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许多国家长期占居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受严重挫折，迅速衰退，民族主义、原主义甚嚣尘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急欲抬头时，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健康、清醒力量。但自由主义在中国却是命途多舛，它长期受到批评和误解，虽然三四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暂显兴旺之势，但在无情的历史急流中却不断触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左右碰壁。从50年代起，“自由主义”成了不言而喻的贬义词，只是在近两年，才有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内涵，它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重新探讨，并得到不少富有启发的成果。
《天涯》今年第二期上有王彬彬的文章《读书札记：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作了引人注目的激烈批评。批评的姿态和勇气当然值得嘉许，但如果批评主要建基于政治学和历史知识的片面、欠缺和错误，如果批评倚重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未经研究、缺乏批判的引证，那就会误导读者。本文当然不打算对自由主义作不合时宜的辩护，但想澄清一些问题。我主张，即使对于国人皆曰可杀的坏蛋，也不要凑上去乱棍打死。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公正的判决书，尽可能做到事实清楚准确，量刑适当，当然也包括把遗漏了的过错添补上去。
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
王彬彬在文章中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拉在一起，他断言，自由主义“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自由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视”。不知这种论断有什么文本和历史事实的根据?相反的证明倒是常识，载于各种教科书中。就拿最重要、最典型的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来说吧，早有中译本的《世界文明史》是这样描述其内容的："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明确规定所授予的权威，这个政府就变为专制独裁；这时人民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洛克在被视为自由主义经典文献的《政府论》下篇中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洛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反抗的人民，而是专权者、掠夺者在造反和叛乱。有人站在统治者一边说，反抗会有暴力和内乱，洛克针锋相对地批驳道：“他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贼因为这会引起纷乱或流血，在这些场合倘发生任何危害，不应归咎于防卫自己权利的人，而应归罪于侵犯邻人的权利的人。假使无辜的老实人必须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弃给对他施加强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们设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强暴和掠夺所构成，而且只是为了强盗和压迫者的利益而维持和平，那么世界上将存在什么样的一种和平。当羔羊不加抵抗地让凶狠的的狼来咬断它的喉咙，谁会认为这是强弱之间值得赞许的和平呢?”
洛克的《政府论》被视为“为英国人民反对自己政府而辩护的书”，他的自由主义学说极大地激励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援引了他的主张，试看以下文句：“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的，人民便有权把它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紧接着上面引过的话，王文又说“自由主义视法律为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自由的保证。自由主义的自由，必须在一个井然有序的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自由主义最害怕的是社会的无序和动乱，每当社会无序和动乱时，恰恰是自由主义者会急切地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话仍然失之粗率和任意。试问，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时专制主义的法律是保证自由还是压制自由?自由主义者是去维护专制的法律还是去打破它?同样有中译本的《法律与革命》一书在导论中说，西方历史中周期性地诉诸于革命的非法暴力来推翻既定的秩序，而且作为这种结果最终产生的权威已经创设了新的和持久的政府和法律制度。西方每个国家的政府和法律体制都源于这样的革命。因此，“每次革命都标志着该次革命所取代或根本改变的旧法律制度的失败”。在旧秩序和自己的社会理想之间，自由主义者显然会选择后者，所以《世界文明史》对洛克作了如下评论：“如果被迫作出选择的话，他宁肯选择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动，而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国王、总督、英军司令是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代表了法律和秩序，而大陆军首领华盛顿名不见经传，且屡战屡败，但自由派人士拥护的是后者。革命胜利后，华盛顿逐渐成为强者，但他毅然去职，因为自由和民主的观念使得他和他的支持者想要避免出现一位新国王的危险。在这一进程中，和在其它历史进程中一样，自由主义者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秩序，而不是什么没有政治属性的法律、秩序、强者。
没有近现代政治意识或不熟悉自由主义哲学的人，很容易产生—种误解和浅见，以为自由主义只是，而且永远是在现存政府和法律一边，因而与掌权者有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当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谈法律时，有人以为这表现了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性。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关于政府权力来源的学说。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大家的福利，人们形成共同体，自愿交出一部分权力；受委托的掌权者按契约获得权力，他们只能做被委托的事，法律主要是用来划清他们的权力范围和说明他们的行事规则，而不是他们使人民驯顺的工具。“所以，谁握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应该以既定的，向全国人民公布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该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如果掌握权威的人超越了法律所授予他的权力，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权力强迫臣民接受违法行为，他就不再是一个官长；未经授权的行为可以像以强力侵略另一个人的权利的人那样遭受反抗”。在专制的、极权的或不公正的社会，情况往往是掌权者侵权而违法，而非人民为捍卫自己天然的权利、反抗压迫者而违法。
王文还宣称：“自由主义本身，内在地包含着通向专制、独裁之路。”所谓内在地，就是说自由主义学说本身具有推祟专制独裁的内容，或者可以从中逻辑地推出这种内容，但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文本根据来证明这一点。相反的论据倒俯拾皆是，还是以洛克为例吧。《世界文明史》总结他的思想时说：“洛克谴责议会的专制主义。他痛斥君主专制制度，但他也同样严厉地谴责议会的专制统治权。”的确，《政府论》的有关论述，表明了洛克是如何地对专制深恶痛绝、势不两立。他说：“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这种权力不是出自自然的授予或契约，而只能使专权者处于与他人的战争状态，从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权：“他既然抛弃了上帝给予人类作为人与人之间准则的理性，脱离厂使人类联结成为一个团体和社会的共同约束，放弃了理性所启示的和平之路，蛮横地妄图用战争的强力来达到他对另一个人的不义目的，背离人类而沦为野兽，用野兽的强力作为自己的权力准则，这样他就使自己不免为受害人和会同受害人执行法律的其余人类所毁灭，如同其他任何野兽或毒虫一样，因为人类不能和他们共同生活，而且在一起时也不能得到安全。”
作者不能从思想、学说的内涵找到自由主义与专制的内在联系，而是举出了几个自由主义者倒向独裁的例子。问题在于，倒向独裁之后，他们还能叫自由主义者吗?作者的论述方法不能成立，因为类似例子随手可举。参加过创建中共的陈公博、周佛海后来当了汉奸，难道共产主义和卖国有内在关系吗?参加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的杨度后来成了中共党员，难道共产党和—专制复辟就有了内在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论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其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和作风，由于其乌托邦气质和浪漫伤感情怀，其观点中有不少并不中肯。其中最为薄弱之处。大概要算对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分析。王文未作思考和分析重复这方面的观点，无助于读者认识自由主义，也元助认识法西斯主义。
作者引证《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中所提霍克海默1939年—段广为人知的话：“一个不愿意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当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概念相交，但并不重合。就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再次引用这句话之后有一个专门的说明：“应当明白，他说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其自由的或垄断的先驱。”
王文同意马尔库塞的观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他除了照搬照引马尔库塞的三点论据外，未作任何补充阐发，现在我们来逐步考察这些论据。
其一，自由主义是对建立强大国家要求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这不对，自由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珍视个人自由而反对国家集权，没有任何主义或学说像自由主义那样警惕和防范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社会生活方面，它严格划分公共和私人领域，确保个人基本权利；在经济上，它的基本原则是以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作自然调节，不赞成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在政体问题上，它主张权力平衡与相互制约，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古典自由主义之后，有哈耶克、波普尔等人反对社会工程论，即否认谁有全知的能力可以对社会的改造和发展作出完美元缺的理性规划和设计。还有伯林这样的人厘清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差异，主张人享有的自由是“免遭……”的自由，而非“去做……”的自由，而后一种自由可能为国家的干预和强迫提供口实，尽管强迫的动机是为了争取美好的东西。恰恰相反，法兰克福学派许多理论家不喜欢“消极自由”的主张，认为自由意味着“自由到……”从法兰克福学派对黑格尔这个标准的整体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尊崇看，在支持还是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这个问题上，他们和自由主义者正好处于两极。
其二，从自由主义向极权国家的转变，是在同一社会秩序框架中发生的，独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更高阶段和完美实现。看来，为王彬彬所接受的马尔库塞的思路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等于自由主义，因此法西斯主义可以和自由主义划等号。但是，任何深入研究过法西斯起源的人都会指出，在“资本主义”这个混杂的概念中，可以划分出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是英美，而后者的典型则是德国。想一想“纳粹”这个词的原意，就可以明白把法西斯等同于自由主义是多么缺少根据，怪不得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提到希特勒也讲“信仰社会主义”。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虽然多半迁居美国，但囿于语言、文化、心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等原因，围于德国经验，并未研究德美之间的区别。王文引证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有一段话很说明问题：“纳粹的经验深深刺伤了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他们独立于美国社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到的独特历史因素。研究所总是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其反动，但在美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确实在抵抗这一变化，为什么会如此?研究所从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讨。”
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整体主义、权力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原因很多，比如整体主义哲学、军国主义传统、一战的失败以及经济大萧条等等，自由主义不是法西斯成功的原因，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传统薄弱，自由主义势力软弱才是其原因之一。可以大体上把魏玛共和国视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希特勒靠选票把魏玛共和国变为第三帝国，并不是自由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和平过渡，而是因为自由主义在德国缺乏根基。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军国主义在一战失败后由其他西方大国挟持而出现的短暂现象，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是在与左翼力量联手搞垮自由民主制度之后而得到政权的，二者都认为议会制度是平庸的、腐败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宣称，国家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工作、秩序和繁荣，自由是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墨索里尼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搞过罢工，当过社会党报刊的编辑，他本质上却是个现存制度的叛逆者，始终是自由主义的死对头。
王文在引证马尔库塞的话时；漏了关键的一句，即说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发生在同一社会秩序框架，具体指的是经济基础的统一。我们可以深究一下，自由主义式的市场经济是否与法西斯主义有内在关系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同样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纽曼对德国经济作了经验研究后指出，德国经济广泛的、显著的特>征社群垄断经济，也是一种命令经济。纳粹党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帮助它提高官僚化的经济机构，在他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纲领指导下，自由主义国家所提供的缓冲和防御机制已不复存在。
其三，自由主义对于调节社会不同阶级、集团利益时采取自然和放任态度，但当冲突和危机加剧，整个的和谐越来越不可能时，自由主义从理性转向非理性，求助于具有超凡魅力的、独裁的领袖。马尔库塞的这个论证是在玩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从黑格尔那里禀承的、他们玩得得心应手的辩证花招，想要说明极权主义既是自由主义发展倾向的继承，又是其反动。但这种先验的辨证推演并不符合经验事实。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鉴于社会上出现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经济萧条等现象，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或所谓社会自由主义，放任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有所修正。情况刚好和马尔库塞所说的相反，自由主义重视了调节而并未求助于独裁权威。到了70年代，由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发表，上述倾向更为强烈和明显，罗尔斯最新版本的自由主义更偏向平等，大力强调照顾社会上最少受惠者的原则，引起长期、激烈的争论，从而使自由主义在当代更具活力。我国学术界对罗尔斯的思想、影响、后果有详细译介，我们在谈论这方面问题时应利用这些较新的材料。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人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霍克海默晚期态度的转变颇令人玩味，他在60年代退休时表尔，他对资本主义表示无限的歉意，我想，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批判者，他的真意可能是对法兰克福学派颇为偏颇不公地攻击过的自由主义表示歉意。在1965年为《批判理论》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霍克海默说：“应当公开宣布，一种即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制，也总是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专制独裁好一些。这种公开的表白，出于真理的目的，我认为是必要的。”“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又坚决捍卫它的理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他表示，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公正，但仍是暴力海洋中自由的岛屿，这岛屿的沉没也意味着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内的整个文化的沉没。
依我之见，极权、专制、法西斯主义是与自由主义，还是与其他什么东西易于发生联系，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比较容易弄清楚。“文革”前，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党，搞得不好就会变成法西斯党，当时有不少人感到很新鲜，因为人们习惯的说法是，法西斯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还说，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在80年代初谈论我国的制度改革时，重提了毛泽东的观点，并高度重视人们的一种议论：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当然，毛泽东、邓小平决不会认同自由主义的立场，也不欣赏西方政治制度，但他们以自己的政治阅历和洞见，对英美式的体制与极权主义的关系，看得显然比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呆子和今日中国“新左派”青年要清楚得多。
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局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传播和实现自己政治理念方面作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并且是惨败。从思想传播方面说，传统文化、王霸之术根深蒂固，不但不能铲除，连反传统者都难于彻底摆脱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虽然倡导西学之风尤盛，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与德国的整体主义、国家主义同构之处甚多，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与法兰西的激进轻率天然谐调，虽然有不少从英美归国的学者竭尽全力鼓吹自由主义，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对于自由主义实在是太贫瘠。从实际政治运作方面看，自由主义者中见是不打算书生论道、爱惜自己羽毛者，要么在波谲云诡、险恶万分的政治风浪中晕头转向，要么在强大而毫无妥协可能的武装集团之间左右碰壁，束手无策。有人或者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企图以结盟的方式在政治牌局中占一席之地，但他们“吃不着羊肉惹一身膻”，铩而归，身败名裂。有人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狼狈不堪；有人八方讨骂名；甚至有人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我们可以认为，在本世纪前半叶，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必然失败，但不能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说自由主义者投靠反动的独裁者而成了殉葬品。王文的分析，要么是沿袭了以前的偏见，要么是了解情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论有失公允与中肯。
王文为了证明“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会走向极权主义，会拥护专制、独裁”，举了严复为例。作者断定严复“自始至终都信奉自由主义学说”，不知根据何在?是否为专门下过功夫研究严复得出的独特结论?我所阅读的有关严复的论著，没有一种有此结论。大多数论者都认为严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进步走向保守、反动，从“全盘西化”变为维护传统。而更认真细微的研究表明，强调严复早期全力拥抱西学，弃绝传统，后期甘心情愿拥袁复辟，都是片面不确之论。
如果一定要深究严复与自由主义学说的关系，那么我们只能说，囿于严复从小受熏陶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士大夫急欲寻求新学以救亡保种的实际目的，严复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为我所用的。在西方思想家把个人自由、个人幸福当作目的的地方，严复一概将其视为促进民智民德、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所以，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结语中感慨说：“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的和被歪曲了的。”不错，严复介绍和宣传过包括自由主义学说在内的西方学说(因此被誉为“西学圣人”，而未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严格说来，严复的兴趣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还不如说是社会进化论。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处境尴尬，左右为难，作为群体他们不断分化，甚至分道扬镳；作为个人他们立场态度时有变化，因时、因事而异，几乎没有倒向一边，从一而终的。而王文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一致性，采用了这么一种简单的逻辑：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独裁政权，拥蒋就是拥护独裁。作者只以拥蒋人物的言行为例，对相当多的人物反蒋拥共的情况避而不谈。即使在拥蒋的人中，不少代表人物也并非始终一贯拥蒋，他们反对国民党专制极权的言行，被国民党镇压迫害的情况，也被作者回避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