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
跟徐江认识有三年了，但一直没有见过面。有一年我去杂志社看他，他去北京出差了。电话倒是通了很多次，感觉徐江的声音非常好听，应该去做播音员。徐江属羊，长我两岁，直到这次约他采访，才见到了徐江。他家住在天津的华苑住宅区。到了华苑，我给徐江打电话，他让我站在超市的门前别动，他来接我。徐江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时，他戴眼镜，穿红色T恤、牛仔裤，手里夹着一支烟卷儿。
到他家住的那幢楼，大约要走十分钟。我说他应该骑辆自行车来接我。他说没关系。徐江的家住在一楼，装修得很漂亮也很干净。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小间是卧室，大间是徐江的书房。书房的三面墙壁是书架，摆满了各类书籍和资料。书籍很杂，新旧不一，版本不同，颜色各异。还有的贴着图书馆的标签。书架的上面立着一把吉它，靠门的书架上挂着一支小喇叭。是在足球场看球时，球迷吹的那种小喇叭。
靠阳台门的地方，摆着电脑和电脑桌子。电脑桌子旁边，立着一个旧式的办公立柜。徐江告诉我，这个旧木柜子是花30块钱买的，挺能盛资料的。我最喜欢书房里摆着的一把摇椅，可躺可坐，舒服极了。我翻看着徐江的像册，觉得还是他年轻的时候清秀些，现在他有点胖。
言谈中，徐江的语言很犀利，思维很敏捷，说话爱打手势。烟吸得很勤。录音采访之前，徐江给了我一些他的个人资料。有他的一本个人诗集《我斜视》、《十作家批判书》，还有他的一个小长篇《苹果姑娘》。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本大开本的诗歌作品集《葵》。这是一本民间诗歌刊物，是徐江和他的朋友们自费办的。刊物的封面很素，左上角那个宋体“葵”字很大，它的后面是“诗歌作品集”几个字。这些字的下面，印着“2000/2001赛季”。看上去很有个性。卷首语是徐江写的一篇“远攀入云层里的喜玛拉雅……”。翻看目录，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伊沙、侯马、秦巴子等等。
去徐江家采访他之前，我上网找了他的一些个人资料。有伊沙写的《你该认识徐江》，一个网友给徐江起了一个外号，叫“快刀老五”。
牛：你们这本诗歌作品集为什么叫《葵》呢？
徐：91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天津教书。跟天津和各地的几个写诗歌的朋友，编了这本刊物，每年每人出一点钱来编。起名字的时候，一个人想出来叫《向日葵》。因为金斯堡有一首诗，提到了向日葵，我觉得太啰唆，就叫《葵》了。当时诗歌在文学刊物发表的途径不多，大家自己编一个留着彼此交流用吧。编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当初我23岁，今年34岁。先一个人交一百元钱，现在要交四、五百元钱，当然我交的再多些。印刷费越来越贵，纸张越来越贵、作者越来越多。可并不是每个诗人都有经济条件出钱。
牛：这十年下来成绩怎么样？感受一定不少吧？
徐：你说《葵》？感受很多，但编这个影响不了大的方面。相对于目前文学恶劣的状况，我能做的只是把一些好的诗歌刊登出来，仅此而已。这么多年，以一个在场者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所有好的现代诗，全是在没有被发表机会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而且现在发表的所谓佳作，其实往往是七、八年前那批作者的佳作。当下，好的诗歌仍然发表不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大正式出版物的文学编辑的智商下降了（比1949年前），许多人不具备做文学编辑的能力，不懂文学。对他们而言只是个工作，他们对文学无热情。但却掌握了评判作品的标准，这太可怕了。那么，是谁容忍了那些编辑的存在？是谁默许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事业做丧心病狂式的败坏？这是一种罪恶。
牛：你的意思是，这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包括诗歌，并没有什么进步？
徐：从89年后期到现在，诗歌有进步，小说一般般，但整体文学编辑的水准是极其低下的。许多编辑是猪脑子，有些人试图以自己的低级趣味来影响整个读者的审美，想硬灌输给读者。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又讲经济。文学刊物越来越少，作者的园地也越来越小了。与此同时，全国99%的刊物发表的作品都是垃圾。诗歌圈里有个叫海子的诗人，这些年把他吹得不得了，说他是个天才。海子活着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吹捧他是天才？既然他是天才别人早干嘛去了？海子就是一个有特色的诗人。你刚才提到，今年又有人给诗人食指颁了一个奖，我认为这对郭路生本人有这个必要，毕竟他的个人生计都成问题了。是对一个老作家的补偿吧。但我觉得如果在82年或者83年的时候，把这个奖颁给食指，那太有必要了。15年前才是他最需要奖励的时候，当时食指的诗歌作品反映的正是以前的年代。而现在，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也就是文字尸体。现在许多人承认他的作品好，其实是崇拜文字尸体与传媒宣传人，而不是崇拜食指的精神了。原来的真理，现在早变成了常识。而诗人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头的，那些人这么晚才极不情愿地承认了他，应该给食指颁一个“人民文学忏悔奖”才对。
任何时代伟大的作品，不仅仅是诗歌，都应该反映现实身边存在的问题，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它背后隐藏的那种人类共性的话题。从文学的角度说，现在的许多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存在的。你说海岩的那个东西是文学吗？不就是大陆琼瑶吗？痞子蔡、安妮宝贝，她们不就是网络琼瑶吗？金庸不就是武打琼瑶吗？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牛：现在能出版书的作者越来越多了，从老人到小孩都可以出书。小说出了不少。
徐：要命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有没有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我这几年看到的好小说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吹捧王小波的小说，他的《黄金时代》我很喜欢，就这一本，后面两本全是垃圾。他最早比较朴实，他要写出好看的小说来，可后来他意识到他是一个作家了，是一个思想者了，就拿出一种俯瞰的高度。或者他要强调他所谓的那种人文思考。我曾经写过一个随笔，说王小波的文章里提到一个问题，他说要为年轻人负责。我个人以为，在当今社会，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想都不要那样想。因为任何人在今天如此恶劣的精神环境下，每个人身上毛病那么多的情况下，哪有资格为别人负责？你敢给别人指路吗？你敢说你指的路就是正确的吗？他为年轻人负责，不如说为自己负责。他说了很多有益的言论，我也喜欢看那些随笔，但并不是象外界吹捧的那样是天才，王小波活着的时候人们干嘛去了？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没人说他是天才，怎么死了全是天才了？死了是骨灰啊。
牛：你现在生活状态怎么样？有什么新书要出版吗？
徐：我现在靠稿酬生存。房子每个月供一千块钱贷款，没有问题。我对生活要求不高，够吃就行了。在《广州日报》、《北京青年周刊》等报刊开有专栏，年底也许还会有两本书出来，一本生活随笔，一本文化批判，都是从生活的感受出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文化圈的更显眼。足球圈和文艺圈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最光明的一面，你敢说他就敢登出来。文化界流行一个词汇叫“疼痛感”。我们的文学没有疼痛感？有的只是喊疼的人，有的只是卡通化的人。
若干年前有个叫张承志的小说家，把自己塑造成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他写过一篇《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文章，说这个时代诗人已经缺席了，不再对社会发言了。别的诗人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想发言的，但没有人登我的稿子。很简单，人家不喜欢我的言论，因为越是真实越是可怕。所以，张承志在那时喊出这句话，不是在呼唤人文精神，而是打着人文精神的牌子在沽名钓誉。
牛：我从网上看见一篇文章，说你是“逮谁灭谁”。
徐：什么叫逮谁灭谁？这种北京土话很讨厌，我为什么不灭鲁迅？我不但不灭鲁迅，还要大力为鲁迅捧臭脚。包括李敖。因为真才实学的东西是不怕人说的，有些人愤愤不平于被我骂？可他们不去想想为什么欠骂？不找找这个原因，现在你骂他们，他们都不清醒了。现在骂他们的恶劣行径，骂这些人生活中不对劲的地方，做事情不对劲的地方，只是把他们当成反面教材，骂给旁边的明白人和我自己听。我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折射点，他们的问题不仅是他们的问题，是群体性的问题。
牛：你觉得你在作秀吗？
徐：我非常想作秀，我举那些名人的例子来说明问题，这本身就有作秀的成分，我不回避这个话题。但作秀不重要，重要的是想问题。可现在人们有个错误观点，不去关注问题，而是看热闹、起哄。看热闹也不怕，看完之后多想几个为什么。但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说普遍都是猪脑子呢？艺术家没有想象力，有人稍微皱着眉头说句话，别人就说他太累了。相反社会倒认同象余秋雨呀、梁晓声呀、王家卫这些欺世盗名的东西。梁晓声成了道德的代言人，余秋雨是文化代言人，王家卫好象是艺术的一个标志。其实王家卫是个文学青年，他在把电影当做小说拍，尤其是《花样年华》。我很赞成朱文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任何一个电影导演，都是文学青年水准。我再加一句，甚至比文学青年水平还低，更没水平，包括张艺谋。李安就是个生意人，吴宇森是比李安更有创意的生意人。在满大街是猪脑子的中国作家里，高行健要算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高行健是否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他的小说是否代表了当代小说的水准？华语小说的水准？是否代表了当代世界小说的最高水准？要打一个大问号。至少他的小说不如王安忆和余华。你要说他代表了华语小说的中上水准，我没话说了。还有媒体，每个报刊都有专栏作家，都是满嘴胡话。现在流行痞子蔡、流行余杰、流行韩寒，流行花儿乐队。流行批“小资”。最早是个书商提出余杰是个思想家，最后竟成了所谓文化圈内的认可。真是滑稽，我们时代的大肥皂剧之一，就是书商竟成了思想家和思想的出品人。我不喜欢余杰是他把很多东西卡通化了。就象有个叫王家新的写诗的。而且，写诗的里面现在又出现了第二个“余杰”，叫沈浩波。
牛：你怎么看美女作家、当今文坛，还有自由撰稿人以及稿酬？
徐：先说稿酬，咱们国家的稿酬太低了。50年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大概不会出现一稿多投的现象，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操守多么高尚，，而是当时的稿酬够他们维持生活。60年代，当时的稿酬千字十几块钱到二十块钱，如果按现在的购买力来讲，就相当于200多块钱到300多块钱，最低200多块钱，是最低稿酬。可从来没有人给搞文字的人来算这笔账。搞翻译的人稿费就更低了，质量没法不低，稿费低。做媒体的老总们，常为作者的一稿多投伤脑筋，同时，给作者稿酬时，能开一百的还是开八十，甚至不给。如果对作者没有一个尊重，那作者也可以不尊重媒体。
中国现在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有许多会写字的生意人和市侩混混。你提的新生代作家、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也概莫能外。新生代作家作品不被大多数人熟悉，只是混个脸熟，但还算有一定的市场。可市场的认可度又有多少是源于作品本身，而不是媒体炒作？前面说了，我们现在很多文化命名是出版商的命名，不是写作本身的命名，更不是文学研究者命名的。也包括酷评，能说点真话就算你酷了，大家都没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大部分自由撰稿人都很敬业，也很艰难地生活着，但绝不包括那些剽窃者。现在的文坛的混乱，跟民国时期的文坛差不多，只是形态的表现不一样了。另外，学养却差好多。老一辈人还有平常心，年轻的因为稿费低了、机会少了，就个个如狼似虎。本来生态环境恶劣，心态再这样恶劣，怎么可能写出好东西来？
牛：你觉得你是一个思想者吗？
徐：不是，我只是一个说话者，嘴不好，喜欢褒贬人而已。只不过早年周围听这些话的都是我的同学和朋友，现在我把说话的场合搬到了文字上。我的诗歌则表达的是我在生存环境中感受的东西，我的思考。
牛：你的酷评和王朔的酷评区别在哪？
徐：没有可比性，他是名流的骂，他那才是酷评。他说别人时，先把自己的脑袋拍得血肉模糊，那多酷啊！我没有那个勇气，更不会先划自己一刀，然后对别人说我够狠吧，你行吗？王朔是个很优秀的作家，不能因为他的优秀，他的问题就变成了一朵花，丑闻变成了佳话，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在文化圈里我还算是个一般化的清醒者吧，没有达到思想的高度，我是站在我了解的方面对世界进行评判，从个人的角度说些事情。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我这个人很较劲，或者叫有精神洁癖，不过在今天，我看这种洁癖还是保留的好。
牛：你怎么看当今诗歌现状？
徐：诗歌好象不景气，这是国刊对诗歌的标准呈现出来的；另一个诗歌本身也有点问题。八十年代出现一个诗歌热，但那是畸形热。现在的诗歌不景气，是对照八十年代的诗歌热说的。但那时的中国文化还很贫瘠，好多人家里没有电视。诗歌热当时就是文学热。当时作家的身上，附带着今天歌手、球星的光环。后来电视和VCD涌进百姓家庭，赵本山、王志文出现了，贝克汉姆也出现了。人们不再追搞创作的人。很多热本质上只是追浮表。当年，阅读文学作品只是大家作为一个休闲方式体现，什么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之类的都是扯蛋，其意义和魅力又在哪里？作家们写出来的作品，没有发行量的就说自己严肃，有了发行量的就跟人家比销量，都属于土包子进城。而许多诗人回避了生活中真实的状态，因为每个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能跟文学息息相关。但他却写古希腊，一没去过希腊，二不懂希腊语，他就敢拿一堆人名吓呼你，昨天也许刚听来今天就用进去了。这是在败坏诗歌，故意在装神弄鬼。
牛：伊沙写的那篇《你该认识徐江》里，说当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徐：现在我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愤怒和烦恼。但现在有一点比过去更明晰：就是理想需要你不停地付出和争取。这些年我付出了时间、挣钱的一些小机遇，还有作为一个“善良”人的名声。但我很欣慰：我跟一些文坛的爬虫终于化友为敌；污浊的文化界终于有了我乌鸦一样的嗓音；现代诗有了“徐江诗歌”这么一路写法……
牛：你的写作经历是个怎样的过程？
徐：21岁那年，我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是平生第一篇。诗歌的名字叫《当代人》，很一般的东西。我这人随缘，当然，严格地说也是懒：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刻意去努力，该写什么就写什么，有好几个小说写不下去，就不硬写，什么时候能写下去再写。诗歌也是，有一首诗歌我想了三年，最后写出来了。大学毕业在天津教书时，伊沙在西安编《创世纪》，我最早给他写球评。后来就是在《文友》和我编的《八小时以外》写批评性的文章。所以，我很感激伊沙给了我一个过嘴瘾的地方。我大学时不会写诗，大二那年才开始写，后来算是我们那批人里写得最好的之一。在写作上能超越自我，今天比昨天写得好，一天比一天明白就行了。
牛：谈谈你的生活经历，也是个苦孩子吧？
徐：我很小的时候跟母亲住在外婆家，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没有分过一平米的房子，我们娘俩都没有房子住。跟外婆住的房子，还是当年我姨分的房子。为了这个，全家几代人闹了太多的不愉快。住房的痛苦困扰了我十年，从大学毕业到1999年底，我这些书在各种各样的纸箱里呆了十年才见天日。当年去外地工作，我都要带上十几箱子的书，没有了书籍好象没有了依托，现在再出去，已经不需要这样靠书籍来支持对世界的面对能力了。世界不都存在书籍里面，只是一部分，就跟我的写作一样。
牛：你相信爱情吗？
徐：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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