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包括比较诗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但在全球化时代，审视中国学界蓬勃开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文学中的跨越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而合理的体现。这里既牵涉到中国学者的心态问题，也涉及到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万变不离其宗，“比较”与“跨越”这些关键词或隐或显地始终没有离开东西方学者的视野。如亨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1笔者认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2但事实上，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界要达到以世界胸怀来进行跨文明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就目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而言，跨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偶有跨中印、中日、中越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远远不能与中西比较研究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至于东方其它国家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就基本上无从说起。这客观上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 “中西中心主义”倾向。只要看看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复兴以来的这些年，中国学者冠以“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探讨何其多也，就可明白这一点。如果说二十世纪80、90年代，进行中西比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那么，二十一世纪里，我们还将这一学术路径视为唯一，便会违背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现实是，这种不如人意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有一本《比较诗学导论》（2005年版），全书7章中的4章以“中西”的字眼担纲：“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现状”，“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思路”，“中西诗学对话的入思途径”和“中西诗学对话的深度模式”。该书作者有意无意间忽略了世界诗学三大源头之一的梵语诗学和其它东方诗学，这使该书面向学生启迪心智、开拓视野的教材功能打了折扣。而今，梵语诗学重要经典已有中文译本，但作者的“中西中心主义”思想使其视而不见。这可视为一次典型的“学术事故”。笔者之一在印度访学期间，曾经见到不少冠以印西比较的戏剧学、诗学和美学著作。如M.S.库斯瓦哈的《印度诗学与西方理论》（1988）与《印度和西方的戏剧理论与实践》（2000）等。即使一些著作标示着比较或东西比较的字眼，其内容无外乎是印度与西方的比较，如K.C.潘迪的《比较美学》（1959）、R.L.辛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与婆罗多的戏剧理论比较研究》（1977）、A.乔达利亚的《比较美学：东方与西方》（1991）等。换句话说，印度学者由于诸多复杂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所限，患上了与中国同行相似的“学术感冒”。 如一本题为《全球美学与梵语诗学》（Global Aesthetics and Indian Poetics，1998）的论著，翻检目录，便可发现尽是梵语诗学家新护、欢增等与西方诗学家的比较。3在印度学者眼中，“Global”一词意味着“西方的”而非其本义“全球的”。中国诗学在此失语，阿拉伯诗学在此失语，这是印度版的学术“远视症”，与中国版的“远视症”（即关注西方忽略东方）如出一辙。4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加印度等于世界、或印度加西方乃全球也。这的确发人深思。中国与印度学界在各自取得比较诗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同时，都较劲于中西比较或印西比较，从而留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学术空白。这显示了当今比较诗学研究不太理想的一面。按照数学原理，三角形最为稳定，而在当今世界比较诗学研究这一学术三角形中，中西诗学比较与印西诗学比较两条“边”已经坚固，而中印诗学比较这第三条“边”则远未成型。这使比较诗学学术三角的稳定性受到置疑。
雷马克曾经以“围墙”的比喻说明了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者的区别。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在“一墙之内”，比较文学“跨过围墙”，而总体文学站到了“围墙之上”。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起点的话，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终极目标。总体文学通过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文学规律，归纳抽象出人类文学共同而普遍的规律。从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必须在跨文明对话、比较诗学、双向阐释等学术层面和路径中展开。这一最高学术境界应该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诗学研究，即把世界各个文明圈里的诗学融会贯通地进行比较，以寻找人类文学心灵的一致和差异点。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较诗学研究如何突破“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便成为当务之急。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今天仍然有理由相信，未来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推进以及重要成果的取得，很可能会崛起在非西方的某些地域。而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国学界显然有着相当有利的学术资源环境条件和历史机遇。”5该学者的预言实际上已成为现实。近期由深圳大学郁龙余先生领衔的印度文学研究团队出版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下简称《比较》）便显示了“非西方”学者在推进中国乃至世界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的可喜实绩。该书主体分十二章，研究视野从中印古代诗学比较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印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这体现了著者的学术史意识。全书在比较中印诗学的同时，又以西方诗学为有效的参照系，这又体现出著者科学合理的知识视野。全书论述范围涵盖了中印古典诗学的产生环境、中印诗学家身份、中印诗学阐释方法和传播形式、中印审美思维异同和中印艺术诗学等重要命题，但其论述之出彩部分应在中印古典诗学（即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如味论、韵论、庄严论（修辞论）等的比较研究上。通观全书，它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比较》是当今中国学界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它利用中印诗学比较研究的实绩突破了前述所谓“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在中西诗学比较和中国学界目前了解不多却成就斐然的印西诗学比较之外，开拓了世界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度空间”。多年以前，《比较》一书的主持人郁龙余曾经撰文指出，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实际上已经来到中国，但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靠“数量”来支撑，它的巩固有待于“质量”的提高，而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是视野不够开阔。清末以前，只知中国文论，后来很长时期里只知中国和西方文论，对东方各国文论所知甚少，于是，中国学术界就在中国和西方文论的两点一线上来来回回地进行比较研究。直接后果就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度空间难以建立，多维视野难以形成。引进东方文论后，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观，因为这时期的比较诗学便多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像三维世界不同于二维世界一样，‘三点成面’与‘两点一线’也截然不同。因为这个‘三’不仅比‘二’多了一个参照和比较，而且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东方文论，我们真正有资格谈世界文论了。”6在世界比较文学界将眼光逐渐投向东方的今天，《比较》的出版，即中印诗学比较这个第三度空间的开拓，使得我们更有资格谈论比较诗学。
《比较》一书在进行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论述时，不时以西方诗学为参照，体现一种科学而自觉的比较意识。作者认为：“研究比较诗学仅仅在A与B两者之间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第三者C，即我们称之为‘第三者原则’。”7中印诗学比较研究的最佳第三者就是西方诗学。该书切实贯彻了这一思路。如绪言中论述中印西诗学性格差异及其产生原因便是明显一例。第一章“中印诗学发生”对西方、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诗学”溯源也是颇具功力的例子。第十章“中印经典诗学例析”论述《文心雕龙》与《舞论》时，西方诗学的开山之作《诗学》被适时地拿来作为有效的论述参照。其它章节的比较论述也渗透了这种中印比较为主、兼及西方诗学参照的三维立体研究方法。通过这种三维立体式的诗学比较，以往在中西诗学比较中隐约模糊甚至被遮蔽忽视的一些问题逐渐露出水面，从而为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这无论是对已具规模的中西诗学比较，还是对刚刚兴起的中印诗学比较本身，都是极具学术启迪意义的。
《比较》一书不仅开拓了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深化了中印文化关系研究，还可以视为东方诗学比较研究领域的第一块里程碑。这在客观上也是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众所周知，季羡林先生、刘安武、薛克翘等人先后深入中印文学比较研究领域，但对中印诗学比较研究并未过多涉及或没有涉猎。金克木先生和黄宝生等人直接从梵语诗学原著中翻译了代表性作品，这为研究梵语诗学和进行中印诗学比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郁龙余先后出版中印文学比较和中印文化关系的相关著作，其中便部分涉及中印诗学比较。此前，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印味论、韵论和修辞论（庄严论）原则进行过一些零散的探索研究。《比较》一书的出版，使中印诗学比较成为一种科学而自觉的系统研究。如果说中西诗学比较是跨越中西的跨文化研究的话，《比较》则是跨中印文明的典型之作。该书论述视野宏阔，涉及中印诗学的发生背景、中印诗学基本原理等多方面内容，无论在学术视野还是在研究品位上，与迄今为止的许多中西诗学比较方面的著作相比毫不逊色。《比较》一书锐意创新，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发人深思，启迪心智。东方诗学并不等于中国诗学本身，它还包括印度诗学、阿拉伯诗学、日本诗学、越南诗学、泰国诗学等。中国诗学与日本诗学、越南诗学等存在一种近文化的亲缘性，而印度梵语诗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泰国等其它东方国家的诗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以泰国诗学为例。泰国古典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梵语文学密切相关，这就为把梵语诗学引入泰国文学批评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泰国古典文学理论是经过巴利文转述的梵语味论诗学的核心要旨。泰国人在长期的创作鉴赏中逐步总结出适合泰国诗学的味论4种，即惊艳味、调情味、嗔怨味和悲哀味。这说明梵语味论诗学“是以一种被分解的形态介入泰国诗学领域，在泰国的本土文化中逐渐产生变异体”。8未来的比较诗学领域，应该包括中国诗学与日本诗学，印度诗学与阿拉伯诗学，印度诗学与泰国诗学等东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当然，它也应该包括印度诗学、阿拉伯诗学等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这将使世界比较诗学研究真正达到众声喧哗的复调状态。《比较》一书的出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东方诗学之间、以及中国诗学以外的东方诗学与西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的一块探路石，一只报春鸟。
《比较》一书的出版，为新世纪中印跨文化对话创造了又一个契机。此前由郁龙余等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在探讨印度作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这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比较》一书则将平行研究范式运用到中印诗学的心灵对话中来。由于同属于东方文明话语圈，中印两国诗学家在审美思维等方面存在的相似点，使中国诗学与印度诗学在味论、韵论和修辞论（庄严论）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学术探讨价值。这种探讨又在无形中创造了中印文化心灵对话的前提。这在中印关系迅速升温和西方文学理论风行中印评论界的当下时代，无疑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部分印度学者认为：“照西方标准看，他们的文论不乏体系，印度和中国则没有。再加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势，西方文论风行当今世界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如果中印学者走到一起来，我们将改变世界文论的格局。”9印度学者对部分中国学者提倡的双向阐释批评模式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早已自觉运用梵语诗学理论于文学评论之中。限于各种条件，目前中国学界对梵语诗学的译介研究还不理想，印度学者对中国文学理论的了解更是差强人意，而互相了解是双方心灵对话的必要前提。在这一时代背景中，《比较》一书对中印诗学心灵的相似点进行学理追踪，这使它具有深远超前的文化战略价值。
凭心而论，作为一部开创性质的学术专著，《比较》一书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众所周知，包括戏剧理论在内的古典梵语诗学是印度诗学的传统精华，但从全书篇章结构来看，由于照顾中印诗学发展的历史比较，对于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诗学的比较研究显得有些分量不足。该书未能就梵语戏剧学专著亦即广义上的梵语诗学开山之作《舞论》与丰富多彩的中国戏剧学理论进行深入比较，这是一个遗憾，如《舞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李渔的《闲情偶寄》在戏剧理论方面存在着可比性。这或许与作者将诗学一词定义为狭义的文学理论并将戏剧理论排除在外有关。《比较》第十一章“中印诗学现代转型”和最后一章“中印比较诗学”将比较视野延伸到现代，但这却显得有点突兀，使全书论述重心失衡，此二章内容也显得很单薄。这似乎与作者在材料占有方面的局限有关。事实上，《比较》一书如将论述内容集中在梵语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的比较研究上，将更为合理。如中印诗学关于语言与意义理论的关系探讨，便足以构成新的探索空间。中国古代诗学对“言不尽意”等涉及言意命题的探讨非常之多，梵语诗学更是如此。例如，刻意创新的梵语诗学家恭多迦发前人未所发：“众所周知的是，语言是能指，意义是所指。”（Vacyortho Vackah sabdah prasiddhamiti）10这里的梵语原文“Vacya”和“Vacka”分别指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所指”和“能指”。11恭多迦等梵语诗学家在探索语言与意义的道路上，走出了极富现代意义的一步。印度的语言万能和语言崇拜传统对梵语诗学家们探讨语言和意义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代印度学者对此有过精深的专题探索。12《比较》一书在第七章“中印韵论诗学”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但韵论诗学并不能完全代表梵语诗学对语言问题的整体把握。遗憾的是，该书并未将梵语诗学与中国诗学的言意观作一整体比较。这是一个极具当代学术意义的话题。《比较》一书在论述时，将曲语论、合适论等梵语诗学主要流派摒弃在中印诗学比较范围之外，也是不妥的。《比较》一书还存在研究资料和一手文献不足的问题。在《比较》中，作者基本上采用梵语诗学的中译文，这就使某些尚未译成中文的梵语诗学原理不能派上比较研究的用场。就英文或印地语资料而言，全书采用的也很有限，这影响了该书某些章节的论述深度，如最后一章“中印比较诗学”并未将印度比较诗学发展之路完整地展示出来，这从第555页中作者转引几部印度学者关于比较诗学研究著作便可得知，这与作者对印度学者在该方向上的研究文献的掌握不足有关。此外，《比较》一书还存在一些论述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第72页认为，恭多迦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使曲语论从韵论中脱胎而出”。事实上，曲语论主要来自对庄严论的继承和超越。13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作为一部东方诗学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比较》一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如何沿着《比较》一书设定的东方诗学比较之路继续走下去，如何超越《比较》，如何在更为扎实的学术基础上、在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进行跨文化的东西方诗学比较，是中国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2007年5月写于四川大学
1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页。
2 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3 Ramaranjan Mukherji, Global Aesthetics and Indian Poetics ,Delhi: Rashtriya Sanskrit Sansthan, 1998.
4 参阅尹锡南：《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远视症” 》，《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5 陈跃红：《现代性视域与文学“比较”的多重意蕴》，《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
6 郁龙余：《旧红新裁，熠熠生辉：简评<东方文论选>》，《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 郁龙余等著：《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8 裴晓睿：《印度味论诗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研究集刊》（2），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9 参见尹锡南：《新世纪中印学者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对话》，第19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Kuntaka, Vakroktijivita（《曲语生命论》，梵文版）, ed. by Sushil Kumar De, Calcutta: Pirma K.L. Mukhopadhyay, 1961, p.15.
11 Vaman Shivram Apte,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4, pp.840-841.
12 see Tarapada Chakrabarti, Indian Aesthetics and Science of Language, Calcutta: Sanskrit Pustak Bhandar, 1971.
13 参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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