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者以传说之法塑造的一种贪吃婪喝的巨兽；又铸造于铜器的边缘上，曰饕餮纹，有警示意义，目的在于提醒人约吃束喝。饕餮是因需产生的，人们既需要它无约无束的放纵，又需要它循回渐进的克制，通过“二元对立”的“度”的把握产生第三个世界，通过二元对立论不断分裂整饬的无所不在的、推陈出新的、吐故纳新的艺术观念，它暗喻着进退维谷的综合矛盾。借这个矛盾，我写过一首近千行的长诗：《建设饕餮》，暗喻在社会变革中，我诗歌发生发展的伦理方向以及变化出新的结果，阐述三个诗学观点：存在与虚无、继承与批判、毁灭与创新，这些二元对立的内核依靠饕餮来装载和表现。
每个人都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节奏里形成了朴素又普通的生活动机和思想动机，诗人由于受“探幽入微”或“无微不至”的顽症影响，鬼使神差地进入一种心手双畅物我两忘的境界，使他渐渐偏离了大众动机的范畴，进入了无动机的写作境界。所谓的无动机境界，就是有别于实业家建筑家脚踏实地地使一个实体或一座城市在人们的眼里拔地而起的境界。两个境界，一个是可视性的“存在”，另一个是非可视性的“虚无”。人们在实业家建筑家建设的社会里以衣食住行的动机“存在”着，而诗人由于他基因里固有的特异之维所致，往往越过了衣食住行的普通动机，在沉思、怀疑、反诘、理想、想象、冥想、梦境、幻觉和错觉中构建的社会形态以非可视性的“虚无”存在着。在“存在”与“虚无”之间，诗人必须先是一个可视社会的“存在”者，而后才能是另一个非可视性社会的“虚无”者，使“存在”与“虚无”统筹兼顾地依靠“诗”的联系活下来：无动机其实是另一种动机；“存在”存在着，并不意味着“虚无”的不存在，它恰是可视性“存在”中的存在，就像“虚无”并不全是非可视性的“存在”一样，“虚无”也是可视性“存在”中的存在。“存在与虚无”的意义是指诗人的社会上的生存状态以及诗人和诗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诗人以诗的生活哲理活下来，诗人将社会上的事物变化和运动以诗来表现，诗人隐身在诗品中。诗是艺术之塔尖，诗是文学之精魂，极少数诗人的艰苦劳动才能担负这样的形式(塔尖)和内容(精魂)。由于诗的深奥和深遂抑或玄妙和玄解的本身特性所致，诗失去了普遍的公众性社会性和阅读性，这种由于诗内部造成的失利是可以忍受的，而外部原因造成的失利，令人费解；内外两种使诗失利的原因杂揉在一团，使人难以辨别造成诗失利的最直接原因。诗在中国没有形成一种由内部力量所固若金汤的建筑，任何一种中外流派于中国的引进和发生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好像特别反对诗人以诗之维贯通哲学在这个社会上的高屋建瓴，《理想国》、《乌托邦》、《新大西岛》和《太阳城》不是拔地而起吗?那是在西方而非东方。诗的独立精神和魅力还没有辐射出来，众多的为诗而立的奖项不是靠诗本身的力量夺取，而是以家族势力、纽带关系和商业炒作；个别的刊物还以诗道恪守，维系着诗的脆弱生态，发表诗作的情形如同大漠之中的零点绿洲，随时都有成为“荒原”的可能，多数刊物视诗为“异教徒”而我行我素地改成了综合类刊物，大有解脱“替罪羊”的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直面金钱而去，美名其曰为面向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在高度文明的“后工业”社会里，科学在日益阐明事物内部规律的同时，一些为阐明科学规律而立说论证的实验工具和技术，在为科学尽忠孝义之后，以善良的心意被推广到了大众社会，成为人们从事经贸活动的得力帮手；一部分人以相同的经贸公式，以高密度的金钱打造“球星”、“歌星”和“剧星”，刺激了文化，令文化以消费的功能自娱于大众社会，终饱私囊的诸星在金钱的浸淫里成为“消费文化”出售的商品，文化丧失了真善美，从道德的高台上跌落下来；缺乏明辨能力的大众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理由，随波逐流，失去了“自我”的纯洁和崇高，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娱文化为中心的消费广场。作为诗人的另一类文化工作者，处境尴尬，一部分诗人，束手无策，严重失语，搁笔入流；一部分不甘沉沦的诗人，以半失语状面对社会奋力抗争，或以嫉俗愤世而歌哭笑骂，或以眼高手低而顾影自伶，或以昨日黄花而论证潮流，或以江郎才尽而居傲不下，或以假情伪意而娇揉造作，或以游戏文墨而标榜前卫……种种形情，完全没有从诗的内部因素出发，而停在诗的外部形式上，妄图以形式之变而应复杂多义的社会和格调万象的人生，写出来的诗作显出荒凉、阴冷、刁酸、倦怠、沮丧、娇逸、虚弱，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生活，伪饰了健康人生、逃逸了历史使命、削弱了时代潮流、冥化了诗歌精神，成为名符其实的“垮掉的一代”；还有一部分诗人以“生活的真相”对待生活，以诗人的浪漫胸襟对客观世界容纳和装载，通过一个能“消化橡皮、煤、铀，和众多的月亮和诗”的客观主观世界，向新构成的第三个世界输送营养，调理生存状态，破坏旧的思维框架，以新的生活哲理迎接挑战。艰涩的哲理从诗人思想内部诞生，在诗人外部显出恍惚或迷茫的神情，这都是内部思想运动时在诗人生理上的表象，白日梦和错觉是职业病或者是寄生虫，合情合理，但它不是诗人的精神和心理的实象，这些由于沉思而导致的生理表象，在但丁、莎士比亚、叶芝、普希金、尼采、凡高、毕加索、马尔克斯和艾略特身上都能见到，关键性问题在于他们的心理实象属于上述那第三个世界里的问题，就是终身都在越跃或终身都难以越跃的问题：继承与批判。他们都超越了，于是开了一代先河，成新思潮的滥觞。没有经过的便永远地沉睡在了历史的寂寞里，为他的思想打了休止符号。
继承与批判是在第三个世界里的诗人利用哲学的手术刀从传统和历史身上打开的一条活路。这是一个先验的、理性不能解决的、意志不能转移的要塞。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意”是线性连续的，而诗的成果却是非线性的显示。比如说《诗经》并不是所编年代的“诗意”所在，而可能是先于编撰年代三两千年的“诗意”；唐诗，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高峰，而是基于秦汉晋魏的“诗意”垒结成巅；四大名著也不例外，它是社会变革中转变了形式的诗意的居住地。如果我们仅看到《诗经》，唐诗、四大名著的本身而不追踪到它的生活基地和时代背景里去，我们就偏离了它发生发展的龙脉，失去了对传统的准确性把握，也就无实以继承的纯粹。中国古代诗人横看成岭竖瞧成峰，真正独领峰巅之高的诗人而非李杜白，是苏东坡，他雄视秦汉唐宋，驰骋于云波诡谲的文化圹野，背断元明清三朝之崖，赤壁怀古，乘大江东去之势，随千里共婵娟之愿，他崇高的文化人格，使后人望崖兴叹，废书而慕；《沁园春·雪》的作者也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诗人，他的文韬武略、个人抱负和精神气象尽在像“井田”一样的有限格律中，发射出无限的光芒。在上一个世纪的一百年里，刚刚以古典诗词为根基以欧美诗歌为枝叶中国新诗的命运伴着众多的国内外战争起起伏伏，新诗成为与硬兵器并列的软武器，这一时期的新诗虽然有社会生活和健康的人生依托，但大多数诗由于理性与感性的失调，情感过剩，手法平庸，是中国诗坛上最早的假大空模式。世界诗歌发展的代表趋势与中国国情的发展大致是这样的：1911年，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声蜚世界时，中国正处在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当口；1923年，英国诗人叶芝夺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即将爆发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48年，英国诗人艾略特威慑欧美诗坛时，中国刚结束了抗日战争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1958年，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夺得诺贝尔奖时，中国进行反右斗争，中华诗坛万马齐喑，噤若寒蝉；1963年，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在台上作诺贝尔文学演讲发言时，中国大地开始了人比黄花瘦的三年自然灾害；1971年，智利诗人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处于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中国诗人又一次遭到灭顶之灾；1979年，希腊诗人埃里蒂斯名噪西方诗坛时，中国刚刚结束了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万众欢腾的改革开放时代。无论探索的道路多么艰难险阻，中国诗人从未停止过索变求新的步伐：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开始着眼于西方意象主义的“刍议”；李金发从法国诗坛带来了“朦胧微雨”，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三十年代，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新月派”以西方唯美主义的转嫁与戴望舒、施蛰存、徐迟、冯至等人崇尚的象征主义构合，形成了中国诗歌“现代主义”的最初群落；四十年代，穆旦和袁可嘉的“九叶派”，以其不同反响的风格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基础上，加快了“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展速度；直到北岛、顾城、舒婷、韩东、欧阳江河、王家新、徐敬亚、杨炼和江河的崛起，中国新诗才有了一个在世界“现代主义”中的合法位置，他们是这个位置里的饕餮，虽然，他们的诗以“朦胧诗”定性，恰恰说明他们在中西文化结合上的成功，诗朦胧得已分不清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了，他们磨砥了中西方诗在外形上的限界，他们是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冲破禁锢的另一种先驱，他们的探索，启开了历史通向当代的大门，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铺设了一座宽阔的立交桥；直到世界“后现代主义”诗潮对中国新诗的又一次影响，中国新诗在更高程度和更深刻反思条件下，仍然利用哲学的手术刀，“再批判与再继承”，在传统与进步之间，担负了历史的使命。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一样：“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样现成的东西，而是我们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进一步规定了传统。”这无疑把“继承与批判”的历史使命和新诗创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但传统不等于历史，但传统里有历史感，“历史感和诗互为补充，一个提示我们生活其间的那个大迷，另一个提示我们制造的那个小谜；历史在变得渺小挣扎着，诗在日益壮大，闪闪发光”，罗伯特·潘·沃伦的睿智之言，也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历史的使命和继承与批判的力量，我们以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面对传统，传统便闪开了一条“闪闪发光”的诗路，令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于是，中国诗人在深厚的传统文化中，通过对希伯莱和《圣经》文化的透视，通过对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共解共溶，夯实了中国新诗的未来之路，通过揉合、吞吐、扬弃、阵痛、分裂和整饬，新诗产生着新的景观：它告别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老态龙钟，以意象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生龙活虎的形态，成为具有广阔的思想空间、健全的人格魅力、多变的诗意指向和善良的诗歌良心的独立体系。在同一个人类中的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在中国新诗的发育背景下，通过“继承与批判”，我的诗歌发生发展的伦理方向。我认为它是科学的。
科学的伦理方向必然会有科学的结果。艾略特说：“假如不从别国的诗作里寻找补充来营养文艺，可以想象，无论哪一国家语言的诗，都会自然衰弱，走进灭亡。”他的独辟蹊径，是重大的毁灭和反叛中的血路。拼杀中求变，在变中夺取最大的创作自由，在自由中反思和反叛：毁灭与创新。诗人是偶象的砸碎者，砸碎众多的偶象才能标新立异。艾略特在欧美诗坛独领风骚一百年，不因为他是以格林威治时间诞生在美国又定居在英国的诗人，而是他利用简洁清雅的玄学派诗风横扫了统治在当时英美诗坛上的无病而吟的滥情风雅派诗风；并以成熟的思想投放《荒原》，象征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他把神话和经典著作的精神提纯出来，关照社会生活和人生，成功地刻划了精神空虚、碌碌无为的被战争扭曲的现实生活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普鲁弗洛克，一个“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台上”的普遍人的缩影；他大胆尝试的《四个四重奏》，是他历史观、人生观、美学观、宗教观的载体，他就是英美诗坛上的饕餮，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艾略特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饕餮精神却激励着我们，在这位现代主义者的背后，又诞生了名叫后现代主义的饕餮，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诗歌、小说、戏剧)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有W·K·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约翰·巴恩、T·品饮、K·冯内库特、大卫·安亭、F·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D·巴特姆等，他们借以现代主义的发展劲头，对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撕裂和重构：使生命意义和文本意义同时消失；使消费意识渗透自然和人类意识；使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对立失效。这一反文化、反文学、反美学的新的审美文化倾向，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以这种新的精神内核为文化打上了“复制、消费和直观”的代码。搬出他们并不是谋图超越艾略特，而是说明又有人“不同于艾略特了”，不同是表象的，这个表象告诉我们“不同”可能是等同或超越或低下，只有深入内层方可知道结果。他们与艾略特就像是太阳与月亮永远没法纠缠清楚。艾略特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在叙述性描写方面稍显脆弱，我们是否以反意象、反暗喻、反美学和反超现实的写作，加强叙述性描写，使深埋在历史中的日常事物和平凡人物，浮出尘面，使我们永远都能感到正在进行时的历史，恰是我们经历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人生。换句话说，艾略特登峰造极的部分，恰是我们当成缺点扬弃的，而开拓创新部分是他的脆弱之处和尚未涉足之处，把他的缺点当作我们的优点发扬光大，从中得到个性。既保护艾略特个性的独一无二性，又开创了自我个性的独一无二性。艾略特的重心定在“现代主义”上，其实，他对“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缤纷多彩；中国上个世纪的“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新死亡派”和“非非主义”，都是顺应世界诗歌发展的一种思潮，应该有一定的历史位置，它们也是一种饕餮，有一定的哲学依据和诗歌奥源。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我们不应再以保守(仅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眼光去看待这些诗歌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它们的存在意义和艺术价值不应以政治眼光去衡量评判，我相信这不是异端。谢冕说：“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性终于在文学中得到实现。”其实，诗的最大功能应该归属于个性的表现，这个“表现”也只有通过“毁灭与创新”的过程才能实现。西部中国是我生长的母土，也是我诗歌的摇篮。傅查新昌和贺海涛说我在《建设饕餮》中的表现也就是对上代西部诗人经验的反叛、理性的反叛和意志反叛，最终反叛整个西部不合时代的文化定势。介于这以上的表现，刘岸说我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介于纯粹的表象，听听陈超是怎么说的：“血液和骨头决定了你的诗。你可以诅咒灵魂，但你就是不能蔑视它，你可以活下来作为一个诗人的理由，只能在写作中对生命纯粹的最内在本质展示。能不能这样说，诗人对纯粹的意义几乎跟人类对食物的意义一样重要?”我不以在“毁灭和创新”之间脱颖而出的饕餮为涅般木，但我以饕餮为纯粹，虽然纯粹不能拯救世界，却可以拯救我自己，令我更纯粹地做个诗人。是古典主义诗人还是现代主义诗人抑或是后现代主义诗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诗人的纯粹参与实践到这条以饕餮为参照的道路上去。《塔克拉玛干的心旅》和《亡神》这两本书已露出端倪或锋芒。
这是我对“饕餮”的真实说论。诗不能写的太真，但诗人一定要真。WTO的勃兴，对于中国经济的交通和影响是暂时的，是瞬间的，而对中国文化和诗的交通却是长远的，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存放在世界文化高地上的一孔深渊，它将借以从高处流向低处的势能，一泻千里，滋润着需要营养的世界性文学。诗人任重道远!抄路易斯·辛普森的诗以寄托饕餮：
不管它是什么，它必须有
一个胃能消化
橡胶、煤、铀，和众多的月亮和诗
好像鲨鱼，它体内装着一只鞋子
它必须游许多里，穿过沙漠
发出几乎是人类的喊叫声
2000年12月1日
于天山博格达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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