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中国比较文学要走向深入，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情。调整比较文学研究的心态，重视东方文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份量。在比较文学研究的策略方面进行改进，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道路上，体现文化研究和文学审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在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引入东方诗学，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战略。
关键词：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东方文学
当前，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好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每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与学术界同仁商榷。
首先，我们必须调整比较文学研究的心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重视中国以外的东方世界在比较文学中所占的比重和价值。仲跻昆先生在2003年的一次“东方文学专家谈”中说过一席警示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应当满足现状，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很深，有待我们进一步肃清。如果说欧洲人搞‘欧洲中心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也跟着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1仲先生指出了当前一部分中国学者跟着西方的感觉走的不健康心态。在这一前提下，曹顺庆先生的话同样可以作为一种学术箴言，让比较文学研究者三思：“西方学者认识与研究东方文化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觉得，东方的文化与文学只有东方自己的学者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准备，等到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真正崛起，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真正关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融，懂汉语、印地语、日语、阿拉伯语的人多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在真正多元文化语境下迎来一个新的高潮。”2曹先生的话说明，东方世界的学者最有资格阐释东方文化现象，并且，世界比较文学的新高潮与东方文化的受重视程度息息相关。走向比较文学的理想阶段，最合理的是路径之一是跨异质文化的学术研究，而这又回到了东方文化的核心问题上，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国与东方世界的文化关系上。这是一个十分不起眼、但却十分敏感的复杂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再加上一部分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造成的中国/西方两极视角，这就形成两种畸形后果即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前一顽症早已有人关注，但却在一部分学者身上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后一顽症也长期存在，只是关注并抨击这一现象者绝无仅有。不过，多年以前，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达三曾经隐隐约约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目标是，在自己本国文学中，找出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推展非西方国家（如中日韩）的区域性文学运动；做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和其他许多发言人一样，并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作为发言人的目的在宣扬并拥护第三世界对文学所做的贡献……第三世界要向西方国家建议的是：西方国家必须再度朝向东方。”3不管李达三对中国学派民族性和他所谓“区域性文学运动”主张的合理度怎样，他在这里提出中国学派“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是很有前瞻意识的一着棋。非常遗憾的是，当时乃至现在，能够真正读懂这句话最深层内涵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十分少见。李达三之后，有的中国学者终于把视野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角度上。例如，王宁先生在十几年前的文章中提出，通观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格局，正从以前的三足鼎立（法美苏）变成新的三足鼎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东方学派）。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核心。他说：“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中心的东方学派，其特征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平行比较研究和诗学对话，同时也兼顾影响研究和超学科研究以及东方各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背景是一种通过东西方诗学对话而求得的既可用于西方又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但在现阶段，仍以东西方文学的双向阐发为主。”4王宁认为，印度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印度学者在文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印度学者在传播风靡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思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声音应该受到重视。王宁的思路是清晰合理的，黄宝生先生与他的思路实现了接轨。他说，这些年来，国内引进后殖民理论，表明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如果国内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想不流于空泛，就应该加强对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文学的了解。即使不专门从事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作为当代一个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不应该完全忽视作为一个文学大国的印度现代文学。”5黄先生这里虽然论述的是中国对后殖民理论研究与印度现代文学的关系，但他表明的学术立场和王宁一样非常清晰：重视印度。将他们的思想放在李达三的话语前衡量比较，不难看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纽带：中国不能完全代表东方，东方是一个由多种文学和文化组成的复杂概念。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良好学术心态是，眼望西方，脚踏中国，手牵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等东方文化。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记住，世界不等于中国加上西方。世界比较文学不是中国比较文学加上西方比较文学。
至于王宁先生提到的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仿佛是空谷足音，多年来很少有印度、日本学者在正式场合进行思想回应。笔者留印期间，曾经在2005年7月和8月分别访问了印度第二和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印度学者虽然都非常重视中国学者的访问（我被主人告之是第一个访问两个系的中国学者），但两国学者多年之间关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实质性互动规模太小，因而双方都显得非常的陌生。他们一些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也是所知有限。我们对于他们的比较文学理论及实践也是非常陌生。例如，他们对所谓“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非常热衷，而这是部分中国学者感到陌生且不解的一点。他们很多学者还拒绝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接待本人的阿米亚·德夫先生(Amiya Dev,印度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曾经到过北京大学，他告诉笔者，他们没有与中国的任何大学进行学术合作，并认为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与他们进行学术合作。笔者告诉他，中国学者在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是比较文学走向跨文明研究即走向第三阶段的前兆。他却出人意料地告诉笔者：“但是我要告诉您，比较文学的第一个学派是法国学派、其次是美国学派，再次是苏联东欧学派，再次是我们的印度学派，这在我1984年出版的书《印度比较文学观念》（The Idea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中已经提出过。中国学派应该是第5个这样的学派。”笔者又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建立真正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鉴于中印均属东方文明古国，我们有这么多年比较文学研究实绩且有一些思路的交汇，因此完全可以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进而建立一个地域更为广大的‘东方学派’。”他的回答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或曰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即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坚持。我很欣赏乐黛云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要本质主义。你们中国学派是以西方主义去理解东方主义，这大可不必。” 6通过这些思想对话，可以发现，中印学者离建立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目标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问题更复杂的是，印度比较文学界由于与西方的关系比之中西关系更加紧密，他们眼中的比较往往是印度文学加上西方文学的比较，或者干脆是内部区域文学比较即前边提到的“比较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很难进入他们的比较视野之内。这是中印两国学者所面对的事实。总之，要改变这一状况、甚或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乃至东方学派，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其次，就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立场而言，本人认为，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不管是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还是生态文学思想等西方理论的研究，还是对西方作家进行文本分析，或进行中西诗学对话与中西文本比较，首先要重视西方学界的成果。毕竟，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一个西来话语体系，西方学者的声音在国际比较文学格局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如英国作家印度书写的研究，西方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进入这一领域的第一张通行证。笔者所见最早进行系统归纳梳理的是西方学者即前边提到的英国学者罗伯特·森科特的《英语文学中的印度》（Robert Sencourt: Ind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Vintage books, First edition 1920）。在该学者之后，西方学者出现了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多都具有跨文化性质（跨越中西或跨越东西甚至跨越中印、中日、中非等），这就必须注意研究对象涉及的异文化，这里主要是东方文化。除了仔细打量研究对象的东方性以外，还需要认真参考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是最有资格评判西方文本涉及的东方因素的人。例如，在研究吉卜林这一殖民文学大家时，中国某些学者由于没有接触到印度学者研究成果或是其他因素，将探索吉卜林的“箭河”意象这一重要任务居然完全忽略了。实际上，印度学者指出，吉卜林的“箭河”意象来自于印度大史诗，这样，吉卜林心中的东方之梦就显得真实起来。如果是研究其他西方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等人，或研究其他跨文化的文学现象，中国之外第三世界学者的声音仍然必不可少。原因此不赘述。当然，既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自己的学术立场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匍匐在西方研究成果和其他东方声音面前。我们独立的判断应该存在。西方的话语是扎根在西方土壤，第三世界东方的声音难保没有民族主义本位思想的偏激执著，这样，中国学者的清醒判断也就显得比任何时候更重要了。以上所言似乎是非常简单的常识，但是，在我们见到的涉及跨文化对话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里，往往能发现不如人意的地方。这说明，明确一个常识、采纳一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过，只要我们明白，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有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历史文化背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有割不断的黑非洲文化姻缘、雅各布森在捷克教过梵语对其新批评诗学有直接影响、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曾被印度学者以佛教思想的维度加以研究、印度和中国的经典文献早就存在生态主义的朦胧意识，吉卜林笔下有两个东方即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影子，而T.S.艾略特学习过梵语，其诗歌则受到印度文学和中国诗歌的双重影响，那么，我们会慢慢地习惯接受前述比较文学“常识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再次，目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方法策略方面殛待改进。特别是，当我们进行跨文化的文学或文论比较研究时，进入东方文化语境是非常必要的。例如，研究赛义德后殖民理论，首先就得弄清楚他笔下和心中真正的东方是什么样子，他的巴勒斯坦文化和政治背景对他构成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及其有关克里斯特瓦《中国妇女》的评价，不清楚她论述的印度妇女现状、印度文化背景和中国现状，怎么能进入真正的斯皮瓦克话语体系？研究毛姆，必须搞清楚他笔下的中国和印度形象有哪些相似和差异，他的两个东方隔真正的中国和印度究竟有多远距离？研究吉卜林，要先看看他与印度的生活与思想关联，要研究一番英国殖民印度的特殊历史，和印度学者对他的文本的东方解读，这样，才能发现他的《丛林之书》并非真是毛格利这样一个狼孩在丛林中快活嬉戏，才能发现“箭河”有印度文化和吉卜林的印度之梦两层含义。而研究福斯特，不看看印度学者关于《印度之行》中马拉巴山洞和它的回声的宗教文化解析，是隔靴搔痒似的研究。对于拉什迪的复杂文本，缺少印度和巴基斯坦时代背景支撑，是进入不了他的文本的。如果研究比较诗学，道理也是一样，如研究现代西方阅读理论，必须将中国的“诗无达诂”和印度的味论和曲语论中有关理想读者（rasika）的理论搞清楚，才能对西方的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热门话题进行真正的跨文明比较。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者，成员非常复杂，素质学养高低不齐，有许多人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出身，他们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学科的限制。他们不重视自己本行以外的知识训练和积累，也不重视研究对象涉及到的跨文化特征。他们往往是以西方和自己的理解来得出结论。这使其研究深度受到限制。为此，有条件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下苦功夫学习一点日语、梵语或阿拉伯语，补一补东方文学文化基础课，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有意识地多作涉及东方文化的比较文学选题，不一窝蜂地进行纯西方文学文本研究，也是将比较文学正本清源、还之以本来面目的一步好棋。这将督促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觉培养一种健康的比较视野和方法。
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还应该建立在一种“中国特色”的基础之上。这种“中国特色”恰好能挽救当前西方学术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目前的西方、甚至包括印度和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的猛烈冲击。文化研究主张研究文学以外的东西，如意识形态、性别、族群、身份认同等。这种“泛文化”会导致“比较文学无边论”，最终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学科的消亡。笔者所谓的比较文学“中国特色”，是指文化研究和文学性阐释相结合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东方诗学阐释西方文本的重要性的强调。这是对当下西方比较文学界强调身份认同、性别意识等倾向的一种中国式矫正。比较文学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地球村”的世界，身份认同、性别意识、新历史主义探微等扩展了比较文学的内容和视野，使许多以往被冠冕堂皇地视为世界经典的西方文本名正言顺地走下了西方语境中建立起来的话语“神坛”，这是比较文学在文化研究维度下的一大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文化研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一点刚才已经涉及。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忽视，但挽救比较文学研究文学性的危机不能寄托在它的身上。因此，引入文学审美维度即为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这里，不包括文化研究的狭义上的西方文学理论当然可以使用。同时，引入东方诗学的尺度更是迫在眉睫。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必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一点，印度学者长期进行的“梵语批评”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榜样和经典范例。比较文学研究中涉及到的东方文化现象不能完全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解析。这会扭曲和损害其中的东方因素。这在吉卜林的“箭河”意象之阐释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引入隐含“诗意”和“审美”维度的中国诗学和梵语诗学，比较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东西对话方可得以实现。
引入东方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阐释维度，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战略考虑。目前，中国诗学在东西方文学阐释中的现代运用，还未正式进行就已屡屡遭到指责，原因无他，是我们没有在中国诗学话语的现代运用上下够工夫。将中国诗学与梵语诗学同时引入西方或东方文本批评的实践范畴，是一条十分有效的战略途径。目前，印度学术界在运用梵语批评方面存在许多得心应手且成效可观的例子。梵语诗学由于其系统性、逻辑性强，更适合当代文本批评的实践运用。利用梵语诗学的运用价值来激活中国诗学的当代实践是比较理想而现实的方案设计。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参照系的问题。单纯的中西对话有时会遮蔽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三维研究场域和对话空间会带来一些极为重要的新发现。有了梵语诗学的批评运用，中国诗学的现代运用就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参照系。梵语诗学的批评实践会提示中国诗学当代实践的路径和陷阱所在。于是，中国诗学、梵语诗学与西方文本三者之间也就建立了一个真实而敞开的三维批评空间。假以时日，这一不断对话的学术领域会取得更加引人入胜的成果。中国诗学的当代失语问题会逐步得到克服，包含中西对话、中印对话乃至包含中印诗学因子在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乃是二十一世纪东方献给西方学术界和话语圈的一份“厚礼”。挽救中国和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危机，扭转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一味借重西方话语的颓势，形成一种理想健康的比较文学生态环境，舍此径别无它途。
就今后很长时期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应该设立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崭新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上述所谓“三维世界”的理想建构。这里仅以法国学派所提倡的影响研究举例作一说明。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以系列丛书形式出版了《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一套十卷，包括中国文化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南北欧、日本、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朝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接受影响。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它使文学研究圈内和圈外人士都看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见识了一幅真实而全景的中外文化交流图景。但是，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崛起的一个东方比较文学大国，我们的学术界绝对不能仅仅只限于此。我们还应该有更宏阔的研究思路。乐黛云先生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7乐先生的话将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之一归纳为“跨文化”，这是非常精当的。当然，乐先生所谓第二个条件即“文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也是前边提到的东方诗学实际运用的理论前提。可是，站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究的新战略高度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跨文化”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也必须挖掘我们的学术潜能。如果我们几个世纪老是在跨中西文化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如进行中外文学关系清理，我们就会形成前述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或“中西中心主义”。表面上看来，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显得非常繁荣，实际上，我们自行遮蔽了一些在大范围内进行东西（而非中西）文学关系探索时，能够发现的有趣现象。如前述英国作家印度书写与英国作家的中国叙事之比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真正全球视野中的东西文学关系研究所带来的迷人印象。它是单纯的英国作家中国叙事不能完成的学术“发现”，也不是英国作家中国叙事与法国作家中国叙事比较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究其实，这是由乐黛云先生所谓“跨文化”的“跨”字所制约的学术“规则”。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英国作家或法国作家属于西方文明，而印度文明、日本文明、阿拉伯文明、非洲文明等属于异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另外的文明。中西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文学关系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和“西”两点一线式的研究，如果再加上西方和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加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印度和日本等相互之间文学关系的清理，我们就会有无数个文学关系方面的“三维世界”，这就会将乐黛云先生的“跨文化”体现得更加名副其实，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会完全有理由在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者面前自豪。因为，这样的跨越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明天的方向”。既然是属于明天的方向，我们就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技术角度上讲，目前中国学术界里，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中懂得英语者非常多，且同时懂得英语和日语、英语和印度语言、英语和阿拉伯语或英语和其他第三世界语言的学者并非找寻不到，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不断地培育人才，积累资料和经验，若干年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上述东西文学关系清理中“三维世界”、甚至“多维世界”的出现。这将改变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也会形成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
再以目前最火热的一个学术亮点即比较诗学研究而言。曹顺庆先生说：“我们常把中国作为一极、西方作为一极，好像西方才是世界，除了西方以外就是中国……我认为还是应该从中西两极转向整体性的关注。不实现这种转变就不能真正确立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因为世界文学理论并不只有中国的和西方的。”8这就把跨文化的含义和世界文学理论的内涵解释得非常清楚。目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者多半还是在中西两点一线内进行学术探索。而实际上，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以外，我们还有印度梵语诗学、日本诗学、阿拉伯诗学等多种诗学的存在。我们如果在“物感说与模仿说”、“意境说与典型说”、“风骨与崇高”等中西诗学范畴对比研究之外，再有意识地与梵语诗学的味韵说、曲语论、日本的“愍物宗情”、“有心说”、“幽玄论”、阿拉伯的“技巧说”等耳目一新的诗学话语进行相互印证，我们就会像前述理想式的东西文学关系清理那样，发现一些连西方人也发现不了的学术智慧。当然，这一世界文论格局中的比较诗学研究与研究者的外语修养高低有关。如果只在中文与英语框架内进行比较和过招，这会遮蔽一些重要的诗学特质。只有当我们的研究者有意识地从中文、英文再进入梵语、日文、阿拉伯语世界里，比较诗学才会是最可信的比较诗学。例如，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中的阅读与接受理论，不清楚梵语诗学中的“Rasika”（理想读者）的原文含义即“善尝味者、赏美者”，9我们很难突破语言限制而进入“跨文化”视野。这样来看，新世纪的比较诗学研究是一个更高的门槛。它的登堂入室不是轻而易举，是需要学术积累的，它首先需要至少三到四门“跨文化”的东西方语言训练和积累。将比较诗学的目标限定在利用原文进行研究上，是对东西方诗学传统遗产的尊重，也是矫正目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不理想状况的一剂“苦口良药”。一个有志于进行东西（而非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人，就必须有站在地狱门口三思而前行的学术勇气。如果首先进入比较诗学“跨文化”的“语言地狱”，不断进行拉什迪似的“语言体操”，有朝一日，便有可能真正发现东西比较诗学“三维世界”或“多维世界”的奇幻效果。
（原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通讯》2006年第4期）
1 《“东方文学”专家谈》，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6页。
2 常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曹顺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3 李达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李达三、罗纲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4 王宁：《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崛起》，《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第68页。
5 《“东方文学”专家谈》，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1页。
6 尹锡南：《新世纪中印学者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第19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7 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载《社会科学》（上海），2005年第9期，第170页。
8 常芳：《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曹顺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9 Vaman Shivram Apte, The Student"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2000,p.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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