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的名字大名鼎鼎，但在香港要买她的书却并不容易。或许是因为出版了新作《巫言》，朱天文出现在了香港书展的现场。照例，粉丝们包围着她，想来她未必知道香港三联书店平时只备一本《巫言》吧。不过就算知道，她大概也不会在意，就像在小说里面，她不会为了照顾读者而去耐心讲一个故事一样。
《巫言》像卡尔维诺吗？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感觉到新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很多人在小说写作时，故事性越来越小了，包括你的几部作品，比如新作《巫言》。
朱天文：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间表，作家也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有点没办法的是，作家的时间表要按照外头的期待和评论认为你应该怎样，几乎变成体内节奏，这个时期以这种方式才能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小说发展200年，从开始的说故事变成了后来的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怎么说。至少目前从我的时间表上看，我无法动弹，如果是以一个单纯观点叙事的话，我觉得我写不下去，所以就必须要变成奇异的观点，多重的观点，甚至像苍蝇的复眼，我才能进行下去。我有点顾不到外界，我只能说把想表达的东西找到适合的容器。在《荒人手记》里还有一点叙事，到了这本《巫言》就是两条平行线在走，好像炫技，每个小说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和容器，在写作《巫言》时，我觉得这个对我最有吸引力。
新京报：唐诺在《巫言》的后记里写到了你和卡尔维诺的相似。
朱天文：我觉得他已经受不了在台湾或者学界一出个什么东西就要把张爱玲搬出来，其实很多东西早就无法用张爱玲来解释了，如果还是这么说，就等于把作品缩小了关起来了，特别是学界，总喜欢把你归到张派。但是我觉得，从《荒人手记》开始，不管是写作范围还是写作形式、写作题材，我自己感觉是已经平了。所以唐诺是好心，意思就是说，拜托你们学界不要又扯一个张爱玲出来。所以引入卡尔维诺是喜欢看这本书时能够作为一个打开，而不是缩小。所以反而是看完《巫言》这20万字的时候，你要整个看完甚至是退4、5步，才能看出整幅图，看的时候你会想，到底这个作家要干嘛？
作家如何面对全球化
新京报：有些人会拿你和内地的王安忆去比较，觉得你们两个有些相似。
朱天文：我早年看过她的《雨沙沙沙》，我看了很惊讶，以前读伤痕文学，很难想象，内地民间生活质感和质地。那时大家最先看到的还是阿城，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惊为天人，简直比我们一直读到的伤痕文学跳数级，阿城的角度、眼光、写法都让我们非常吃惊。王安忆的写作更生活，看过以后会觉得，其实和我们年轻时候没有差太多啊，骑单车的那种少女情怀。她后来的“三恋”，非常精彩，很像《花样年华》，手都没碰，可是那个张力，呼吸都快喘不过来。我听说王安忆跟天心有次聚会，天心提到《水浒》传统和《红楼梦》传统。王安忆觉得《红楼梦》传统到了台湾。她觉得这个传统从张爱玲到了三三，所以她找她的学生到台北的时候建议做三三社的研究。王安忆自己讲过城市无故事，她自己也对资本主义非常有意见，所以每当她看不惯、有意见的时候，那她就会回到江南小镇里。那种种我看到的，从后来的先锋派一直到现代文学，新的城市感觉是怎样呢？我觉得，台湾的一个现代化和现代性，在华文版图里似乎可以拼上一块图，从现代化出来的现代性和现代感。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因为她不是如此灾难性和如此驯良。使得台湾的现代性很深，样态很多元。
新京报：内地在这方面如何？
朱天文：内地的话，李锐、莫言、余华、苏童等等所有作家都会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面对现代化，有的人抵抗，有的人质疑，有的人回避，但是我觉得内地青壮代都会有这一关。莫言就写回他的衣食故事，王安忆回到她的江南小镇，而这个时候台湾的书写在拼图上闪起来了。写一个东西一定是要沉淀很久，作家是有十分写一分吧。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文学可能有其意义，种种因素让她很从容，这种气氛空气，不是二十年内就可以有的，所以我想，我们好像有我们的位置和一块拼图，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王安忆、李锐、莫言似乎都有这种烦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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