部文学的边缘性作品，但它们的美学意义主要还是非地域性的。张贤亮的《牧马人》、《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显示了西部文学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的实绩。张贤亮对小说创作的理性追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是其重要特点。喜爱抒情与神韵性作品的读者很难喜欢张贤亮，因为他太理性化，太爱把作品往“灵与肉”、“性与死亡”、“烦恼与智慧”上拉，甚至直接以哲学术语命名小说，如《唯物论者启示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灵与肉》在人的血缘关系与情感寄托之间展开理性的探索，小说探讨这样一个哲理性命题，劳动实践改造了人，实现了人的从肉到灵的升华。与《灵与肉》一样，《绿化树》也落脚到一个哲学命题——人的生命与精神欲求，通过劳动实践与精神自省而得以完成和实现。这近似于理性的乌托邦设计，从理性逻辑而言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但却有些脱离人的情感逻辑。张贤亮修改了反思文学的历史批判意识，而回到理性的乌托邦世界，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文学演绎。张贤亮的创作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某种转向，从历史反思到人性反思和自我反思。从历史的悲剧性表现到生命的主体追求，张扬着丰富的崇高美和悲壮力量。
最初发表在《红岩》杂志上的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它为西部文学争得了最高荣誉。在90年代还有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它以其汪洋恣肆的史诗性和沉雄的艺术风格震撼和征服了读者，陈忠实的《白鹿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父性权威——儒教的力量，并折射出中国社会改革艰难的悲剧历程；和阿来的《尘埃落定》，显示了汉藏边地的奇异风俗和诗意想像，它们都是“茅盾文学奖”的分享者。《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着眼于“文革”后期的农村生活和农民遭受的磨难，将笔触伸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表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给广大农民造成的心灵伤害和布下的生活阴影，同时也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逆境中生长起来的坚定生活信念和顽强抗争精神。
知青文学是伤痕和反思文学思潮中一个特殊种类。《新疆文艺》1979年共刊登了6篇知青题材小说，应该说是较早参与和表现知青文学的重要事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也是第一篇将自传体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引入知青题材小说写作的作品，也值得重视。叶辛是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很有个性的作家，他的成名作是《蹉跎岁月》，代表作是《孽债》。《蹉跎岁月》摒弃了单纯的暴露和哀惋，贯穿着激越、高昂的情感基调。小说以上海知识青年柯碧舟、杜见春在逆境中的追求、探索为主线，表现在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如何度过他们的“蹉跎岁月”。小说构思以“青春与爱情”为中心，潜在地受到了50年代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孽债》是作者回到上海的作品，但故事却是关于西部世界，它抛弃了《蹉跎岁月》中的浪漫激情，关注知识青年在返城后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困惑。《孽债》主要写上海知青回到上海后与云南西双版纳的孩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沿着知青的悲剧性主题思路进行了新的探索，从历史悲剧、社会悲剧挖掘出更深的心灵情感悲剧，从人性论角度探讨了知青的难以还清的感情债问题；二是表现了知青后代们的命运，他们是历史中特定的一代，或者说一种类别，父辈的情感纠葛，历史的悲剧最终落在了他们身上，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严重影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也许是对父辈的还债和救赎。《孽债》把知青问题放置在历史与现实、父辈与子代、城市与乡村的多重矛盾冲突之中去表现，独辟蹊径，显示了90年代后知青小说的路子。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充溢着强烈的精神内涵，是一首凝重的歌，旋律古朴热情，奔涌而豪迈。它成功地展现了一代青年的思索与追求，并在粗犷而雄浑的力量奔突中，表现了多层次的昂奋激情和执着的人生思考，富于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作品把主人公的不断追求与自然景观的描写结合起来，描写了北方河流的不同个性，黄河古朴执着，额尔齐斯河沉静含蓄，黑龙江庄严、勇敢，激荡着理想和激情。北方的河象征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象征着民族的精神个性，河品即人品。
邓贤在90年代初创作了《中国知青梦》，它质疑和批判了“青春无悔”主题，把现实主义的历史批判与强烈的激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它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也可说是西南边陲知青生活的叙述，它否定了知青小说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设置了一个严肃与荒唐、崇高与渺小、悲剧与喜剧、理性与疯狂、肉体与精神、神圣与世俗的怪诞世界。
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张贤亮以《男人的风格》谱写了一曲城市改革之歌，展示了在改革和爱情生活中的男子汉风格。而真正在1983年前后出现的改革文学思潮中受到赏赐的是贾平凹，从此，他所创作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天狗》、《黑氏》和《浮躁》等使他获得了文学声誉。他借助人性的善与恶、心灵的美与丑、人情的浓与淡表现社会改革与传统的矛盾，在艺术上既承续了传统艺术的风韵，又借鉴吸取了西方文学大师的精髓，如马尔克斯的魔幻象征和川端康成的细腻精致。更为可贵的是，他兼容异域但又毫无模仿痕迹，给人以自然天成之感。借助于人性的善与恶、心灵的美与丑、人情的浓与淡表现了变革与传统的丰富复杂性。贾平凹是小说写作的高手和多面手，其特点在于既承续了传统艺术的风韵，又借鉴吸取了西方文学大师的精髓，如马尔克斯的魔幻象征和川端康成的细腻精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兼容他们但又毫无模仿的痕迹，给人以自然生成的美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以两个支点建立起它的独创性，一是风土人情的地域性，二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与人性内涵。有了它们，贾平凹的创作走向踏实而厚重。小说《浮躁》对改革时期的人们缺乏目标感、无所适从的“浮躁”心态作了丰富而复杂的表现。社会改革既是社会历史的流动与变化，时代风云变幻，矛盾重重叠叠，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对它们的揭示与表现当然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印迹；同时，大河滔滔，浪花锦蔟如五彩缤纷，它的背后总潜存着鲜明而沉重的河床。社会心理与人的精神状态就可说是社会改革时期“河床”的表现。
贾平凹是一个有着探索精神和独立意识的西部作家，在以后的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中依然身手矫健，拥有自己的声音。90年代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和《高老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
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挽了一个大结，它具有某种转型的意义。相对于它以前的文学思潮而言，它具有更坚实理论主张、开阔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在向文学的“传统性”掘进中，呈现出深遂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艺术探索。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最早的潮汛可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1982年2月号上的理论宣言——《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由此也可见西部文学编辑和杂志的前瞻性。寻根文学也表现了一个文化的西部世界，并使西部文学的文化意义得到进一步的确立。阿城的祖籍是重庆，他的小说《棋王》也叙述的西部故事。主人公王一生个性不避俗，写他的两件事——“吃”和“下棋”，他有“恶”的吃相，精瘦的身子，“净是绿筋的瘦腿”，“弯过手臂，去挠后背，肋骨一根根动着”，下棋时，“抱了双膝，锁骨后陷下两个深窝，盯着油灯，时不时拍一下身上的蚊虫”，走路“衣裳晃来晃去，裤管儿前后荡着，像是没有屁股”。活灵活现的一副“棋呆子”相。在“棋”与“食”中，他追求“物化”与“自忘”的大境界，粗陋的棋和饮食，使王一生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棋王》的语言平淡而传神，力避藻饰，一切以传出特定氛围、写出人物的精髓为限，舍此之外一概汰除过多的语词。
1987年前后新时期文坛出现了“新写实小说”，与此几乎同时，还有“先锋派”文学。文学开始摆脱对外部现实世界的依赖，而进入到历史的虚构和内心的缅想，开始艺术形式的大胆实验；文学逐渐离开乡村和地域力量，而与都市和大众媒介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中国的西部世界再也不可能成为文学叙述的中心世界，文学的题材之于文学的审美意义逐渐淡化，文学刊物尤其是具有领头羊性质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批评也逐渐东移，已经被文学模式化的西部除地域和文化优势之外再也拿不出更吸引人的文学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西部文学作家出现了彷徨和游离，疏远于新时期文学主潮，并逐渐被边缘化。
当一批“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魅力”的小说——如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刘恒的《伏羲伏羲》风行于各大杂志之时，缺少都市经验的西部作家却显得有些迟钝和格格不入。如果说是新写实小说把西部文学抛弃掉了，还不如说是西部作家先天性缺陷的结果。如果把新时期文学分为前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话，那么，前新时期带有乡村情调，后新时期则多属于都市世界。
先锋小说又称新潮小说。它主要是指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具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新潮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余华等。先锋小说以其复杂的意义和文本的实验改变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主体性和现代性，而转向对文学本体性和后现代意义的关注。相对于新时期文学中其它思潮而言，先锋小说存在时间较长，意义相当驳杂。它把写作看成“不及物”的事，常常蜷缩于个人的梦呓与感觉之中，游戏于语言的聒噪与自足，从残雪对个人梦呓的追逐，到马原设置的叙述圈套，从格非的形式迷局到孙甘露的语言神话，先锋小说依仗于作家的感性欲望生长出不同的个人风格。
西部作家中的海男、翟永明等参与了先锋派中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海男以小说《蝴蝶》恶作剧似的解构了人间的理性秩序，她们与疯子、老人和蝴蝶结成话语同盟，制造混乱，反叛崇高。它用女人的身体来感觉和幻想这个世界，蝴蝶就成了女人的化身。
如果从作家身份和年龄层次上划分，活跃于新时期文坛上主要有四代作家，一是在50年代中国遭受过政治灾难而沦落到社会底层，70年代末又重新获得新生的“右派”作家，二是在60、70年代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三是60年代出生的先锋派作家群，四是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前两类作家因拥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热情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特色，在审美意识上追求崇高和悲剧美。而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则被称为是“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④，他们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历史经验，逃脱了饿饭，躲过了上山下乡和其他政治运动，只赶上了文革，又因其年幼不谙世事而仅仅作了一次旁观者。也使他们生长了另一类本领：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先锋作家大都喜欢描写自我的体验和想象的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偏爱和抚摸超越了对外在的欲求。
由于西部地理位置的偏僻，作家思维的闭塞，文学杂志的自由散漫，文学人才成长的缓慢，西部文学越来越脱离于新时期文学整体格局，尽管每年都出现有成绩不斐的文学创作，有在各地区和文学机关内部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家，并在一些报纸上也零星出现过，更多是被文学机关组织起来的文学批评，但已构不成文学思潮的整体力量，无法产生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部作家和批评家一直缺乏建设西部文学的自觉意识，西北、西南和西藏各自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大都是各自为阵，难以实现相互照应和影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与批评、文学编辑与杂志，乃至文学教育与文学史的写作，都没有一个文学的西部话语和声音。第二，西部文学和作家并没有完全领悟和揣摩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时代脉搏，也就是对现代性的渴望、呼吁和焦虑。第三，西部文学缺乏对西方异域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艺术形式的接纳和转化。第四，西部作家和文学在思想上缺乏大境界，精神上缺乏独立性，艺术上缺乏创新精神和文学史经典意识。第五，如果从作家代际看，西部文学缺乏一批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批评家群体，乃至在90年代以后，西部文学的影响逐渐减弱。
* 王本朝（1965——），男，重庆市梁平县人，现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百子全书》第6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隋书》第6册，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
③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1941年，第86页。
④ 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文学评论》199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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