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作家的豢养及其解放

在我看来，作家被豢养起来，而成所谓的“专业作家”，是二十世纪可笑可悲的精神阉割事件之一。这就像野马被豢养，最终丧失野马自由奔跑的天性，而成为曲意逢迎主人旨意的“矮种马”一样，《庄子》一书中的《马蹄》篇早已洞穿此点。惜乎二千年之后，仍有许多人执迷不悟，相信作家是可以按官方旨意或者个人意愿培养出来的，实在滑天下之大稽。小子不敏，不知托尔斯、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世界文学巨匠是哪个机构，哪个人将其培养出来的。如果你执意说他们是某个机构，某个人将他们培养成著名作家的，我想他们贡献给你的无非是世界通用“比中指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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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此糟糕的局面下，自然就惹得我的朋友李海洲要在《重庆青年报》拿火药枪来“消灭文学”。其实这真是活天冤枉。文学何错之有!它历几千年而不灭，大抵在于文学反应了人的喜怒哀乐，对现实的不满也好，人类大苦闷之发泄也好，“偶有文章娱小我”也好，说明文学是人们真正历久不灭的一种需要。我们估且不说真正的文学作品驱谴文字的功夫要如何的高妙，关键在于要说人话。当然说人话，在我们所处的艰难语境之下，是需要勇气的。而被豢养起来的作家，一般说来是没有这种勇气的。因为一旦断炊，他们的生计便没有着落。一方面，因为他们所写的作品，不能进入市场，实现自由买卖，养家活口极为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被豢起来的作家，除了作家是他们的“专业”以外，便一无所长。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中，是没有什么专业作家一说的，李白、苏东坡等文学大师不是，甚至早期的鲁迅也不是，只是教师或者教育部的公务员(鲁迅晚年靠卖文为生，应属职业作家而非专业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有广大的市场及读者)。换言之，真正的作家，在作家的名号之外，另有职业，譬如教书或者当公务员等。像王小波除了自己的作品有独特的表达，自由之思想以外，他之辞职而独立出来，不受羁绊而专事写作，用市场来检验自己的作品，也是王小波受许多人之好评的一个原因。而当此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许多“专业”作家因为不能或无能我手写我心，他们就只有为一碗活命的馊稀饭更加起劲地去做“宣传”工作。根本谈不上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何来所谓的“创作”。因为是被豢养起来的，故尔也就是终身制，使得像丁玲曾经说的“一本书主义”格外吃香，有的人不只是一本书吃一辈子，甚至是一篇臭不可闻的文章也要吃一辈子，这样就使很多只看现象，不看实质的论者迁就于文学，而使文学本身成为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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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说将作家评出个一、二、三等，更是滑稽之至。专事思想及灵魂的人，竟然也像可以量化的工匠一样被评出个等级，如果不是承袭前苏联做法，真算得上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因为作家的评级，不可能量化，因此那些只要写过两篇文章、出个一本由于没有人看而锁进抽屉的书，便可因为自己的年龄、资历、官位被评定为一级或二级作家，而且那些越是被评为一级的不少作家，往往是名气不大年龄大，外界越是没听说过的人，书越是卖不动的人，往往越有可能是一级作家。当然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我们这种制度下，常常出现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李海洲要“消灭文学”，伊沙要“解散作协”之类过于激愤的言辞和主意。使得“吃皇粮”的专业作家最终只有说他们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才可能借助所谓的“政治上正确”，靠强权之压制来取胜。但无论怎么对此曲为辩护，都不能掩盖作协这种民间官办的团体，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将大批的人养起来的现实。而作家之被养，看起来是官方所养，其实是纳税人的钱，而不少作家不说人话，不替许多是纳税人包括纳税人中的弱势群体说话，做的也是粉饰现实的事。如果说这样的作家应该被养起来，那么对许多失业者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的作家并不比一个下岗工人更重要，我实在看不出养作家的必要。目下文学的不景气，原因固多，但与被豢养起来的“作家”，不说或者不能说人话有关。当然，文学不是白米饭，我们天天要吃；如果说文学不可能获得大白米饭那样的关注，那不是文学的过错。要求文学像大白米饭一样天天被人关注，就像要求太监性功能卓越一样，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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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洲的“消灭文学”，伊沙的“解散作协”，都有些耸人听闻，但他们拯救文学的用心是良苦的。真正可以操作的不是解散作协，而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将作协完全办成民间团体，作家们有个协会是为了便于交流，是为了更好地在宪法之内保护自己的创作自由不受侵犯，在法律之内保护自己的著作权益不受侵害，不是为了跟谁保持一致，不是为了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因为作家的创作实在只是比智慧比创造的个体劳动，不是比哪个更会说假话，更会取悦于强势群体。作家应该独立而自由，如此一来，真正好而且伟大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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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6月2—3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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