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斯各特（Paul Scott，1920—1978，下简称斯各特）是20世纪英国文坛继吉卜林、福斯特之后一位最重要的涉印题材白人作家。斯各特曾经前后四次去过印度：1943—1946年，他在英属印度服役；另外三次均属短暂访问，时间分别是1964年2—4月，1969年1—2月和1972年1—3月。他的一生创作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都涉及到印度题材。他是印度独立以后“眷恋期”内英印作家书写印度最典型的一员。1977年即斯各特逝世前一年，他以反映后殖民时期英印复杂关系的《眷恋》(Staying On)获得英国的布克小说奖。1984年，伦敦图书销售理事会开展第三届“我们时代的最佳小说”评选活动，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The Raj Quartets, 1966-1975)和《眷恋》同时与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4)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1954)等作品一起，被列入30部“战后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之列。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成为后殖民时期西方英语世界反思和总结殖民时期英印关系亦即东西关系的最重要之作。它包括情节联系紧密的四部长篇小说即《皇冠上的宝石》(The Jewel in the Crown，1966)、《毒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corpion，1968)、《沉默之塔》(The Towers Of Silence，1971)和《分脏》(A Division of the Spoils，1975)。斯各特的传记作者希拉里·斯泊宁曾经引用别人的观点评价道：《统治四部曲》是“以大英帝国为主题的英印小说支流中的最有力度的作品”。1另外一位斯各特研究专家认为，尽管《统治四部曲》第一部《皇冠上的宝石》是1924年E. 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出版以来的涉印题材最佳小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文学评论就这样一位明显重要的作家的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斯各特没有获得学术界的认可。”2与西方学术界对斯各特的冷落一样，中国学者对其亦不加重视。如近年由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资助出版的一本《英国文学通史》中，根本就搜寻不到保罗·斯各特的名字，而主编在“内容概述”里声称本书是“古往今来英国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讨的集大成者”。3近20年来，国内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刊物也罕见刊载文章研究这位非常重要的英国作家。
1、历史反思：保罗·斯各特印度叙事的基点
保罗·斯各特的印度书写浸透了一种沧桑的历史意识，这与他对殖民和后殖民时期风云变幻的印度次大陆的多次近距离观察感受密不可分。使他赖以成名的杰作《统治四部曲》的第一部《皇冠上的宝石》这一书名便将人带回到大英帝国殖民历史的深处。1877年，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利任首相时，拥戴英女王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女皇，并说“印度是英国皇冠上最大的宝石”。四部曲中屡屡出现的源自印度古代梵语的词汇“Raj”一词也暗示着殖民地印度和大英帝国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Raj”一词在梵语中意为“国王，首领”，在印地语中除保存梵语原意外，还增加了“统治、泥瓦匠”等意。4该词后来进入英语辞典便成为“统治”之意，另有“Rajah”在英语中表示“印度王公、马来西亚酋长”之意。5 “Raj”放在历史语境中，应是“大英帝国对印殖民统治”之意。
作家将一种历史意识倾注到了小说人物上。意味深长的是，四部曲最后一部《分赃》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历史学家盖依·皮隆。他毕业于剑桥大学，研究兴趣在英帝国历史和印度史。1943年皮隆来到印度。他以历史研究者的审慎和睿智观察思考大英帝国在印殖民统治的夕阳西下和最终崩溃。通过分析潜藏在英国化的印度人库马尔和梅里克冲突中的内在矛盾，皮隆得出结论：库马尔这个麦考莱心目中理想的“褐色英国人”和梅里克这位纯种英国人之间的冲突就是英印关系发展的历史。麦考莱是欲从文化心灵方面殖民印度的典型代表。皮隆在对英印关系进行历史梳理过程中得出结论：“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 6他还认为，他与众多在印和在家的英国人都应该为发生在印度的屠杀事件负责。《分赃》中有一节多达一百多页篇幅的内容，全部由皮隆来加以叙述。在小说结尾，即将离开印度的皮隆写道：“我回家了，思索着另一个地方……即将到来的春天仿佛幻影一般，幻梦一场，从未圆满，绝难圆满。”皮隆想起被英国人“遗弃”的印度，不由忧从中来：“英国人能带什么回家？”7这里将印度独立前夕“眷恋期”里惶惶不可终日的英国人的复杂心态揭示得非常生动。殖民帝国的崩溃是一曲无尽的挽歌，皮隆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历史的书记员，将此特殊的历史风景一一收录眼端，形诸笔端。如是看来，保罗·斯各特从历史角度切入他的印度书写、带着历史意识塑造人物形象并反思英印关系是确凿无疑的。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保罗·斯各特虽然为风云变幻的历史发展而着迷，但他又不愿意被人们归入历史小说家之列。事实上，斯各特是位超出一般意义的优秀历史小说家。他的优秀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恢弘气度和鞭辟入里的批判姿态，对殖民时代英印关系史进行了艺术而科学的全面探索。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色于甚至是超越了前辈作家E.M.福斯特。斯各特的传记作者认为：“保罗·斯各特将自己变成了一位研究大英帝国的非常博学的历史学家。”8尽管他无意成为历史小说家，但他在创作四部曲时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科学态度却是有目共睹的。不光是皮隆这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就连英国姑娘萨拉也有一种审视历史与现实的眼光。如四部曲临近结尾时，萨拉对自己爱着的穆斯林艾赫迈德无辜死于教派仇杀进行分析。她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国大党与穆斯林之间的权力争斗。她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理智的可怕的混乱。萨拉对这一混乱最终根源的分析显示出她即斯各特的历史睿智：“我认为这一混乱该由我们负责，一百年来还有这种混乱存在，这是我们的失败。”9这种关于英国殖民印度历史的深刻反思比之前辈英国作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动手创作四部曲第一部《皇冠上的宝石》之前，斯各特便清楚，自己需要一种历史的视角，因此，他将故事的起点放在1942年“圣雄”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发起针对大英帝国的“退出印度”运动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东方和西方在印度的最后大碰撞”。10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分赃》则将时间分别锁定在1945年和1947年，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一为印度独立且伴随印巴分治流血冲突的复杂岁月。斯各特最后一部小说《眷恋》则将时间定在后殖民时期的印度，这是对于他自己的《统治四部曲》里出现的英印人在独立后印度的命运进行追踪调查，同时也是对前边提到的英印作家马斯特斯笔下滞留印度的英印人帕特利克和维克多利娅们命运的追踪。这一手法拓展了作家对于英印关系的思考空间。它也使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书写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时间序列中向前发展。
斯各特为求真实，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并请求他的印度朋友和英国同胞对史实进行细致核对。这包括战时紧急状态法、被英印当局拘留的同情印度国大党的囚犯经历和印人暴动时印度陆军的调动程序等，帮助斯各特的印度友人来自孟买、马德拉斯等地。《皇冠上的宝石》以发生在比比加尔花园的英国护士达芙妮·曼纳斯被强奸案为主线展开。这一强奸案对小说乃至整个四部曲的故事情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一强奸案是以1919年发生在印度阿姆利则一位白人少女被强暴的事件为依据的。小说中对印度人友善的修女卢德米拉是以特里莎修女为原型而塑造的。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莎出生于阿尔巴尼亚，12岁时始为修女，后加入印度国籍。从1950年代开始，她在加尔各答等地从事救济贫民等慈善活动。斯各特多次到过印度，对于她的善举不会不知道。小说中的英国将军雷德开枪镇压马雅浦尔印度民众暴动，而他的名字“Reid”则是将1919年4月13日制造著名的阿姆利则惨案的英国将军“Dyer”的名字反拼而成。令印度平民死伤千人以上的阿姆利则惨案曾经让大诗人泰戈尔愤然放弃英国女王赐予的爵士称号。在斯各特的四部曲中，印度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的名字几乎悉数提到，如甘地、尼赫鲁、苏·鲍斯等，至于“退出印度”运动，1942年“八月革命”、1945年美国轰炸日本长崎、1947年印巴分治与教派流血冲突等历史事件都被直接涉及或影射。《统治四部曲》的确是浸透了历史意识的作品。
在《统治四部曲》出版之前，斯各特创作了象征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天堂之鸟》(The Birds Of Paradise, 1962)。主人公康威的话似乎可以表明斯各特自己的心迹：“我最喜欢学习的课程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历史。”11四部曲印证了康威的话。斯各特从第一部小说《皇冠上的宝石》开始，将故事置放在1942年8月甘地领导的“退出印度”运动的关头，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印度人，印人针对英人的暴动此起彼伏。这本身就使小说充满了悬念和张力。他裁取了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再进行艺术加工，将英国在印殖民统治的崩溃过程逼真地再现之，同时还对那一时期印度内部的历史风云进行全面扫描。这使他对印度的历史书写呈现一种立体浮雕式的景致。例如，第二部小说《毒蝎的日子》开头就是大段关于国大党要人卡西姆的描写。他是穆斯林，但他为了印度独立运动，坚决拒绝了总督要求他声明退出国大党的建议，坦然走向监狱。某种程度上，卡西姆是在为印度的民族和宗教团结信念而战，因为总督利用真纳施压暗示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水火不容。这使卡西姆成为一个悲壮的民族英雄。早在1940年3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拉合尔决议以“巴基斯坦决议”闻名于世。12它虽然没有提出要建立的国家的名字，但是，后来印巴分治的种子却是播下了。卡西姆的悲壮还在于，之后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儿子参加了苏·鲍斯领导的联日抗英的“印度国民军”。这对他维护印度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决心更是一一个沉重打击。1941年起，反抗英国决心强烈的苏·鲍斯在德国开始组建后来的印度国民军。1943年10月21日，在日本当局支持下，在新加坡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胞斯任总理。他致电甘地，表示联合日本抗击英军的印度国民军的最终目标是赶走英国殖民者、维护印度独立。甘地和国大党赞扬胞斯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认为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与法西斯合作谋求独立无异于与虎谋皮……自己成了他人掌上玩物却又坚信能保持自主，这是胞斯的悲剧所在。”13总之，以上这些充满紧张矛盾的情节都是发生在英国对印殖民统治摇摇欲坠的时期，它使作品的色调更加丰富多彩。就反思英国在印的殖民统治而言，斯各特比之E·M·福斯特前进了一大步。在四部曲中，他通过冷静客观的艺术描叙，通过对英国殖民者在印道德沦丧、残酷自私而又傲慢无比的展示，暗示了殖民统治大厦倾斜的必然。在《皇冠上的宝石》中，他借女主人公曼纳斯的话说出了所有英国人的担心：“我现在相信，对于我们来说，一切已到尽头。我指的是白人。”14斯各特还运用自己擅长的象征和隐喻等手法，来表明殖民统治崩溃的历史必然。在《天堂之鸟》里，他用“天堂鸟”这一动物隐喻了困兽犹斗的大英帝国：“人们认为，天堂鸟是太过漂亮的一种动物，它不能生活在自然世界里。要是证据充分的话，它应该属于超自然的世界，而且它也应该是缺足少腿的。没有腿脚，飞翔劳顿时，它在哪里又怎么栖息倦翼？”15这里将大英帝国的必然失败巧妙地表现出来。小说《毒蝎的日子》运用了毒蝎被围火中而身亡的寓言，昭示了英国人处境岌岌可危。仿佛是一种回应，在小说结尾，因丈夫战死而处疯狂状态的苏珊竟将自己的儿子置于火圈中央。1967年5月7日，保罗·斯各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关于毒蝎的描写实则是关于英印帝国的一个“隐喻”：“毒蝎对热度非常敏感，因此它们藏身石头之下。雨水一来又将他们赶到开阔处。人们早就相信，一旦你以火来围之，他们就会自杀。……到了最后，那些毒蝎受各种因素而被迫跑出来，或是被自己所放的火而烤焦。……这就是《毒蝎的日子》。此书本意是将我们带到印度独立前夕，那时我们全都从藏身的石头下被赶了出来。”16这样来看，斯各特的许多书名本身就象征和隐喻着对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一种历史反思。斯各特的艺术手法就是某些新历史主义者所欣赏的姿态：“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它把所报道的事件同我们在文学和文化中已经很熟悉的模式串联起来。”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17
大卫·鲁宾认为：要研究《统治四部曲》这样的皇皇巨著，从历史角度入手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赋予斯各特四部小说外部结构，推动他的历史理论的发展，给他提供作为历史牺牲品的人物角色，使他或成功或不太完美地就大英帝国在印统治失败作出全面而清晰的认识。”18实际上，就斯各特而言，用来充当其小说背景和提供框架结构的历史是次要的，他主要是通过笔下过往的历史烟云来表现人类命运，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完成对于历史的超越。对斯各特来说，历史有时只不过是记录人类循环不已的谬误罢了。这充分显示了斯各特对于人类道德和人性良知的深刻关注。
斯各特作为一位历史意识丰富的小说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他在《毒蝎的日子》中，采取了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进行艺术叙述，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在小说第二部分里，他用了整整八十四页篇幅来叙述官员们对于库马尔的审讯。19整个审讯过程都是在问答中进行，当然更多的是库马尔的自叙。通过他或平静或激动的叙述，梅里克这一英国殖民势力的代表对于印度人的傲慢偏见和残酷虐待慢慢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更加令人称道的是，斯各特将已死的曼纳斯小姐的伯母曼纳斯夫人安排在暗室中旁听整个审讯进程。曼纳斯夫人可以视为作者化身的历史学家，她通过对库马尔口述的分析，得出了公正的结论。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和民主性等优点，它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提供了新的研究渠道，使历史研究变得“更具民主色彩”。20斯各特深得其中三味，也就娴熟运用并受益于此。这增加了四部曲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在四部曲的许多地方，斯各特还运用了现代史学倡导的心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叙述。如上所述的众多主人公的意识流变便具有这一特征。它同样增加了文本阅读的魅力。
2、“隐身人”：关于混合文化身份的艺术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加速全球化时代，随着后殖民理论的不断传播，文化身份问题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后殖民理论创始人赛义德自己的尴尬便是文化身份问题的一个现实缩影和具体写照。他的身份定位和身份焦虑使他处于东西文化互动的缝隙处。他既不能回归自己祖先所在的东方伊斯兰文化，又不能完全真正融入西方文化。台湾学者将这位声称“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的回忆录“Out of Place”译为非常传神的书名《乡关何处》。21从文化身份问题的角度入手对斯各特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四部曲的主人公之一库马尔是作家集中笔力描写的对象，他的身上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信息。他也是斯各特本人的自画像。斯各特晚年曾经说过，他成长期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置换人”（displaced person），这一置换再生动不过地体现在四部曲中的库马尔身上。22库马尔身上凝聚了斯各特关于文化身份问题乃至英印关系、东西关系的深层考量。
顺从父亲将自己培养成理想的英国化印度人的愿望，库马尔童年时在英国接受教育。在那里，他有一个典型的英国式名字哈里·库默（Harry Coomer），而非自己的印度名字“库马尔”。1938年他18岁时，父亲破产自杀。失去经济资助的库马尔不得不回到贫穷的故土印度，与姑妈生活在一起。在陌生的故乡土地上，他时时事事都感到不如意。在他心里，遥远的英国比之故土印度要更亲切一些，但使他失望的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一样，都对他不怎么在意。为了与同胞顺利交流，他不得不请人教自己印地语，但他始终没有把印地语说得地道流利。库马尔的英语非常棒，且在印度人看来比英国人更具有英国气质，但他找工作时，因为明显可辨的印度人身份而被英国老板刁难。他在英国时的好朋友林赛与他通讯往来多年，可当林赛以白人士兵身份来到印度并与库马尔劈面相逢时，他与其他白人一样，对库马尔视而不见。在英国人眼中，库马尔不管英语说得多棒，终究只是一个“Invisible man”（隐身人）。库马尔哀叹道：“对白人来说，我是隐身人，因为他们是白皮肤而我是黑皮肤；对我的白人朋友来说，我也是隐身人，因为他无法识别人群里的我。林赛肯定是这样想的：‘他们全都一模一样。’他使我消失不见。我什么都不是。这不是他的过错。他是对的。我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23库马尔在心底深处感到绝望，向白人靠拢、向英国人看齐这条路是堵死了。原因很简单，他是殖民地印度人。他的悲剧在与曼纳斯小姐结交并在比比加尔花园与之发生性关系之后更是雪上加霜。警察头子梅里克因为向曼纳斯求爱不成，遂嫉恨库马尔。几个流氓在比比加尔花园当着被捆绑的库马尔的面强奸了曼纳斯小姐。梅里克却不分青红皂白，栽赃于库马尔，将之投入监狱并百般折磨。这位英国化的印度人从此真正“隐身”于喧嚣世界之外，直到很久的将来才会重见天日。这位“黑色的英国人”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通观近代以来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其间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艺术叙事比比皆是。这可首先追溯到殖民文学鼻祖吉卜林那里。他的代表作《吉姆》中的主人公吉姆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重身份认同的文学形象。这和吉卜林与印度藕断丝连的思想和生活关联密不可分。有人戏称：“吉姆（Jim）实在应该叫作吉卜（Kip）”24吉卜林的姓就是“Kipling”。斯各特塑造的库马尔是一个与吉姆身份既相似又相异的艺术形象。吉姆有欧洲血统，但自幼生长在印度，虽有融入印度文化的愿望但又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库马尔是纯正的印度教徒出身，但自幼就被爸爸带到英国接受教育并在心灵上完全英国化。他的悲剧便从回到印度开始。此二人在跨文化语境中以混合文化身份感受“文化冲击”这点上是相同的。但库马尔在两个世界即东西文化之间的摇摆要更厉害、更绝望无助。
吉姆虽然长期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但他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皈依了自己的白人身份。对于斯各特笔下的库马尔，这个殖民者心目中理想的“黑色英国人”来说，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他想皈依他的印度人身份，尊崇他祖先创造的印度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因为他已将自己视为英国人。投入英国文化的怀抱，回到自己感觉亲切的英国人那一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大英帝国对印殖民的残酷现实，再加上白人与黑人、东方与西方、文明与野蛮的一组组二元对立，使得库马尔那种一相情愿的文化身份“单相思”始终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留给读者品味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吉姆也好，库马尔也好，文化身份的置换绝不是换衣一样的简单了事。麦考莱之流的一相情愿诚如斯言：“一般地说，将一个印度人英国化的动机不容置疑：印度人越是英国化，他就会变得越好、越文明。”25但有良知的清醒的英国女士、曼纳斯小姐的伯母曼纳斯夫人却大胆地揭穿了大英帝国文化殖民的真相和恶果，也会使那些自动接受文化殖民的印度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不，亲爱的，假如哈里·库马尔还一息尚存尚能自救，且对他那样的小伙子还有什么生路可言的话，就让这个可怜的人去自寻活路吧。他是残渣余孽，是我们统治时代的多余人，是我们一相情愿塑造出来的人。”26在《分赃》中，历史学家皮隆将库马尔称为“麦考雷塑造的棕色英国人”。皮隆认为，尽管将作恶多端的梅里克放在英国本土，他也会成为一个“隐身人”，但是：“历史学家的眼睛只满含爱意地落到库马尔身上，他是我们英国人美德的象征。”27皮隆不无讽刺的内心独白揭示了库马尔形象文化内涵的极端复杂性。库马尔这个大英帝国殖民治下的“多余人”和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曾经异彩纷呈的“多余人”如奥勃洛莫夫、毕巧林和奥涅金等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库马尔身上体现了斯各特关于大英帝国文化殖民的历史和东西方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在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生存，两边都不能上岸。塑造库马尔文化身份的殖民宗主国没有赠与他一种温情脉脉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库马尔与曼纳斯小姐的混血女儿。她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曼纳斯夫人抚养了她。她给这个女孩取了宗教味浓厚的印度名帕拉瓦蒂（又译“雪山神女”，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妻子），并打算将其培养成为印度人。如《分赃》中有人透露出一点有趣的信息：“帕拉瓦蒂已被人教导将自己当成印度人。她是一个迷人的小女孩。”28帕拉瓦蒂开始跟印度古鲁（师尊）学习音乐。曼纳斯夫人幻想道：“有朝一日，帕拉瓦蒂也许会在西方大都市演唱，然后自己也成为一位古鲁，教授下一代女孩演唱那些形式复杂的歌曲。”29库马尔的悲剧是已存事实，他女儿在未来西方大都市生活时是否会有身份认同的迷惘困惑，小说避开不谈。这就留下了一个悬案，留待奈保尔和拉什迪等人继续探索。
非常有趣的是，印度本土作家一般很少塑造吉姆和库马尔之类的混合文化身份，但也有少数的例外。1910年，泰戈尔在被人称为“印度的《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戈拉》中塑造了一个拥有混合文化身份的人物形象即戈拉。戈拉自视为正统的印度教徒，但在得知自己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时印度士兵捡来的战争遗孤时，他先是震惊于自己的西方爱尔兰血统，继而无比坚定地宣称：“我一直梦寐以求但没有如愿的事，今天终于实现了。今天，我终于属于全印度了。在我身上不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的对立情绪了。”他还告诉印度人说：“帕勒席先生，今天早晨，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伏在印度母亲的怀抱里——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母亲的怀抱是社么样子。”30戈拉的个案体现的是泰戈尔的世界主义情怀。例如，泰戈尔曾经说过：“人是属于各国和各时代的，他们中间不应该有民族和种族之分。”“现在，已到了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自己人的时候了。”31在这些极富人道主义的东方话语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泰戈尔博大的胸怀和超前的视野，他笔下的戈拉就是他思想的艺术化身和结晶。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61年，印度作家B.拉江(Bhalachandra·Rajan)在小说《西方太漫长》（Too Long in the West）中，描叙了一个印度年轻女性面对“文化冲击”的困窘。纳丽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接受了西方生活观念和形成个人主义意识后，回到故乡南印度一个传统小村。她最终成功地冲破各种障碍，与一个低种姓男子结了婚。她开始认同印度传统的山村生活。32泰戈尔与拉江两位跨越半个世纪的印度本土作家在对混合文化身份问题的探索思考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几乎没有经受吉姆和库马尔那种强烈的身份认同的阵痛，便很快达成了与印度文化的认同。他们的思想姿态不能不说与印度传统文化自古以来的包容意识有关。
综合英国作家与印度本土作家关于混合文化身份的艺术思考，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东西方作家创作理念中的明显差异。吉卜林和斯各特等人是借混合文化身份问题思考东西方融合冲突的大命题，西方作家的视角使他们更多地看到冲突的一面；而泰戈尔等则借混合文化身份问题宣扬东西文化调和与人类一体的主张，印度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的一面在他们那里得到了艺术体现。
3、关于殖民时期东西关系的艺术反思
从很早开始，斯各特就已经意识到，他的印度题材小说应该努力探索1947年8月印度独立以前的英印关系，因为他痛苦地发现，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英国国内的种族关系还非常紧张。有趣的是，当他在《皇冠上的宝石》的开头第一个句子中写下“奔逃的姑娘”（running girl）的字眼时，他自己还不明白，她为何奔逃，又逃向哪里。当这部小说完成后，他马上明白了，她跑开是因为她意识到并欲逃避白人和黑人之间那种丑陋不堪、毫无理性的冲突，这是一种身体上而非精神道德层面的侵扰。斯各特坦白自己也曾带着这一心态逃离印度。33由此看来，斯各特在创作四部曲的思想起点上，与创作《吉姆》的吉卜林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对于斯各特来说，小说就是一种生活的隐喻，而他的四部曲中大英帝国在印殖民统治的失败，则应与普遍的精神缺陷和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斯各特留给读者的是一种模糊的结论：大英帝国在印颠峰时期意图体现一种爱的理念，但这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四部曲并没有刻意谴责给印度带来痛苦不幸的大英帝国，相反，作家却为帝国梦想的失落而倍感痛苦，因为，这种“帝国之爱”在印度从未得以展示。英国人是以一种自我想象而非口惠实至的姿态来帮助殖民地印度的。就四部曲而言，大英帝国关于印度的殖民抱负“证明是一场梦想而已”。34因此，斯各特在四部曲中着力从个人道德层面入手，反思英印殖民关系。小说中的一个核心人物梅里克是大英帝国恶的化身。他的身上体现了英国殖民者傲慢、自私、无情的一面，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性虐待狂。他对库马尔的栽赃陷害和人身侵犯将英国殖民者的“文明”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多行不义必自毙。梅里克最后被印度人打死体现了作家关于道德问题的艺术思考，也体现了他关于英印问题的反思深度。回溯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这同样是一部反思英印关系的杰作，但其中的英国人无一遭受梅里克的“悲惨”命运。不过，斯各特将他关于英印殖民关系的反思集中在道德层面，对于英国在印的经济掠夺等其它方面少有展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思考力度。
在斯各特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见到吉卜林小说与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中常常出现的英印对立境况。在印英国人拥有自己的圈子，一个个这样的圈子组成了在印的“小英国”。它是一种自觉的封闭性的集团，极力排斥当地人的参与。英国人的俱乐部禁止接纳印度人，就连英国人的当地朋友也不例外地遭到拒绝。在四部曲中，一对英国新人苏珊与宾汉举行婚礼时，前来祝福道喜的印度地方官居然被挡在了门外，因为门卫只认肤色黑白，这让他们非常尴尬。梅里克大言不惭地宣称：“白皮肤在这里就暗示了一种精致细微的东西，对了——是超人一等。它意味着善于领导，精神饱满且体力充沛，适宜于统治别人。接触了一个白人妇女的黑人男子会清醒地意识到，他侮辱了她。她也会敏感到这点。”35这是一种殖民文化传统的“肤色决定论”或曰“种族优越论”。肤色意识是种族歧视的代名词。它已成为在印大多数英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库马尔的英国好友林赛到了印度后也无法逃脱这一殖民文化场域的影响，他对昔日朝夕相处的印度朋友库马尔视为而不见，将其变为“隐身人”。这使库马尔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雪上加霜。英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如曼纳斯夫人对这种“肤色决定论”痛心疾首：“我在想，到最后什么都会剥落消失的，只剩下那种种族歧视，因为它是一切的最后分界线。不是吗？我指的是肤色，而不是死亡。”36
作为影响英印不平等关系诸多因素中的一种，“肤色决定论”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他们说：“我们是印度人，他们是英国人。真诚的友情是不存在的。我们甚至也不奢望这点。”印度人可以反抗英国人的压迫，但没有必要憎恨他们。收回印度的权益并与英国人和平相处并不意味着印度人会爱他们。“我们永远不会与英国人成为朋友，他们也永远不会视印度人为友，但我们没有必要成为敌人。人不是生来平等的，也不是生来就是弟兄。”37在《毒蝎的日子》中，穆斯林艾赫迈德·卡西姆与英国姑娘莎拉一起遛马，这仿佛是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结尾的印度人和英国人并排骑行后又分道扬镳的经典场景再现。因为，卡西姆告诉莎拉：“无论如何这是浪费时间。不管你是否愿意与印度人建立友好关系，你只能退回到你自己那边去。”38正如此言，正直而富有同情心的莎拉终于未能跨越肤色和文化界限，与卡西姆的友谊也始终未能上升到恋情的地步。印度人的心理敏感不是没有道理的。
难能可贵的是，斯各特在对跨文化交往的艺术思考方面，毕竟作出了超越吉卜林和福斯特两位前辈作家的大胆探索。最明显的例子是勇敢的女主人公曼纳斯小姐与“黑色的英国人”库马尔之间的跨肤色恋爱。她试图跨越文化之河，走到彼岸的印度人那边。且听二人单独相处时的对话。库马尔问曼纳斯小姐：“你想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你不在乎我们的交往吗？”女方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的界限。”库马尔反驳说：“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种族的界限。”当他在彼此忘情状态中进入对方时，曼纳斯的反应可以视为东西方接触时文化心理阵痛的又一个隐喻：“当他进入我身体时，弄得我大叫起来。” 39这体现了她亦即作家欲以男女之爱来联合东西的一种试验。她的悲剧在于，她只享受了与库马尔作爱的刹那极乐，便被命运无情地永远淹没了。这仿佛表明，东西方精神或物质上的真正融合在殖民时代，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美梦而已。
不光是曼纳斯小姐在努力寻求打破东西方种族界限和“肤色神话”，还有其他英国人自愿加入这一行列。教会学校的传教士克莱恩小姐在印度进行教育慈善活动，当她的印度同伴乔杜里为保护她被暴徒打死以后，她守护在他身边，摸着他的手念叨：“我很抱歉，过了这么久时间我才明白，已经太迟了。”40她是为印度人舍身保护她而感激。克莱恩小姐获救后，终于在某一天按照印度寡妇殉夫的“萨提制”，穿上白色沙丽，在小屋里自焚身亡。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英印普通人之间的纯洁友谊。另外一位承袭了克莱恩小姐对印友好姿态的传教士芭比对壁垒森严的英印界限非常反感。她是一个对印度不幸命运深表同情的人。她与克莱恩小姐一样，对那幅英国人引以自豪的象征大英帝国在印无上霸权的画《皇冠上的宝石》不以为然。她俩都从这幅画中读出了一个“未知的印度”的主题，并朦胧地意识到殖民话语在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这一思考与治印度现代史的英国当代史家P·斯皮尔的理性反思接上了轨：“印度愿成为最明亮的宝石，但为什么是别人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呢？”41芭比曾对莎拉说过：“我为这一种族界限感到羞愧。我从来没有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局面。”42在临终前夕，神志不清的她在回光返照中还自言自语：“我没有病。你没有病。他、她或它都没有病。我们没有病。你们没有病。他们全都好好的。因此……”43芭比的话是对整个殖民世界的白人所说，看似荒诞的疯子语言其实正包孕着对于殖民主义罪恶的“肤色神话”的犀利解构。至于莎拉的祖母则更是可敬。她不仅没有响应英国人为因下令开枪镇压印度人而被当局处分的雷德将军（戴尔将军化身）捐款的决定，反而将她的钱秘密地捐给了那些在大屠杀中遇难的印度人的遗属。“肤色神话”在她那里没有立锥之地。
更有意义的是，斯各特在对这些对印友好人士的描写中，还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中某些人如曼纳斯小姐和芭比等对于东方印度的文化隔膜感。曼纳斯认为，在印度，一切喋喋不休和狂暴行为后面都隐藏着一种静默。湿婆神在静默中狂舞。毗湿奴在静默间沉睡。他们的音乐也是静默。这种音乐打破静默，末了又回归静默。它仿佛证明：“一切人为的声音都是都是幻觉而已。”她感叹道：“这是世界上多么古怪的观念呀。我们永远理解不了它。”44这和福斯特笔下阿德拉小姐和穆尔夫人对马拉巴山洞的神秘回声困惑不解惊人地相似。有时，这一感觉又是和一种乡愁情结密切相连的。如莎拉建议芭比将她的大箱子存放在一个穆斯林那里，身为基督教徒的芭比坚决拒绝道：“想到把我的大箱子放在一个异教徒那儿，我心里就不舒服。”45斯各特的最后一部小说《眷恋》讲述的是与四部曲相似的主题：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四部曲取材于四十年代，而《眷恋》则取材于后殖民时代的七十年代。《眷恋》荣获1977年布克文学奖。它的重要价值在于艺术地反思殖民时期的英印关系对于后殖民时代英印关系的深刻影响。在《眷恋》中，一部分滞留印度的英国人不仅感受到印度独立和解殖运动给西方人的心理冲击，还一如既往地深刻体验到那种招之即来的文化隔膜感。当然，这种感觉是与思念英伦半岛的浓浓乡愁水乳交融在一起的。这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卢西最为典型。例如，她在小说结尾处对亡夫塔斯克饱含真情地倾吐着心里话，也顺便道出了滞留前殖民地大半生的英国人的无奈和孤寂，这是一种难以融入东方世界的真实而长久的“文化冲击”：“但从今往后直到末日，我都是孤独的。我心所知，在异国他乡起居行走，孤独将伴我永远永远。……啊，塔斯克，塔斯克，塔斯克，你怎么就忍心把我孤身一人抛在这里，而自己却回家安眠？”46
斯各特关于英印即东西方交往的艺术探索，也是对他的前辈作家吉卜林与福斯特的继承与超越，同时，又不自觉地在同时代乃至后起的西方作家笔下产生共鸣。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裔英国作家V.S.奈保尔便是一例。奈保尔曾以数次亲临印度的经历来论证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东方、走近东方、拥抱东方。奈保尔早年接受的英语教育，加上后来接受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欧洲传统价值的浸染，使他在文化心理上逐渐西化。奈保尔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但却可让印度人退守其中。”47这仿佛吉卜林关于东西方关系的老调重弹。也许正是这种与印度文化隔阂陌生的心理作梗，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仍然是一个“幽暗国度”，不管他如何声称自己身在其中，他仍是“一个局外人。”48
奈保尔的“局外人”感觉和芭比、卢西等在印英国人的文化隔膜感实际上有着相似之处。他们提供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个案。这对探讨加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交往融合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必须探索这样一些世界性命题：西方怎样看待东方？西方怎样走向东方？斯各特和奈保尔们或朦胧或清晰的答案显然值得人们、特别是东方人关注思考。
4、关于“东方”印度与“性神话”的后殖民解读
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赛义德在他的代表作《东方学》中就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心态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在某些西方人那里，“东方”被当作一种谋生之道。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支配关系。西方的东方观念重申西方比东方优越先进。“东方”被用来作为界定西方自身的一个参照系。他看到宗主国对政治经济处于弱势的边缘国“东方神话”的虚构，这使边缘国更加边缘化。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心态使东方与西方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殊异的民族本质，使自己能够把握“异己者”或曰“他者”。
作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一员，在进行超越吉卜林和福斯特的创作活动时，斯各特没有完全摆脱英国人和西方作家对待东方世界时的那种集体无意识。由于他曾经在大英帝国殖民印度时期呆在印度三年，印度独立后又去过三次，他对印度的东方主义式考察在后殖民时期进行有关东方题材英语创作的作家中，便具有非常典型的研究价值。
纵观斯各特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生涯，贯穿了一种将东方神秘化、他者化的思想痕迹。1953年出版的斯各特第二部长篇小说《异域的天空》(The Alien Sky)在题目上就已经显示了作家的旨趣。作品里的主人公欲在印度这一异域的神秘天空下进行自我身份界定，但他就是把握不住这一点。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与印度氛围有关的大量描写，如邪气十足的店铺，吵吵闹闹的音乐，肢体弯曲且眼放异光的乞丐。1960出版的《中国爱楼》(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可以视为斯各特整个创作中神秘成分、乃至将东方进行东方主义化和色情化的最集中体现。小说中的冒险家萨克斯比怂恿英国同伴布伦特暂时不要回国，留在印度专心致志地搜寻并千方百计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在他看来，印度是实现冒险梦想的最佳地方。小说中的场景充满神秘性，故事情节不乏耸人听闻之处。1962年出版的《天堂之鸟》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东方书写的神秘化倾向。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从历史书写角度出发，着意在道德层面上反思病态畸形的英印殖民关系，其政治小说的意味非常明显，但在这里，神秘化东方印度的倾向仍然保持着。小说中最重要场景之一是玛雅普尔。“玛雅普尔”意思是“幻灭之城”。这一杜撰的地名说明了斯各特对待印度文化的一种姿态。而曼纳斯小姐与库马尔完成爱的结合与她遭受歹徒轮奸均发生在同一地点即比比加尔花园。这是又一个充满神秘恐怖气氛的荒凉之地，大白天也少有人敢于涉足。曼纳斯小姐的悲剧发生在这里就不足为怪了。这与福斯特将《印度之行》中的悲剧发生地选在神秘莫测的马拉巴山洞非常相似。“比比加尔是《统治四部曲》的核心，正如马拉巴山洞在《印度之行》的位置一样重要。”49它暗示越靠近真实而神秘的东方，就越容易发生不测。
为了给即将写作的《皇冠上的宝石》准备素材，斯各特曾经在印度进行三个月人类学式的“田野考察”。1964年，他在第二次访问印度期间，与普通印度人有过多方接触。他发现，印度下层人仍旧那么贫穷。他们中的某些人仍旧按照大英帝国殖民时期对待白人的态度来尊敬他，这使他心满意足。在他坐公交车时，印度人挤在后面，将前排位置留给他一个白人舒服地享受。但是，当他走进一个普通印度教徒达斯家时，与奈保尔1961年初抵孟买码头的感觉一样，排山倒海的“文化冲击”感劈面袭来。次日醒来欲入厕时，达斯暗示他这里人会笑话他用手纸入厕的。因此，他只能按照主人指点带着一桶水到野外方便。这是印度人入厕的习惯。他觉得达斯似乎是以羞辱他这个英国人为乐。他后来写道：“我一天要如此这般地入厕几次，心中越来越怨恨达斯。这种怨恨来自恐惧。我害怕得重病，担心再也回去不成，就死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我在这里被当作动物对待。”50他将自己视为达斯的囚徒。与达斯家长达十天的朝夕相处使他得出一个结论：“有时候我四下环顾，觉得自己是发疯了，居然跑到这种地方来！”51最后一天，他在这个叫作提马普兰的小村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这个地方基本上可以算是噩梦缠身之地，一旦睡去，难得醒来。”52这句话成为日后作家化身的库马尔回到印度时的真实感受。事实上，贫穷的达斯一家一直以印度人的方式竭尽全力招待这位尊贵的白人客人，但斯各特的误解甚深。他日后写道：“我从这种殷勤好客中逃掉了。以我昔日在印度与当地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也不能理解这种殷勤。我想回到我的白皮肤躯壳里。”53斯各特后来在某些场合表达了他对达斯一家盛情款待的误解惧恨的羞愧之情，也曾意识到他在印度小村十天里了解的种族仇视和肤色偏见，要比在英国自由思考二十年得到的东西还要多。54他还总结了一个公式即文化冲击加上恐惧等于偏见（cultural shock + fear = prejudice）。55但无论如何，一场关于东方印度生活的人类学体验已经发生在斯各特自己身上，并表现在四部曲适当地方，甚至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小说如《中国爱楼》中。
在斯各特所有小说中，自然灾难和死亡事件常常发生，似乎到处都潜伏着一种危机。他的处女作《约翰尼先生》中就第一次出现了后来延续到四部曲的火灾。四部曲的开头一章，就预示了曼纳斯被强奸的不幸事件，然后就是印度人乔杜里被暴徒打死。而苏珊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欲以火烧死亲生儿子。芭比死时梦见火光，这是对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空投原子弹的历史回应。在《中国爱楼》里，妓女张荻娜以匕首自杀身亡，“中国爱楼”的主人中国商人被日本人斩首，其鬼魂萦绕爱楼。冒险家萨克斯比在爱楼附近静悄悄死去。在《天堂之鸟》中，主人公的心绪不佳，他到东方便是为了转嫁心理忧患。对往日的美好回忆恰恰印衬了当下的重重危机。在最后一部小说《眷恋》里，塔斯克在走投无路之际自杀身亡，留下妻子在异国他乡暗自神伤。
怎么解释斯各特作品里出现的这一系列灰色事件呢？这要追溯到作家自己的生活与心理世界。斯各特一生都在与贫穷作艰苦斗争。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特别幸福，晚年与妻子闹到了分居地步。作为一个大英帝国军人，他耳闻目睹了帝国统治在印度的全面崩溃，其心理感受非常复杂。他的思想中有存在主义的影子，他的思想里多的是悲观成分。将心中的郁积化为艺术话语，让思想危机变成文字的意识流，是处于思想焦虑中的斯各特的自觉取舍，这便有了他笔下挥之不去的灾难和死亡意象。这是另一种危机转嫁方式，它使东方承载了西方的“能量投射”。有的论者指出，西方人信奉灵肉二分，而印度人却是灵肉一体。所以四部曲中很多英国人感觉自己在印度就如同被囚禁一般。因此，他们要把自己被压抑的能量（包括性能量）投射到印度的土地上，这便是斯各特印度书写中的所作所为。56根据人格心理学基本原理，从人的焦虑的来源分，可以分成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如以合理方式消除焦虑而未能得逞时，就必须改换方式，启动自我防御机制。这一机制分为六种，其中包括转移作用和投射作用。57斯各特启动的正是这样的机制，他将现实世界带给他的焦虑和忧患转移并投射到东方“异域的天空”下。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曾经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58这里，赛义德反思的仍然是东西文化不对等关系。虽然斯各特在总结殖民历史、思考东西关系方面超越了前辈作家，但他的笔下也还存在一些不恰当的代人表述的痕迹。在斯各特早期小说《约翰尼先生》中，印度士兵会被白人主人感动得泪眼婆娑。在《中国爱楼》里，那个欧亚混血妓女对玩弄东方女人在行的白人布伦特主动地投怀送抱，并“深情”地爱上他。在其他小说里，还可以见到印度人心甘情愿皈依基督教的“动人”场景。这些描写都带有明显的代人表述痕迹，东方在此不幸失语。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斯各特的四部曲中描写了许多鲜活生动的英国人形象，如克莱恩女士、莎拉、苏珊、芭比、梅里克等，而印度人形象除了卡西姆父子俩有点灵魂外，其他印度人都是无足轻重的。至于形象生动的库马尔，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库马尔只在遗传基因和名义上是印度人。从其它任何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英国人。他甚至意识不到他是印度人，或印度人意味着什么。”59
在赛义德等人看来，某些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一幅色情的形象。东方还是具有危险攻击性力量的所在。对此，当代一位英国作家M·玛拉康达雅在其小说中现身说法道：“不管怎样，东方仿佛役使女人的某种温室，带给她们各种湿热的梦魇。”60他们在这里指出或暗示的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称为西方关于东方的“性神话”（sexual myth）。由于西方作家的丰富想象和“妙手天成”，这一“性神话”既可在伊斯兰近东世界繁衍，又可在印度、中国等远东世界催生。例如，大卫·鲁宾便明察秋毫：“对于那些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女作家而言，印度的神秘就在在于它那性禁忌的恐怖世界与或明或暗的受压抑的欲望。……印度性神话一直延续到印度独立以后，最优秀的和最蹩脚的作家都在这一领域里不断变换素材进行创作。”61斯各特也不例外。
有趣而又自然的是，斯各特在继承了福斯特的 “性神话” 衣钵并力求创新。四部曲第一部《皇冠上的宝石》以库马尔和曼纳斯小姐的跨国恋爱悲剧为核心而展开故事演绎的。他们的国籍就是阿德拉和阿齐兹的翻版，但曼纳斯比阿德拉的探索走得更大胆，她走进了漂流着种族、肤色和性别神话的激流漩涡里，结果被淹死，没有登上幸福的彼岸。有着英国文化基因的印度人库马尔的下场比阿齐兹更悲惨。无论如何，曼纳斯在比比加尔花园被几个印度流氓强奸，库马尔与阿齐兹一样遭受不公道的监禁审讯，这沿袭了阿德拉“莫须有”悲剧的模式。它再次显示了英国作家对于“性神话”的熟练操控。曼纳斯被强奸代表英国被印度施暴，而事实上大英帝国正是对印度施暴几个世纪的“文明使者”。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对此洞若观火：“我认为，如将强奸用来隐喻英印关系的话，这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为了准确起见，应该是一个或几个英国人对印度妇女强奸施暴，不管这些英国人属于哪个阶层。福斯特之流不敢描叙这样的罪行。”62这就显示了“性神话”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斯各特和福斯特们揭示复杂东西关系的原始意图。他们所制造的“性神话”最终成为反对自己的一大怪物。究其实，斯各特与福斯特及其他英国作家不停地炮制这种原版或翻版的“性神话”，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印英国人小集团的集体无意识作怪。他们对自己视为臣民和低等种族的印度人天生地有一种恐惧之感，他们尤其担心白人妇女与孩子被印度人侵犯。无论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多么和睦相爱，心中的恐惧总是存在。即使穿越文化激流的曼纳斯小姐也是如此。尽管她爱着库马尔，但她也不能驱除原始的恐惧，因为库马尔的肤色有别于代表安全色的白皮肤。在被强奸以后，她在幻觉中竟然以为库马尔可能也属于施暴者之一。英国人关于印度的恐怖意识在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后得到强化。斯各特和福斯特等人在大英帝国文化场域中成长，他们无形中成为这种帝国话语的继承者和传播人。这样一来，不仅曼纳斯和阿德拉两位白人女子，而且连斯各特与福斯特反思畸形东西关系的初衷，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己“性神话”叙事的牺牲品。
正如前述，西方的“性神话一开始就包含了色情化东方的思想因子。这是“性神话”的最基本含义和最初的原貌。在这方面，英国作家进行了不胜枚举的文本实践。单就斯各特而论，他也无法逃脱这一写作传统的影响。他的一些小说体现了这一点。如《中国爱楼》中的“中国爱楼”的妓女房间内外陈设分明透露出一种色情诱惑的魅力，三位妓女各有一个“艺名”，分别是“绿牡丹”、“黄花”和“红玉”，她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很会讨人欢心。关于自己的所爱对象“红玉”即中西混血妓女张荻娜，白人嫖克之一布伦特有一段自白录如下：“我为她的欧洲气质和中国气质干杯。……我为她每一个坚挺的金色乳房和突起的乳头而干杯，还为她柔软温暖的腹部曲线而干杯，她的肚脐长在那里仿佛有螺纹的贝壳。”63“中国爱楼”这一具有东方魅力的名字也是一块招徕色情生意的广告牌。在四部曲中，虽然其主题是探讨殖民时期的东西畸形关系，但斯各特也穿插了某些将东方色情化的文字，而这又与作品塑造的为数不多的印度人有关。如《毒蝎的日子》中，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穆斯林卡西姆以一副赤裸裸的色情面具出现在读者眼前：“例如，卡西姆有一种与姑娘们做爱的冲动。他造访过妓院。他天生地喜欢性交，并一直乐于此道。他喜欢一边性交一边吃大蒜。”64而恰恰是这个“色情”的穆斯林，在四部曲接近尾声时，毅然舍身拯救英国人。这一前后冲突的艺术形象证明了斯各特创作意识的某种局限。在斯各特最后一部小说《眷恋》里，印度人形象终于以主角登场亮相。但是，穆斯林男仆易卜拉欣是个性欲招之即来的势利鬼，他和女仆明妮常常鬼混在一起。而印度人布拉博伊则诚惶诚恐地来到基督教堂，他想象着自己当着神父的面忏悔在两性关系方面犯下的“罪行”： “神父，我有罪，我放荡了一夜，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享受性快感。”他还向作家谢尔伍德认为最好的宗教基督教诚恳认错：“我有罪，我装聋作哑，我没有像一个基督教徒或男子汉那样勇敢地说出来。”65斯各特刻画的这些东方色情嘴脸和滑稽嘴脸，在福斯特笔下的阿齐兹那里早就出现过。
在曼纳斯小姐回忆当初在比比加尔花园遭受歹徒强奸时，她幻念的意识流是这样的：“我再也梦见不到各种面孔了。而今在恶梦里我通常什么也看不见。这类梦总是伴随湿婆神的形象而出现。我只在回忆中看见他。湿婆神突然间离开他那宇宙火环，扑到我身上，将我的手足囚禁在黑暗中。我悄悄抽出另一只手臂来抗拒或拥抱他，但他总是腾出一只手来压住我。湿婆神的一根林迦（阳具）泄了阳，另一根坚挺的林迦又取而代之。”66曼纳斯关于强奸的记忆与印度教三大神中司毁灭世界之职的湿婆神相联系，这是斯各特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西方式颠覆和解构。它同样带有明显的色情化痕迹。林迦（Linga）在梵语中意思是“记号、象征、特点”，它象征性和生殖力，具体化为男根形象。林迦崇拜起源于印度河文明时期。印度教湿婆派有一分支即林迦派，它产生于公元十二世纪中期。其信徒集中在南方迈索尔地区。此派奉湿婆为最高之神，崇拜湿婆的象征林迦之像。林迦派无论南女在胸前都佩有林迦标志。该派认为林迦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人的灵魂应该变成林迦的崇拜者。他们深信，只要通过对林迦的崇拜，道德的修养和精神的修炼，人就能在极乐的直觉体验中与湿婆神结合，达到印度教徒所向往的人生最高目标即解脱（梵语为Moksa）。67在斯各特笔下的曼纳斯个案里，湿婆神是以强奸白人无辜女子的恶魔出现的。既然印度教徒所崇拜的大神湿婆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色情狂，那么，湿婆神信徒乃至所有的印度教徒或印度人的色情嘴脸就不容质疑。也许斯各特的初衷并不完全如此，但是英语世界读者得到的审“丑”体验却不会与此相去甚远。斯各特借印度教大神现身说法，与拉什迪在《撒旦诗篇》中借伊斯兰教进行后现代解构游戏是相似的。
后殖民理论有许多分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支是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将种族、阶级、性别等作为分析代码，使斯皮瓦克相当深入地对殖民权力话语加以政治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加以批判，进而为臣属文化重新命名。由于斯皮瓦克本人前殖民地印度的出身背景，她对于第三世界妇女命运给予格外关注。在她的论文《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性主义》开头部分，她以埃及等地对女性阴蒂或整个外生殖器切除的残忍手术为隐喻，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自己的建构。她认为，心理学家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局限在阴蒂切除的后果上，还应该研究“为什么切除阴蒂的问题”。68斯皮瓦克这里的女性主义表述，实际上可视为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她的论述可以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范围中来理解。因为，阴蒂的切除使女人失去了最明显的性征之一，她感受不到性的欢悦。她不能把握自己的身体。她在肢体表达上是失语了。这种失语又可理解为女性在男权中心主义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失语。顺着斯皮瓦克的追问逻辑，再反观斯各特的作品，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斯各特在《中国爱楼》中描写了很多英国白人玩弄东方妓女的场景。在这里，印度泰米尔妓女、一个贱民处女是用来供人享乐的。两个曼尼普尔姑娘也是被人消遣的，除了一声“Namaska”（您好）的问候外，再也难以听到她们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和意识消失在白人的欲望中。布伦特不光为他的相好、中西混血妓女张荻娜身体敏感部位一再干杯，还在梦中次次与她“鹊桥相会”。故事的结尾即高潮来临时，张荻娜这个被其他白人嫖客称为“下贱的中国妓女”（a bloody Chinese whore），拿着布伦特送给她的定情物一把马来亚匕首自杀身亡。死因未明。但是，布伦特深信张荻娜对自己的情意是根深蒂固的，是为自己殉情而亡。通观小说，关于布伦特的感情意识流连篇累牍，但很难瞥见“下贱的中国妓女”的心理自白。她和那个泰米尔妓女同样属于不能发言的失语一族。在四部曲中，失语的症候波及到白人女子身上。例如，曼纳斯小姐在回忆录中满足读者的愿望，交代了自己的隐私：“我当然不是处女。”69曼纳斯将自己遭受强奸的过程也详细地交代给观众即读者。至于曼纳斯被用来作为强奸对象即英印关系牺牲品，那也不是她能够加以拒绝的事情。曼纳斯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渗透了作家的潜意识。按照生理法则和历史逻辑，既然白人妇女最容易成为殖民地印度人的攻击，那么她的牺牲品价值也就足够了。于是，曼纳斯别无选择。她的身体只能交给黑色的命运，她的命运注定是香消玉殒。她和《印度之行》中的阿德拉·奎斯蒂德一样，不能把握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因为她们和东方妓女张荻娜一样，是失语的一群。在这里，女性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她们真实的声音被遮蔽悬置了，其心理意识被过滤后畸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原文分别载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2期）
1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374.
2 Francine S Weinbaum, Paul Scott: A Critical Study,”Pref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3 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
4 Vaman Shivram Apte,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实用梵英词典）, Delhi :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2004, p.798. Hardev Bahri, Hindi-English Dictionary（印地语-英语词典）, Delhi: Rajpal & Sons, 2004, p.539.
5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简化汉字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第926页。
6 Paul Scott, A Division of the Spoi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 p.230.
7 Paul Scott, A Division of the Spoi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 p.622.
8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362.
9 Paul Scott, A Division of the Spoi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 p.616.
10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306.
11 Paul Scott, The Birds Of Paradise, London: Heinemann, 1962, p.34.
12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2页。
13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6页。
14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30.
15 Paul Scott, The Birds Of Paradise, London: Heinemann, 1962, p.247.
16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328.
17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71页。
18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120
19 Paul Scott, The Day Of The Scorpion, London: Heinemann, 1968, pp.223~307.
20 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
21 赛义德：《乡关何处》，彭怀栋译，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
22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52.
23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262.
24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43.
25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47.
26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46.
27 Paul Scott, A Division of the Spoi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 p.314.
28 Paul Scott, A Division of the Spoil, New York: Avon Books, 1979, pp.561-562.
29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51.
30 唐仁虎译：《戈拉》，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1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6页。
31 耿克璞译：《国际大学》，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32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47.
33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304.
34 Francine S Weinbaum, Paul Scott: A Critical Study, ”Pref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p.122~123.
35 Paul Scott, The Day Of The Scorpion, London: Heinemann, 1968, p.217.
36 Paul S co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48.
37 Paul Scott, The Day Of The Scorpion, London: Heinemann, 1968, p.109.
38 Paul Scott, The Day Of The Scorpion, London: Heinemann, 1968, p.151.
39 Paul S co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06.
40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58.
41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2页。
42 Paul Scott, The Towers Of Silence, London: Heinemann, 1971, p.200.
43 Paul Scott, The Towers Of Silence, London: Heinemann, 1971, p.392.
44 Paul S co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40.
45 Paul Scott, The Towers Of Silence, London: Heinemann, 1971, p.274.
46 Paul Scott, Staying On, London: Heinemann, 1977, p.216.
47 V·S·奈保尔：《幽暗国度》，李永平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17页。
48 Bruce King, V. S. Naipau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3, p.6.
49 Francine S Weinbaum, Paul Scott: A Critical Study,”Pref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177.
50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287.
51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289.
52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290.
53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290.
54 Hilary Spurling, Paul Scott: A Life of the Author of The Raj Quart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1991, p.292.
55 Francine S Weinbaum, Paul Scott: A Critical Stud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81.
56 Francine S Weinbaum, Paul Scott: A Critical Stud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p.204.
57 陈仲庚、张雨新编：《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172页。
58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28页。
59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151.
60 Kamala Markandaya, Shalima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190.
61 David Rubin, After The Raj: British Novels of India Since 1947,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pp.64~65.
62 Salman Rushdie, “Outside the Whale”, American Film 10, January, 1985, p.70.
63 Paul Scott, 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0, p.310.
64 Paul Scott, The Day Of The Scorpion, London: Heinemann, 1968, p.86.
65 Paul Scott, Staying On, London: Heinemann, 1977, p.122.
66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407.
67 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6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 New York & London, 1987, p.151.
69 Paul Scott, The Jewel in the Crown, London: Panther, 1973, 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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