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诞生在文革之后的今天派，从命名到写作，都受到了时代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语言的革命进行政治对抗，发出了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对激情和苦难的强调，是对体制话语——毛文体的一次有效反攻。因此，今天派的写作是一种政治美学写作，这与俄罗斯诗歌具有相似性。今天派以俄罗斯诗歌为资源，借翻译体对抗权利的声音，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但是随着体制生活的解体，苦难的消失，今天派更换了背景，那种对抗式的写作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写作已经汇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中去。
[关键词]今天派，俄罗斯，对抗美学，激情
一、对抗从命名开始
从一开始，“今天派”就被异议者称为“古怪诗”、“晦涩诗”[1]，而拥护它的人则把它看作“新诗潮”的重要部分。它上承“文革地下诗歌”，下启“新生代”诗潮[2]。它既代表了新的美学原则[3]，同时又未曾乖离“五四”的强大传统[4]。作为一种探索，它在数年间成为“古老”的象征，汇入传统，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5]，后来的人们试图超越它、PASS它，乃至打倒它[6]。但无论偏执，还是拥戴，“古怪”和“新潮”都没有被广泛接受，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称为“朦胧诗”。这个“后设概念”[7]代表了对峙双方的一种合谋关系。“朦胧”“作为双方惟一的共通点”，使得论争有了交锋，甚至也帮助这种“特殊的诗歌现象最终确立其实体性”[8]。围绕“朦胧”，意见相左的两方似乎都有意要把它视为一种美学原则或根本的诗学特征加以褒赞或贬抑，借此，他们可以从本质上把握到这类诗歌的性质，并据此做出价值优劣的评判。这样一来，“朦胧”的命名既可能为人诟病，却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9]。“朦胧诗成了一种中性的、大家都乐于使用的标识。”所以，唐晓渡说：“时至今日，已经没有谁再去费神考察或重新审定这一命名”[10]。
但是这个皆大欢喜的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后来者一厢情愿的结果。北岛本人就说过：“我不喜欢朦胧诗派这个说法，它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11]。钟鸣和王家新也对此表述过相似的看法。钟鸣说：“‘朦胧诗’——我再次申明，这个术语‘非法的滑稽性’，那是批评家为了养活自己戴在诗人脑袋上的兔皮帽，但得先活刮兔子……”[12]王家新也认为：“存在的只有‘今天派’，而所谓朦胧诗只不过是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某种‘氛围’。”[13]
当事人和旁观者对“朦胧”一说的疑义，从底子上讲，是由论争本身造成。这是一场“缺席审判”，当事人“根本没有发言权”，原告和辩护律师说什么都与他无关[14]。而且，更有趣的是，这场盛极一时的大辩论，从根本上讲是理论家们的一次合谋。论争双方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以其对手为起点，而是以其自身的阅读体验为开端。章明把“令人气闷”的阅读感受作为问题提出来[15]，本无可厚非，但孙绍振的出场则显然使得这种“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鉴赏心理之间”的讨论[16]迅速升格为一场“美学原则”大论争。这样，“晦涩”的阅读体验和“朦胧”的美学原则被等同起来，论争的内容开始偏离当事人和他们的诗歌，而论争的双方则凭借各自的理论预设，规定了一种文学写作的历史定位。因此，“朦胧”从本质上不是文本特征或诗学表征，它在更大的层面上，是对一种阅读体验做出过高美学评定的结果。它从本质上改写了一种诗歌品貌，使它演变成一种言说的策略，或话语权力，这样“论争的真正意义是拖延了诗歌边缘化的时间”[17]。据此，在考察“朦胧”这一命名时，我们不仅要与其对手意见相左地解读，而且要在两者之间的合谋关系上来考察。甚至还有必要把通常对“朦胧诗”的理解颠倒过来，即把“朦胧”看作是一种表意策略，而把“对抗”当作其本质的美学属性。
一旦我们承认“今天”的美学特征是对抗，而非“朦胧”，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个性风格。它对诗歌的贡献不仅局限在对“五四”传统的复活，实际上这类诗歌抒发了普遍的中国情感，特别是文革一代的心声。从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刘禾为什么将“今天派”对80年代后文学创作的持续影响称为“文学的游历”[18]。相信，这种精神繁殖的力量不是“朦胧写作”所能带来的。因为“今天”之后，诗歌创作已经进入到繁复多元的格局中去。当然，这也就是说，“今天派”作为一种历史性产物，它既有效地对抗了文革话语，又暗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产生，而且如此强劲的创造力和综合力就集中在少数几位诗人身上，我想这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时代去支撑的。而幸运的是，他们出生的时间不是过早，也不是太迟，历史给了他们机会，而且是一个受难的机会。
树才说：“我称‘朦胧诗人’为‘愤怒的一代’。他们被当时闭塞的文化氛围所激怒，被不自由的思想处境所激怒，更被自己热血中的创造与遭压抑所激怒……北岛在一首诗中喊：‘我不相信！’他是喊给全社会听的！”[19]的确，今天派诗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在诗歌创作方面无甚活力的时代，“诗歌充斥着乏味的直白和矫饰的抒情”[20]。这是一个物质全面匮乏而精神高度单一、集中的时代。今天派诗人和当时的青年一样身不由己地(那个时代没有选择)接受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持续燃烧的激情火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录)及毛泽东时代所包含的所有诗意。这诗意从另一面培养了他们“独特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他们运用这一“情怀”充分表达了他们自己：幸福和光明的感觉、痛苦的泪水的闪光、专注和深邃的反抗、苦难的震惊及全新的颤栗……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这激情在震动北岛的同时也彻底地震动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声音，几乎不是声音，是叫“地震”。《回答》理所当然是激情的震中(正如舒婷所说北岛的诗是“八级地震”)。我们的激情终于在此刻落到了时代的实处，这时代不包括“今天”以后，尤其不包括90年代。它从“今天”开始，从“我不相信”开始，从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他在镀金的天空舞蹈，他为死者弯曲的倒影歌唱，这一切恰如一位中国青年思想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太多的主义，而是大道、青天、情怀。”
“今天”的发声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他们的姿态、声音、价值，都因为那个时代而具有意义。这意味着他们的诗歌使命不在于超越，而在于那些正在经历的现实。他们不是要在新诗的发展史上书写功名，而只是为完成一个时代给予的重任。这就是说，他们的定位不是要成为历史的英雄，而是时代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自白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无法成立。但是，那些敢于承受一个时代重轭的人却注定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21]！对于受难的灵魂而言，今天才能确认它的重量，放在红色激情的政治乌托邦里，它们永远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受伤的一代来讲，只有在此刻的中国，他们的疼痛才有真正的力量，投放在世界历史的洪流里，他们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对今天的强调，就是对生命的强调，对苦难的强调，它是对抗和怀疑的意义之源，是诗歌质感和重量的出发地。围绕今天，也就是围绕对抗！
二、“萨米兹达特”一样的“今天”
60年代初开始的“地下诗歌”，是“今天”的“前史”[22]。在这段时期内进行秘密写作的诗人，成为“今天”派诗人的“一个小小传统”[23]。同时，他们的作品成为后来《今天》（尤其是最初几期）的主要稿源[24]。这些曾经“被埋葬的中国诗人”，经过当事人和后来者的努力，已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并占据文学史写作的大部分篇幅。应当说，历史上这种有趣的反弹公案，并不鲜见。陶渊明起初颇遭冷遇，后来却大得青睐。孙康宜说：“究竟谁该对这种凭借文学鉴赏力作出的判决负责呢？什么原因使得后人偏偏让某位诗人复活，而不是其他人？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但它们对陶渊明研究来说，却非常重要。”[25]同样的，这些问题对我们考察当代地下诗歌的复活也具有相似效应。孙康宜把陶渊明的复出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讨论，无可厚非，但田晓菲的陶潜选本研究，却似乎更具启发意义[26]。她使我们看到，文学传播的途径或载体，在复活一个诗人的过程中将扮演怎样重要的角色。相应的，我们会发现，地下诗歌的秘密流传方式，为它聚集文学史资本起了事实上的大作用。我们知道，地下诗歌产生是在一个精神备受钳制的恶劣时期，正常的思想传播路径被主流的官方话语左右，成为一种模式的机械化复制。通过反复的宣讲、演习形成的强大话语，成为一种压抑性力量。它的压抑使人活得安全、有惊无险，但这也就同时暗示了“事实”的另一面可能是精神上冒险的振奋。换言之，对于秘密的追求就是对公开言论的反驳和对抗，是对当前精神状态的完善和提升。这样，秘密地阅读、写作和传播成为认识自己，介入现实的重要通道。
尽管文学的秘密流传方式是基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但不可否认，地下诗人们有效地利用了这一途径。1978年黄翔从贵州来到北京这一事件本身就表明，不可能有真正的秘密传播，秘密本身就是对抗。他需要以“公开”方式寻找抗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相信是偏远的贵州不能给他的，他需要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文化场来支撑这种“秘密”的地下写作。而后来《今天》的诞生也是为了延续这种以对抗为目的的秘密写作。
作为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文学刊物，《今天》于1978年10月成立编辑部，12月23日第一期创刊。当天，北岛、芒克等人就把它张贴在北京城内。无疑，这一事件正是“秘密即对抗”的又一力证。“《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到1980年停刊。对于20世纪80年代名声大噪的所谓‘朦胧诗’的诗人来讲，他们的源头便是《今天》。而创办《今天》杂志，北岛功不可没。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朦胧诗’的领袖人物。”[27]
1978年12月23日，让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时间，从这一天开始，中国诗歌就以一种独具特色的运作形式出现在世界诗歌的版图上，并与它地理上的近邻前苏联遥相呼应。可以说，在秘密就是对抗这一点上，它们完全契合。当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几近相同的历史遭遇和文化气氛。
“今天”的成功模式与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极为相似。马克·斯洛宁对此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1955年至1965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1965年在纽约出版。”[28]
从上述引文所见，70、80年代的中国地下文学简直就是前苏联地下文学运作的翻版。中国当时的地下诗人在西方走红，几乎与布罗茨基如出一辄，都是首先在国内地下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在国内的“象征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品必然传播到国外，并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早在1983年左右，“今天”诗人的作品就已引起国外汉学界注意了。瑞典的马悦然、法国的尚德兰、美国的杜博妮都译过北岛等今天派诗人的诗集，香港中文大学的《译丛》杂志还于1985年出版过“今天”诗人的专号。这时的“今天”诗人已汇入全球文化资本的流通。而促成这一事实的关键就在于它秘密流行的“对抗美学”。
三、预言家的终结
尽管顾彬的这篇名文可能招致非议[29]，但他确实为我们点破了“今天”的某些关键个性，比如，它是以一代人的声音对抗权力的声音，它是以俄罗斯的诗歌资源反对“毛文体”，进行语言的革命[30]。显然，顾彬对“今天”作了最常见的政治阅读。欧阳江河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误读”。因为它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分，他们需要通过对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前阅读”中的“中国幻想”消费掉，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阅读[31]。尽管欧阳江河的这一疑虑不无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派的出场注定就是对政治事件的回应。它是一代人的使命。或许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没有一本书能真正免除政治倾向。那种认为艺术不与政治相干的论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32]
今天派是对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对一套权力话语的反拨。而这个时代和这套话语最强有力的“喻象”，正是毛泽东这位革命的预言家。他“以诗代史”（making history of poetry）书写逻辑表明：“历史可以预示一个宏伟、自足的乌托邦，而诗人的使命即在于见证修辞与历史、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融会贯通。”[33]
围绕毛的这种自足性预言产生的一整套体制话语，被李陀称为“毛文体”，也有诗人和学者称其为“新华社语体”或“革命语体”。这种体制话语把文学语言、意识形态话语、党派行话、新闻宣传用语、政治口号统统混在了一起，这样，作为一套论述机制，它就不仅具有“物质的语言形式”（文风或文体），同时也具备“想象的历史风貌”（革命实践或社会统治），它使得“革命的话语实践”和“语言实践”有效地关联起来。李陀说：“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可以肯定说，它对现代汉语的成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毛文体自身的成熟，随着它的霸权的建立，文体成了一种隐喻，要不要进入毛文体写作成了一种隐喻——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它之间做选择，成了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34]
正是基于“语言就是革命”的喻说，“今天派”出现后就遭受了大范围的围剿，原因在于，它“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一群胆大妄为的青年诗人公开拒绝了毛文体，这在隐喻层面就是拒绝毛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这当然是一种犯上作乱式的挑战。”[35]
美国学者王斑曾经将毛的这种美学体系归纳为一种“雄浑符号”（figure of sublime）。它寓指“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经由‘雄浑’的机制运作，‘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感性、肉感、想象、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消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为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36]
对应于这种雄浑叙事，今天派所能启动并可与之抗衡的资源相当有限。虽然他们接续了“五四”“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一个古典传统可以依靠。用北岛的话说，他们当时依赖的只能是翻译文体，即以翻译体对抗毛文体或新华社文体。而显然这些被翻译的文字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的作者“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37]顾彬的文章显然也注意到了东欧地下诗歌与今天派诗歌的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除了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诗歌——顾彬指出其特征是强调集体献身，崇尚‘把诗人的笔当作刺刀’的暴力美学、欢呼新人的诞生——这种诗歌后来成为斯大林钦定的苏联官方诗歌：还存在另一类苏俄诗歌，即曼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及晚些时候的布罗茨基的俄语诗歌。它们与朦胧诗人及更年轻的一代中国诗人的精神成长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影响持续至今。”[38]而俄罗斯的另一位代言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中国的影响更是巨大，它不仅影响了“今天派”，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活跃于80年代的“后朦胧”诗人，如王家新等。相关论述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从模仿到互文——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
今天派对苏联诗歌的自然亲近，一方面得因于这类书籍、作品的“内部交流”性，即它们秘密的传播使得它们能够成为另一种阅读——秘密即对抗。有关这一秘密的阅读之美或强力之美，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有多次提及，如他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第41页中，就为我们传递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时代感觉：“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有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想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39]这是北岛与早期地下文学的传奇人物赵一凡在1971年初识的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而另一方面，作品所传递的信息显然焕发了这一代人。它们使人“如此清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恒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40]
但是，面对毛的强势话语，面对那些通过写作获得超人意志的革命主体，任何个人的思考都是淡薄的，它必须有效地连结一代人的声音，以此作为对抗的地基。毛泽东“以诗代史”的“权力美学”从根本上引诱人们在超人或非人的境界生活，这是一种“身体形上”的写作逻辑，它要求身体的强壮来坚实民族国家的想象。显然，这是对世界做出了二元划分的要求，即它是以历史、革命、大我的宏大来取消现实、生活、自我的平凡。这种强大自足的言说逻辑表明，要在本质上撼动它，就需要从他绝对的反面出发，即乌托邦式的“以诗代史”模式必须还原为“传诗如史”（writing poetry as history）的现实主义写作，它需要重新确立现实的力量，恢复当下的意义，为语词获得一种重量。总之，“今天”要建立的是另一种话语力量，它同样具有强大的政治性，即，它是以毛的方式来对抗毛。这种二元拆分的对抗逻辑需要在彼此的对抗中生成意义，它需要在势均力敌中确认自我的同时也确定对手的意义，任何一方的消失都将是意义的崩塌。职是之故，北岛、江河、多多等人纷纷主张要确认另一个世界，而显然它们都对立于毛的超人乌托邦。
北岛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41]江河也说：“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渴望造型，他所建立的东西，自称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42]
应当指出，以毛的方式对抗毛，“自己的世界”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毛的政治能量。激情抗衡于雄浑，它注定是两套话语间的交战。正如，多多曾对我说：“我是不可打败的，因为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已明显转换成“反毛泽东思想”，这也是对抗和反对抗间最有趣的合谋。一种强大的对抗性写作激情，也正是另一个意义上毛主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雄浑美学”。这激情“只争朝夕”地迫使多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从“文革”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农民日报》的记者，他从未休息过片刻。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任性、敏感、急躁、永不衰老的诗人，迫切地想把一腔热血抛洒出去，随时都可能突然起立为真理或为“疯狂的艺术”献出自身。
“了解之同情”，是我们解开当年“今天派”的唯一一把钥匙。尽管后来的许多人都在指责今天派的政治情结，但是应该看到，为了获取现实的意义，它就必须在政治层面上与毛文体发生正面交锋，这是一个时代决定。正如北岛在后来的访谈中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影响。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43]北岛对自己的政治态度的敏感表明：作为一个诗人，他很清楚自己美学上的追求。正如奥威尔说的那样：“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越是有可能有政治的举动而又不偏废自己美感和心智方面的追求。”[44]
四、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
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具有国际胸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说：“除了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之外，还得加上其他的，而我相信这些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义务去完成。……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结上其他人的苦难。”[45]
显然，萨义德描述的这个形象并不适用于今天派，同样也不宜于用来描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种知识分子都具有鲜艳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即他们着力强调和关注的只是自己民族的苦难，他们书写的是“今天”，而非“未来”。赫鲁晓娃说：“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因为“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的大多人物都很典型——苦难、悲惨成了共同的前提意识，从来没有好结局。俄罗斯人在现实中不顺利，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寻找安慰。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洗衣机、食品店，可是我们有俄罗斯精神，这就能构成一个大国。而纳博科夫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自称从来没有社会目的，写作只为自娱。可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尤其是1940 年代后用英语撰写的作品，他基本上是在为俄罗斯人改写俄罗斯文学。”[46]赫鲁晓娃的指认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属于俄罗斯的昨天，他们镌刻了体制生活下鲜明的时代印记。尽管他们最终将走向世界，但他们首先只属于俄罗斯。换言之，他们是在书写一种杰姆逊意义上的“民族寓言”[47]。
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受难的考虑，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姊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甚至在爱情观上也是俄罗斯式的幻美。
今天派诗歌中的爱情，确定了整整一代正当青春并渴望爱情的青年们的爱情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如张枣曾对我说过的：“北岛的《黄昏·丁家滩》使大学生们懂得了谈恋爱时如何说话。”在一个阴雨天，我和张枣——两个幽暗而亲密的吸烟者在重庆歌乐山为这首诗的每一行所叹息、所激动。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仅这《雨夜》中的二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密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70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的《泪城》。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娅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垠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在对抗中所塑造的新美人不仅符合一贯的俄罗斯传统，也让西方世界大为震惊，爱德蒙·威尔逊对娜娜的激赏便是证明，因娜娜这样的人物决不可能出现在西方文学中，它是另一个传统，另一种现代性的产物。这一点似乎还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寓言”文学，即表面写私人生活，骨子里却是对整个民族进行讽寓，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集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
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著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爱情”做为一种“民族寓言”在此招然若揭。公与私，艺术与政治在此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联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爱情”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的关键点，明代的汤显祖写《牡丹亭》如此，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如此，周瘦鹃缠缅地纠缠这“情”字发力，连严峻的鲁迅也会在《伤逝》中以“情”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曾在他的讲演录里多次征引安德森“想象的社群”理论，来讨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如何借小说叙事来传播民族国家崛起的“大叙述”想象。尽管安德森的这一理论偏重于媒介——小说、报纸——研究，但是显然故事的内容也为这类政治小说起了关键作用。李欧梵在后来讨论Summer 的Foundational Fiction时，显然就重点提到了故事的内容，即“故事大多是写一男一女经过重重波折最终得到妥协与和解，成婚生子，再现了拉美民族国家兴起的历程。”显然，《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这种“浪漫的建国小说”，因为它模仿了日本小说《佳人奇遇》，而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才子佳人”模式。李欧梵说，在中国这类的建国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能勉强算一部[48]，但我却以为情况未必如此。即便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够不上资格，但像《孽海花》这样的小说完全是够格的，凭赛金花与瓦德西那段充满政治目的的情爱交易，就能使它列入该一行列。而延续这种“中国爱情”，中国文学中涌现了一系列的“大小说”，如“革命加爱情”的小说。为此，我们也应将北岛的《雨夜》放入这样一个“爱情中国”传统的连环中去考察。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60—70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49]。
五、汇入世界诗歌
时间到了1990年11月19日，这一天，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此人目前在中国学界属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共和》发表长文《何谓世界诗歌？全球影响的焦虑》。此文以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口气指责中国现代诗，其锋芒直指北岛的诗[50]。其实，这种指责历来都有，并不新鲜。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早就说过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西方文学的翻版之类的话[51]。如今宇文所安一文即出，若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大争论。而另一美国汉学家琼斯（Andrew F. Jones）却从“文化交换与创造文化资本的机制”这一层面谈论了宇文所安这篇文章：“最引人深思的是欧文（宇文所安）最后考察了翻译怎样在多国文学交换中成为文化资本流通的中介。他断言，由于这个制度中内在的不平等，有些非西方诗人不仅能够把他们自己推销给渴求‘政治美德’和易于消化的‘地方色彩’的英美读者，而且可以把国际名望在家乡兑现为文化资本。由于例子又是北岛，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意见都更激起了欧文批评者们极大的反感。奚密证明北岛诗的最初的流行并不是在西方有什么声望，他也绝无可能裁剪他的早期创作以适应国际需求。”[52]
显然，宇文所安这里讨论的“世界诗歌”是指在一种“东方主义”暗示下进行的诗歌写作，它以迎合英美读者为主要方向。而我这里借用该名词，则是试图表明一种赫鲁晓娃意义上的诗歌写作状态，即在对抗的政治美学失效后，苦难撤离人们的生活视野，民族特征被世界观念所超越，这时诗人应当如何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书写共通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具有中国背景或俄罗斯背景的知识分子如何汇入萨义德说所的那种世界胸襟的知识分子之中。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今天派诗人纷纷星散海外，开始了“词的流亡”。正如许多论者注意到的：“漂泊”和“变化”开始成为北岛等人的诗歌主题。这一类主题表明，在国际化背景和中华性之间做出选择的今天派往往倾向于一种政治怀乡。即“当他们带着参与意识回顾过去时，老是挣不脱二元化的世界观，即治——乱两极模式。经历的冤屈渐渐成为过去；他们渴望依照伦理观念建立起一个新的全体秩序”[53]。所以从此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北岛的《背景》中的这两句诗看作对一种“中华性”的政治缅怀。
必须修改背景/你才得能够重返故乡
对这句诗的政治性解说意在表明，如果一个中国诗人试图获取国际声誉，他就必须提供某种可供兑换的“政治美德”或“地方色彩”，即一个诗人从中国背景修改为世界背景，那么，他就需要借用那个被英美读者期待的“故乡”。但显然，政治读法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两句诗。北岛说：“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时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回家的之路是没有的。”[54]
借助北岛的夫子自道，我们发现，所谓的“修改背景”实质上是在说“背景的丧失”和不可复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背景不是通常所谓的中国性问题，而是一种杨小滨所谓的“元历史陈述”。杨小滨说：“启蒙主义的历史模式正是我所说的元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秩序当然也是其中类型之一），它规定了从苦难到幸福的社会历史或者从罪性到神性的精神历史。”[55]言外，元历史陈述，就是一种受难美学，对抗美学，它必须在与文革浩劫的参照对立中彰显自己的意义。所以，当我们从中华性和世界性来理解“今天”时，事实上忽略了“今天”得以成立的根基，即它是在与毛的二元对抗中获得生机，一旦这个背景消失，陈述将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东欧的解体在一夜间使得昆德拉失去了意义。那个与之抗衡的他者在取消自己的时候，同时也就取消了对手的意义。对抗与反对抗之间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相反相成，一者的失败，并非另一者的胜利，它意味一个意义的丧失。
八九之后，对抗已经失效，背景已经修改。正如欧阳江河在那篇著名的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所说的那样：“1989年在人们心灵上唤起了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对此，任何来自写作的抵销都显得不足轻重，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写作既不能镇痛，也不能把散落在茫茫人群中的疼痛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尖锐的、肯定的、个人性质的切肤之痛，极限之痛；既不能减缓事后的、回想中的恐惧，也不能加速恐惧的推进”，正因如此，“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6]
“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了以往的和以后的。过渡和转变已不可避免。”[57]国内诗人开始以中年特征、本土气质和知识分子身份参与这场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而今天派诗人则开始向世界寻找新的背景。一股汇入世界诗歌的进程不同程度地在他们身上发生。正如论者每每指出的，北岛身上已越来越多地聚集起一种非俄罗斯气质的写作，在用语、意向上不断地接近超现实主义，甚至还出现了典型的达利式的世界[58]。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自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夜》
其实，北岛这种超现实的转变早在1986年写出《白日梦》时就已经完成了。中国性已经开始淡出，而一种国际性的现代主义开始不断伸展。“无人失败的黄昏/鹭鸶在水上书写/一生一天一个句子”里很可能有叶芝的声音：“像水面上一只长腿蚊，/他的思想在寂静上移动”；“琥珀里完整的火焰/战争中客人们/围着它取暖”则类似于斯蒂文斯的《坛子轶事》……此时的北岛已经更多的在语词中搏斗，而非在政治中对抗。所以，当我们还用政治读法去理解北岛和今天派时，势必是要碰壁的。因为背景已经彻底修改。激情的一代人已经退回自身，开始一种世界意义上的普遍化写作。正是在此意义上，江弱水说：“这是一场孤独的舞蹈，没有布景，也没有音乐，北岛的诗正合于‘回到动作本身’的现代舞之旨。”[59]
结语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今天派最活跃的那段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觉惊叹：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今天派之后的中国诗坛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诗是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社会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而创造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光荣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马拉美语)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今天派诗人的“华丽仪式和庄严仪仗”后，它的光辉暗淡了、陨落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是对整个社会罢工了。”（马拉美语）早在19世纪末，马拉美就宣告了这一点、预言了这一点，也正如W．B．叶芝所说：“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今天的诗人只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或一个孤独的掘墓人，要不就是一个高科技时代的“笑话”或一个20世纪最后的唐·吉诃德先生。
注释
[1]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谢冕：《新诗潮的检阅——〈新诗潮诗集〉序》，老木编选：《新诗潮诗集》（上集），内部交流，第Ⅰ—Ⅳ页。
[3]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4]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0年第1期。
[5]同[2]，第Ⅲ页。
[6]自1983年左右开始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是在一片“pass北岛”的声音中拉开序幕的。
[7]万夏、潇潇主编：《后朦胧诗全集.选编者序》，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页。
[8]唐晓渡：《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
[9]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180页。
[10]同[8]，第59页。
[11]马铃薯兄弟、北岛：《访问北岛》，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46页。
[12]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52页。
[13]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4]同[11]，第545页。
[15]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
[16]同[9]，第178页。
[17]同[11]，第545页。
[18]刘禾编：《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树才：《“中间代”：命名的困难》，《中国诗人》，2004年1月，总第28期，第198页。
[20]同[19]，第198页。
[21]《今天.致读者》（创刊号），1978年12月23日。
[22]同[9]，第181页。
[23]这里主要是指食指。李宪瑜：《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诗探索》，1998年第1期。
[24]同[9]，第180页。
[25]孙康宜：《描写与抒情：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
[26]田晓菲：《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英文，2005年）。
[27]芒克：《瞧！这些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8]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95—396页。
[29]欧阳江河：《另一种阅读》，《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93—116页。
[30]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和中国诗》，《今天》，1993年第2期，第133—145页。
[31]欧阳江河：《北岛诗的三种读法》，《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119页。
[32]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王斑译，《外国文学》，1986年第10期，第89页。
[33]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34]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今天》，
[35]同[34]，
[36]同[33]，第376—377页。
[37]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廖亦武主编：《沉落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7、10页。
[38]同[29]，第112页。
[39]北岛：《时间的玫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40]同[37]，第11页。
[41]北岛：《谈诗》，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2页。
[42]江河：《随笔》，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23—24页。
[43]北岛：《热爱自由与平静——北岛访谈录》，李青松主编：《新诗界》（第四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417页。
[44]同[32]，第89页。
[45]爱德华.W.萨德：《知识分子》，单德兴译，陆建德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1页。
[46]赫鲁晓娃：《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
[47]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16—546页。
[48]李欧梵：《晚晴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为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
[49]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读书》，1987年第4期。
[50]宇文所安：《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倾向》,1992年,第118—159页。
[51]普实克：《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52]琼斯：《世界文学交换中的中国文学》，《今天》，1994年第3期。
[53]同[30]，第145页。
[54]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43页。
[55]杨小滨：《今天的“今天派”诗歌》，肖开愚、臧棣、孙文波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
[56]欧阳江河：《19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53页。
[57]同[56]，第53页。
[58]江弱水：《孤独的舞者，没有背景与音乐：谈北岛的诗》，《中西同步与位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59]同[58]，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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