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德中同行”重庆站活动现场，阿克曼用一口标准的、不时夹杂京腔的汉语接受了早报专访，对他所理解的东西方交流作了独到的阐述。“德中同行”项目历时三年，活动足迹将遍布南京、重庆、广州等六座中国城市，于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期间落下帷幕。歌德学院始建于1951年，是德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文化交流的文化机构。它在76个国家创立了代表德国政府的127所文化学院。
阿克曼对汉语的精通源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嗜好，中国女作家、音乐家刘索拉还为他成功做媒，娶了位中国媳妇。
个人经历
曾与邓小平一面之缘
东方早报：您23岁时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但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汉学？
阿克曼：1968年，欧洲爆发了民权运动。我们都是左翼，起劲地反对越战，反对资本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候我们对社会学特别迷信，认为社会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我发现社会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时，就觉得特别烦，于是决定要学汉学，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东方早报：1975年，您看到的中国是怎样的？
阿克曼：1975年，我拿到奖学金，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之后转入北大学习中国现当代历史。我想来中国是因为，我在德国已经学过了中国古汉语，对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兴趣。对于我来说，刚到中国时让我看古文诗集可以，但是让我看《人民日报》就看不懂了。而且我也不会说中文，因为我们在学汉学时不说话，只看书。
我当时带着革命的热情来到中国，结果发现这里很“闷”，人们互相防范、不敢说话，更不用说跟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进行接触。这让我感到无比失望。
东方早报：在来中国之前，您对中国有哪些想象？
阿克曼：在普通西方人的脑子里，中国就像古典名著《红楼梦》里描述的一样。对于我来说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时候我不是搞革命么，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榜样，看过他的语录。我来之前觉得中国是革命的理想国家。
东方早报：1975年在北大学习中国历史时，老师都教给您什么？
阿克曼：我学历史其实非常偶然。因为那时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不能在一起上课，唯一的例外是历史系。我对这样的教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就上了历史系。
1975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批判儒家，尊崇法家。老师上课的时候都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谈历史。而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梁启超是法家还是儒家？”我觉得既可笑又好玩，我最后下了个结论说他基本上还是儒家。后来这个论文被老师判为不合格，老师说上级还没有给他定性，你不能自己乱下结论。总之，那时候在大学里，尤其是在讲中国历史时，就是这样。
东方早报：您曾与邓小平打过交道？
阿克曼：1976年的一天，德国总理出访中国。当时我作为留学生代表去接机。我站在那儿等飞机降落，突然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个子矮矮的，我的个子特高，我们俩互相看了一下都笑起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但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不一般，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东方早报：1980年代，您回到德国之后，成为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您本人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是怎么评价的？
阿克曼：1980年代，文学在社会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真正有才华的作家冒出来的很少。近几年的作品很少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有的只能说有娱乐价值。我最近看书也比较少了（笑）。
东方早报：作为第一批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家，您最推崇的作家是？
阿克曼：我很喜欢鲁迅，还有就是余华，我觉得他人很聪明，他的文字通俗干净。
东方早报：您还翻译过阿城的《棋王》？
阿克曼：是的。我把《棋王》都翻译出来了，但是我自己看了觉得没味道，因为阿城的味道在语言上。
歌德学院
要展示双面德国
东方早报：歌德学院是1951年建立的，那个时候德国还在重建战争废墟，为什么想到建这个学院？
阿克曼：建立歌德学院这样的机构首先是欧洲国家的传统。第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在整个欧洲的名声不好，我们企图向全世界表达德国不仅仅有纳粹，还有另外一个德国——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
东方早报：歌德学院资金大部分由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提供，它的独立性如何维持？
阿克曼：德国政府是不干涉文化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东方早报：是否要承担宣传德国的任务？可以批评德国吗？
阿克曼：我们愿意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德国。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人们对德国产生好感。但是我们会把事物的两面无论好坏都揭示给大家看。我可以请一个社会科学家，他如果发出批评政府的言论，那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可以批评的地方。
东方早报：歌德学院的选址原则是什么？
阿克曼：比方说可以自由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基本上一个国家欢迎我们，我们就去。
东方早报：1988年成立的北京分院是在邓小平批准下建立的，是当时中国唯一不依附于使馆的文化机构。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阿克曼：创立歌德学院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中国不允许在国内创立外国文化机构。北京分院等于是邓小平送给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个礼物。经过大概4年的谈判，科尔来中国两次才办成。1984年科尔访问中国，在私下场合向邓小平提出想在中国开设歌德学院。当时，中国正在和欧洲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同意了。1988年，北京分院正式成立。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内容受到一定的限制。在16年的时间里，北京分院也是中国唯一的“西方文化机构”，“法国文化中心”是2004年才成立的。
东方早报：中国现在也有孔子学院，有种说法称“歌德学院是孔子学院的老师”。您觉得两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孔子学院总的来讲是一所语言学校，它90％以上的活动就是教中文。
东方早报：有外国媒体认为中国借助孔子学院推广软实力，成为中国官方的宣传机构，您怎么看？
阿克曼：宣传自己的文化、语言是孔子学院理所当然的任务。
中国印象
不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东方早报：作为长期在华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您目前感到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阿克曼：过去有过政治方面的困扰，第二是经费问题。我觉得两国文化交流需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才会有效果。
东方早报：如果要您向一位德国人介绍中国，您愿意怎样向他形容？
阿克曼：中国人很实在，改革开放的速度非常快，效果非常明显。中国不是古典小说里描写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东方早报：前一段时间，奥运火炬在伦敦、巴黎等地传递时发生了一些事件，说明中西方在沟通和彼此认知上还存在鸿沟，您怎么看？
阿克曼：我觉得中西方深层次的了解还是比较弱。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让有些西方人感到害怕，害怕中国的崛起会使自己受到负面影响。这虽然不是很理智的想法，但还是可以理解。我担心西方的媒体出于商业性的目的，利用这种心理谋取自己的利益。
东方早报：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歌德学院可以做些什么？
阿克曼：我们歌德学院建立了一个“德中文化网”，让网民可以交流思想、看法。在这里我们也讨论西藏问题，但是无关对错，只是分享中国人眼中的西藏与西方人眼中的不同看法。
东方早报：“德中同行”活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阿克曼：2004年，中德领导人决定要在中国举行德国文化年。歌德学院接受这个项目委托之后，我们决定用三年时间围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把德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集中向中国人民展示。过去，类似这样的活动大多数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我们认为像南京、重庆、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潜力。
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解决。我们70%的活动是中德合作性的项目。我们一大目标群是普通市民，当然他们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受过一定教育的。通过活动让他们了解德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上的经验、技术，理解这些问题对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中国人很实在，改革开放的速度非常快，效果非常明显。中国不是古典小说里描写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米歇尔·康·阿克曼愿意这样向德国人描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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