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腿和脑袋
如果W·本雅明“捕捉过去就是捕捉过去的形象”的教导是正确的，如果时代也有它自己的脑袋和大腿，那么，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脑袋，无疑是由一帮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们代表着。他们是时代之头的肉体化版本。他们反对时代的梦游和恍惚性。的确，尽管他们营养不良，但仍然还是用尽吃奶的力气，称职地说出了时代之“头”想要思考和想要说出的话：为一个满目疮痍的民族与国家输入新的思想血液，在废墟之上努力重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价值和信仰。他们放眼观看，从现实到书本，从历史到现在，从眼下到未来；他们开动了每一个脑细胞，把思绪伸向了时代的大脑之中，并和时代之头达成了共振。然后，他们说出；然后，他们集体逃亡。“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就这样，他们把八十年代留在了身后，也将它变作了专供我们凭吊和回忆的历史与遗迹。
而八十年代的“大腿”毋庸置疑则是由另一帮“没文化”却更为激进、更加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代表着。他们宣称自己“反文化”。他们以打、砸、抢的方式，挥霍自己的才情和力气，吼叫着自己的愤怒，时而痛苦不堪，时而放荡不羁，时而嘻皮笑脸，时而又龟缩在自己的皮肤里。他们把时代隐藏起来的，还来不及伸展、蹬踢的大腿给现实化了。与此同时，他们既反对时代之头，又反对时代之腿，同时也反对自己。他们和生活打架，也和时代斗殴。诚如李亚伟所说，他们是莽汉，是泼皮，也是英雄。这伙一时间找不到对手就把自己或自己的影子当作对手的家伙，无疑是八十年代最奇特的风景之一。
对一个经常处在大变更之中的国家和民族，时代将是最重大的主题，也是最打眼的问题。因为经常性的变更带来的剧烈震荡，使得一个时代还未充分完成自己，另一个时代已经迫不及待地赶往前台，或高声吼叫，或悄无声息，要着手将前一个时代扫地出门。如同扫帚和灰尘的关系。在经常性的大变更中，时间、时代始终是变更本身的同盟，这使得变更之中的所有时代都显得同等重要：它们都是一个个未知目标的枢纽和过渡。时间向来就没有固定的、明确的目标，但时代却有它特定的内容和要求，尽管它从来就不能成为有目的的历史。对于八十年代，如此的头和腿都是它所需要的，因为如此的头和腿，充当了八十年代自我表达、自我成长以致于自我完成的最佳工具。虽然它很快就被另一个新兴的时代取缔了。
头摇身一变成为嘴巴，或者它按照自己的需要有意识地凸显了嘴巴，替时代说出了它自己的主题。它把时代之头无声的冥想给声音化了。八十年代对于自己的脑袋来说，无处不是巨大的广场：脑袋躲在暗处，纵容自己的代表们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用他们表达头颅的庄严嘴巴，到处宣讲自己冥思出的成品，教导、唆使和引诱了集中在广场上的整整一代人。时代之头占据了要塞。与此同时，时代之腿也躲在暗处，像看不见的荷尔蒙，像隐藏在群众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在纵容它的代表们四下跑动，直到把脚印变作他们的传单。玛格丽特·米德描述过的情况在这里依然有效：“全世界的学生暴乱使他们与其40岁上下的父母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以全新的眼光对他们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和判断，去审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世界。这是一个全体青年人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李亚伟代表那些“腿”们说出的话，比米德对西洋鬼子的描述要来得更加具体，当然，也更加痛快：“我行遍大江南北，去侦察和卧底，乘着酒劲和青春期，会见了最强硬无礼的男人和最软弱无力的女人。我打入了时间的内部，发现了莽汉主义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历史意义，英雄好汉也没有背景和意义，美女佳人也没有背景和意义，他们只是一种极端的搞法，对庸夫俗子、丑恶嘴脸和平凡生活反它妈。只是这种搞法是彻底和天生的，使我在涉川跨河、穿州过府的漫漫长路上一直感到一股刺鼻的劲儿！”——当然，倒更不如说是青春和粉刺的腥味。是教育引发出来的反向的“臭味”。
因此，头指向的始终是广场，是人民，是人民待洗的脑袋，尽管八十年代的大脑因为自身的营养不良，也有着强烈的梦游特性；腿听从了八十年代内部的峻急号令，却挥戈直指城市最肮脏的角落、乡村最没有诗意的田埂、车站、渡口（由于贫穷所以不包括飞机场）和一切可以用于撒野的地方，指向了自己的双腿，双腿带出来的快疾速度以及它弄出来的巨大声响。马塞尔·雷蒙曾经告诫另一群时代之腿和它的代表们说：放慢你们的脚步，记住时间的停顿吧。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自我不再被夹得像个疯狂的罗盘，你看，“现在站住了脚，流入灵魂，而灵魂也不再受他的尖刺的折磨了。” 这无疑是上好的景致了。可李亚伟号召大腿们——当然也号召他本人——要充满快意地弄伤自己的肌肉，在暂时找不到敌人的情况下；而诗人马松，众多大腿中那条比较短小的大腿，大吼着否决了雷蒙的建议，也否决了八十年代的教育诗：老子们——
以前选择不过来
现在是标本
然后要变成寄生虫
我们蹲下 我们跳起来
把见不得阳光的角落一脚踢出体外
（马松《杀进夏天》）
……八十年代适合回忆，也只能回忆。无疑这是一种忧伤的回忆，也是关于忧伤的回忆。事隔多年后，李亚伟代表倒退着“改邪归正”的腿们，说出了不无感慨的话：“如今，这些诗人均已年过30，分居各地，娶妻养家，偶尔见面，颇有些生活中的过来人和修身、齐家的衣冠味儿，一边感叹虎气和青春的流逝，一面翘首思考着成熟和原则，神态犹豫而又狡计。”……八十年代就这样只好存在于记忆之中了，遥远得像地狱的磷光，像他乡到故乡的距离，像病人和医院之间的航程，也像花蕊与果实之间的漫漫长路。
青春，力必多
正当时代之头的各类肉体版本，梦游一般行走在广场上，对聚集在那里的人民进行宏大的启蒙教育时，不安分的腿们跑动起来了。时代之腿变作了李亚伟、张晓波、万夏、郭力家、马松、胡冬……，以及他们的各种变体、变种和亚种。他们不需要时代之头对他们进行“启蒙”，他们有自己的启蒙导师：青春和过于旺盛的力必多。圣琼·佩斯说，啊，伟大的时代，我们来自大地上的每一处岸边。我们的血统属于古代，我们的颜面无以为名。而时间早就知晓我们曾经是哪一类人（圣琼·佩斯《年代纪》）。的确，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这伙人就从时代的各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一处暗影里冒了出来了。——李亚伟说，这些毛头小子个个都像当好汉的料，大吃大喝和打架斗殴起来如同是在梁山泊周围，毛手毛脚和不通人情世故更像是春秋战国中人，使人觉得汉、唐、宋三朝以后逐渐衰败和堕落的汉人到如今似乎大有复辟当初那种高大、勇猛的可能。 他们呼朋引伴，四处出击，聚众闹事，把八十年代弄得呼天抢地，也让广场上的各类牧师——不管是来自左边还是来自右边的牧师——痛心疾首。他们向时代大喊道：“我来了 / 和大蜥蜴翼手龙一起来了 / 和春秋战国 / 和古代的伟人跑步而来 / 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 /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它什么老玩意……”（李亚伟《二十岁》）在力必多粗暴的指引下，他们对脑袋进行了调笑，也和所有40岁以上的老大哥、老大姐等等老玩意分道扬镳了。——诚如米德所说。
他们全身上下都是力必多，借用李亚伟的句式，他们就是行走着的装满力必多的“高脚酒杯”。力必多既是他们大腿的发动机，也是他们本身。在八十年代的暗中怂恿下，青春就等同于力必多。——这点道理在此来得更加正确无比。因此，他们的大腿、跑动、卧底、侦察、打斗，全依靠自己的本能。青春就是由这伙人的本能踢踏着的舞台，而八十年代也为青春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用于梦游的游乐场。在八十年代的广袤背景下，场景、背景在这伙人那里后退了，凸现出来的永远只是大腿。而快速带动他们奔跑的大腿也等同于力必多。
这是一伙流氓无产阶级，按照格拉尼埃·德·卡萨纳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话说，他们无疑构成了一个亚人类阶层（Sub human）——想想他们和八十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吧——，是由盗贼和妓女交配产生出来的。而盗贼和妓女永远指向的总是像鲤鱼一样活蹦乱跳的力必多。相对于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的脑袋和它的代表者，这伙人也是魔鬼，是勒美特尔曾经定义过的那种魔鬼：一方面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却又是伟大的被压迫者，伟大的牺牲者。正是这样，那条在极其偶然之间被命名为“张小波”的大腿，才准确地说到了他（们）自己：
我们向这个世界租了我们自己
付给它钱，然后归还
手臂垂下来
飞鸟的巢穴被鳖霸占
他们都死在途中
飘回来的羽毛是一种声音。就是这样。
（张小波《闪电消息》）
他们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只是一笔偶尔漂到他们手中的赃款，是世界和时代的出租品。他们是牺牲者，是被压迫者。李亚伟在跑动中也无奈地说过：“我们仅仅是生活的雇佣兵 / 是爱情的贫农。”（《硬汉》）他们毋庸置疑属于这个时代和世界，但反过来说也就毋庸置疑的不正确了。有趣的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把双腿弄成了惊叹号，以倒栽葱的方式一头扎进了时代——既然它不属于自己，就先狠狠地弄一弄它再说。马松写到了四季、鸟、草、树木、历史、古物，而这些被他一股脑儿随意抓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全部变作了粗暴的、快速游动的精虫：它们奔跑、撕咬、斗殴，为的是第一个射向那唯一的卵细胞——至于这个卵细胞究竟意指什么，就不大清楚了（参阅马松《砸向秋天的话》、《我们流浪汉》等诗作）。李亚伟几乎是以迫不及待的语速高叫道：“我也是一个开飞车的人！驾驶诗句、女人以及驾驶自己的性命因为年轻和车技不高而累累发出尖啸、带起尘埃一脚踩住。因为我碰到了阻碍和险境，我要调换方向，因为我看见了酒店、河流和星辰，我要驻足流连，我原地打转儿或是倒车、像被弄痛了一样从邪恶的地方缩回来，我被假象搞瞢了，我被错误吓坏了，但这并没有使我不知所措，感谢急刹车，它使我避免了葬身意义和风格，它使我仗着性子超过了浅尝辄止的境地。我一边倒车一边在心里想着没准儿要熄火，但一切还好，我说，这车还真他妈顶用。”当然，在互相纠缠和充满矛盾的跑动过程中，他的腿、他的力必多也真他妈顶用！他的青春也真他妈顶用！那些在并不表征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力必多的指引下的流氓无产者，那些大腿和魔鬼们，就这样，以特有的“莽汉”方式展开了自己有限的人生、嚎叫和暴乱。
力必多是浑浊的，它永远都指向暴力和促成莽汉。所谓“莽汉”也者，就是丧失了方向感的随意高叫。在方向不明的途中，却又恰恰意味着到处都可能是方向。他们成了无头苍蝇，用迂回包抄的游击战术，挥洒着青春，却并没有任何固定的目标。青春本身就有着随意游击的严重性。当八十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李亚伟在回忆中深有感慨地说：那时，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的时候却正在打瞌睡。因此，“我到底去哪儿，你用不着管 / 我自己也管不着。”（李亚伟《给女朋友唯一的一封信》）荷尔蒙的如许特征，使它所导致出的众多结果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含混的、出尔反尔的性质。还是李亚伟自己揭示了莽汉们左腿向右腿施绊子，右脚踹向自己左脚的悖论境地：
我有时文雅，有时目不识丁
有时因浪漫而沉默，有时
我骑着一匹害群之马在天边来回奔驰，在文明社会忽东忽西
从天上看下去，就像是在一个漆黑的论点上出尔反尔
伏在地面看过去，又像是在一个美丽的疑点上大出大落
（李亚伟《寺庙与青春》）
方向感的丧失正是八十年代青春期典型的修辞现象之一。方向感的获得永远来源于脑袋，而腿只是将方向感化作现实的工具。当青春期在逆反心理的催眠作用下，把双腿既当作工具又当作目的时，方向感的丧失就是必然的了。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的脑袋往往指挥不了它自己的大腿——这一点和实利、实惠、势利的九十年代遇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青春期（力必多）的暴力与昏霍倾向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因此，青春期的修辞现象也具有了强大的威力，它把李亚伟引上了危险的急刹车道路，让马松四处踢踏（马松《砸向秋天的话》），让张小波到处乱咬（张小波《人之路》），命令郭力家渴望流血的特种兵（郭力家《特种兵》），唆使胡冬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的“鸡巴宫”去（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大腿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教育
正当一个古老的民族从长久的自我麻醉中苏醒过来之后，由于多年来教育事业的巨大失误，使得八十年代进校的大学生——他们在那时被称作“天之骄子”——一方面严重饥饿，另一方面却是教师素质的极端低劣，以致于让“天之骄子”们食不果腹。李亚伟直接把“不学无术”的判词献给了他的老师们。在一次酒局上，他曾对我说，当年他在外国文学试卷上随便杜撰了一个外国作家的名字，而判卷的老师却不敢认为不正确。……教育曾经欠下的债务，莽汉们的行为早已证明了，那决不是一代人能够还得清的。
饥饿的大腿们不是不想成为时代之头的肉体版本——这不符合八十年代的整体背景，而是那些不学无术的教育者弄出了一些滑稽的、荒唐的、似是而非的“知识”，来喂养这些胃口极好的大腿。错误的饭菜要么会培养出错误的面孔，要么将败坏健康的肠胃。难怪伊拉斯谟在描写“愚人舞”时，让似是而非的“学者”们占据了很大的位置。这样的知识明显有一种愚蠢的疯癫性质。老掉牙的说教，发霉的“文学规律”，腐朽的讲义，构成了八十年代大学文学教育假冒知识身份的荒唐嘴脸。苏珊·朗格曾在某处说过：“知识没有过错。问题是：什么样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可以解放人，它使人接触现实，使人看到事实的真相，使人接触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应该为人们所共有。”而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知识的过错是一些号称掌握了“知识”的不学无术之人，强加在知识之上的。我敢说，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而这同样是几十年来荒唐的教育的罪过。
李亚伟说了，如果有朝一日他写回忆录，一定会骄傲地宣称，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大学四年逃课达三年以上：因为“文学教材的枯燥无聊和中青年教师的不学无术到了让求知欲强的学生避之惟恐不及的程度。” 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识”只能把大腿们引上邪路；如果它有能力使大腿变作脑袋，最终也是一颗有病的脑袋，如同一颗有病的鸭梨。“我的手在知识界弄断了。” （李亚伟《给女朋友唯一的一封信》）李亚伟呻吟着说。这伙人因此渴望在力必多的指引下走出该死的中文系，“走出大江东去西江月”（李亚伟《中文系》）；或者只好阳奉阴违地在古汉语课上写情书，试图以横冲直撞的力必多来冲淡腐朽的“知识”；为了躲避这种可悲的教育，他们宁愿当个身强力壮的蛮夷，也不愿意做出学贯中西的样子（李亚伟《毕业分配》）。
正被青春期的修辞现象（失去方向感）弄得躁动不安、痛苦不堪的毛头小子，急需要明确的方向时，教育不仅没有能够给予他们正确的道路和驿站，反而是想以自己的荒唐、错误和愚蠢，去切割、规范力必多，妄图使它走到一条有来历的老路上去。应该说，教育大部分地达到了它自己的目的。教育始终认为，力必多是一种疯癫现象，而它自己则是纪律和法则。按照福科的讽刺性看法，当人放纵自己纯粹的力必多时，他就与世界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绕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蠢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Magna Scientia）。八十年代的教育诗就是按照这样的戒律对力必多进行了围剿；而力必多也按照这样的模式，在那伙被称作“莽汉”的家伙们身上发挥了威力：他们拒绝接受这样有病的教育。对于这种有违青春期修辞现象的拙劣教育，诗人柏桦曾经有过上好的抒写：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柏桦《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不过是要让人四平八稳，在既定的轨道上滑行，做一个平庸的、在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鉴赏力的好公民。而毫无方向感的力必多必然是惨遭删刈的对象。的确，正如我们所知，在教育的轮盘赌中，力必多变质、变酸了。但八十年代的部分大腿们、那些被教育的无能嘲笑过的大腿们、那些根本无法如此这般忍受“知识”的大腿们，幸运地拥有了新质的力必多；当然，八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也为新质的力必多提供了试管，它允许它沿着自己的轨道疯狂前进。——尽管这个试管无论是容积还是体形都相当有限，却无论如何构成了过来人回忆和怀念的对象。
因此，在八十年代之“头”大肆宣扬知识就是力量时（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搞不清楚，这样的“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方向感。），这伙被称作“天之骄子”、被时代之头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家伙们，却在青春期的修辞学的指引下，完全丧失了方向感。他们横冲直撞，最终摆出了一副反知识、反文化的桀骜架势：“因为大伙都才20岁，年轻、体壮，也许因为八十年代初的文化背景，应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上，在跟现有文化找茬的同时，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找经典和大师、做出学贯中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典和装大师，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自己没文化。” 面对此情此景，以文化授受为使命的教育，当它充分显示了在力必多与青春期面前的彻底无能，眼睁睁看到大腿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恶不作”的莽汉时，它要不要长叹一声呢？
诗歌
“莽汉主义”植根于青春和力必多，也植根于教育的反动性。莽汉主义的新质力必多和腐朽、板滞的教育，构成了一种可笑的、可悲的正比关系：教育的腐朽与板滞性越严重，力必多的威力也就越大。他们之间的关系遵循着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这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力学现象。莽汉主义者也由此修改了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学说：如果他们写诗，不仅是要把力必多释放在语言中，而且是还要原生态地释放。这显然构成了莽汉主义诗歌中的打、砸、抢行为。但他们也忠实地实践了弗洛伊德主义：力必多果然“升华”（倒不如说是直接爆炸）成了分行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就是他们的“白日梦”。在此，莽汉主义诗歌就等同于丧失了方向感的“梦游”（李亚伟：莽汉主义不仅是诗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梦游的发动机永远安放在暴烈的力必多之中。按照德国医生海因洛特（Heinroth）半人类学半宇宙学的意见，具有疯癫性质的力必多就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它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 莽汉主义诗歌中的黑李逵作风，有力地证明了那位德国医生的精彩分析。
莽汉主义诗歌就是对力必多的直接引用，它是力必多的直接引语。莽汉主义诗歌对力必多的引用是整体性的，这和学术上的引用完全不一样：后者只引用于自己有利的观点和文字，它永远只是局部的、断章取义的，往往是经不起全盘考究和追问的。莽汉主义诗歌对力必多的引用是一种直接性的引用，和大批判文字转弯抹角的引经据典完全不同：后者的拉虎皮为大旗，只是为了在臆想中打倒臆想的敌人，是在乱舞花枪之中陡然的图穷匕首见，是为了假想中的见血封喉，有着浓厚的间接性；而力必多并不能构成莽汉主义诗歌的坚实屏障，也不能成为它的虎皮大旗，它的肉体性质构成了莽汉主义诗歌的界限和疆域。一旦越过了这个疆域，力必多就和莽汉主义失去了直接的关联，莽汉主义也就不存在了。这约等于是说，莽汉主义诗歌永远被限制在肉体的范围之内。而梦游从来指的就是身体，它是对力必多进行直接引用后必然的和现实的产物。李亚伟大声宣布道：“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话已经说白了：写诗、诗歌只是力必多和青春期的副产品而已。它是青春内部的换气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青春的拯救者，是青春的救命稻草，它避免了青春可能引起的自我爆炸。
莽汉主义诗歌当然也是对八十年代隐蔽之腿的直接体现。恩格斯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总是在必然性中前进的；在必然性终结的地方，也正是历史完蛋的处所。但历史肯定不仅仅只有符合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它还有着自身内部的悖论性质：既有理性的脑袋，也有非理性的大腿——正如我刚才所说。而且脑袋往往不一定指挥得了大腿，正如一个强奸犯，他的脑袋明知道如此这般是没有好下场的，而在力必多的指引下，大腿总会梦游一般把他带往有女人的地方，从而引起饱具快感的犯罪。力必多的核心定义之一就是追求身体上的广泛快感。历史和时代也有自己的快感原则和对快感的渴望本性。追求狂欢化恰好也是时代的癖好，人不过是帮助它完成了这一愿望而已。这是因为历史和时代也有它们自己的力必多。就这样，莽汉主义者的力必多与八十年代内部的力必多很偶然地吻合在了一起。正是在此基础上，李亚伟、马松、刘太亨、胡冬、二毛、梁乐等人（也包括被李亚伟等人看作是“一拨人”的张晓波、郭力家），才有可能直接引用和自己的力必多有着同样频率、波段的八十年代内部的力必多，并把它们最终体现为脚板乱翻的大腿。莽汉主义和莽汉主义者就是对八十年代内部的力必多的正确表达，莽汉主义诗歌也是八十年代内部的梦游的语言体现。写诗、诗歌本身就是梦游，是梦游在文字上的现实化。
也许是非常巧合，八十年代本身的梦游特性，被莽汉主义者很偶然地发掘出来了。我相信，这在莽汉主义者那里，肯定是无意识的和不自觉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更有深意的事情。八十年代本身的梦游是铺天盖地的，甚至那些时代之头的肉体版本也只是在梦游中思考，或者在思考中梦游——他们写下的文字，在今天看来有着明显的呓语特性。那真是一个全民做梦的时代，随处都有可能是时代的方向，而处处也都可能是死胡同。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八十年代是古老中国迟到的青春期，它所具有的青春期的修辞特征，和莽汉主义者青春期的修辞现象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八十年代的荷尔蒙也正在打瞌睡。那也是一个“诗歌不够写的时代”，“命不够活的时代”（李亚伟语）：青春，时代的青春和个人的青春在等待新的相遇，渴望新的交接。他们一拍即合了，像两个幸福的狗男女一样。而对于一个梦醒之后的时代和梦醒之后的个人，梦游无疑是值得回忆和怀念的。因为它直接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的黄金岁月，是我们贫瘠的中年和老迈的暮年的反讽与嘲笑。我们极其需要这样的嘲笑。当然，此时此刻，诗歌本身更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现象：
我早就决定了
和20岁一起决定了，和我的钢笔投票
一致决定了好死不如赖活
明天就去当和尚剃光头反射秋波和招安
我要走进深山老林走进古代找祖先
要生长尾巴，发生返祖现象
要理解妈妈的生活
要不深沉，不识时务
要酒醉心明白
要疯子嘴里吐真言
（李亚伟《二十岁》）
我们仍在痛打白天袭击黑夜
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
这群狂奔的高脚杯！
我们本来就是
腰间挂满诗篇的豪猪！
（李亚伟《硬汉》）
“腰间挂满诗篇的豪猪”，把莽汉主义诗歌和莽汉们的青春期连接起来了；这是一个准确到位的意象，它表明了梦游的方式、特征和粗暴的感叹号形象；它宣告了莽汉们的浪游、浪游途中的饥饿。也画出了时代内部的恍惚特性。他们就这样和迷途的八十年代一起上路了。
流浪
著名的酒徒、法兰西的同性恋者、天才的诗人兰波写下了一句不朽的名诗：“生活在别处。”这同样有关乎青春，但它不是青春的故事，它只是青春故事的一句引言。在这句引言后边，青春的众多故事早已揭竿而起，而青春的故事首先是一支流浪军团的故事。“豪猪”们也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青春是在流浪中完成的。青春推崇流浪。而这种流浪往往又先天地丧失了方向感。这一点倒和历史很相象。海德格尔讲过，历史的本质空间就是迷雾。这毋宁是说，历史就是最大的流浪者，是集体的流浪。这显然涉及到流浪的方式：原地踏步的流浪、号称有明确目标的流浪、在循规蹈矩之中的流浪。但无一例外总是没有方向感，总是充满了迷雾。流浪和梦游是时代的真正潜意识，是历史深处奔涌不息的力必多，并充当着那只看不见的手，指挥我们的行动，而我们却并不自知，反而和历史一道对此拒绝承认，正如C·米沃什曾经咏颂过的：
在恐惧与颤抖中，我想我才能结束我的生命
只有在我当众忏悔
在揭穿我自己和我的时代的虚假之后：
我们被允许在侏儒和恶棍的舌尖上尖叫
但不允许喊出纯正而又慷慨的词语
在这种严酷的刑罚下哪个敢宣称
他自己是个迷路的人。
（C·米沃什《任务》）
莽汉主义者在普遍的饥饿中恰好对应了八十年代的潜意识，他们是八十年代的潜意识本身挑选出来以便代替它完成自己的大腿和大腿的快速奔走。李亚伟根本就不顾历史和时代羞羞答答对此的拒绝，早就领悟了这中间的含义，他的青春期本能早就教导了他，使得他甚至希望用“鸟钱”修建一条长长的道路以供他流浪（李亚伟《给女朋友唯一的一封信》）——和有着形而上性质的青春期的流浪比较起来，号称“金”钱的东西的确只配得上“鸟”字。
八十年代的潜意识假借青春和青春的修辞学，怂恿一部分人成为了莽汉主义者。八十年代的潜意识把青春当作了长枪和大炮来使用，它永远是青春暗中的司令。不管李亚伟和他的同志们是否体察到了自己的被支配地位，反正他倒是很早就在这么干了，请看他的十八岁吧：
十八岁这一天
我东倒西歪地走过了很长的路
从这一天起
路永远都是东倒西歪的了。
（李亚伟《十八岁》）
这种路永远只配青春用来闲逛，它东倒西歪的特性，和梦游的内在音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成长的道路就这样被八十年代的特殊历史境遇给提供了出来。李亚伟上路了，而在上路之前，他也没有忘记要向起点告别——“告诉那些嘻嘻哈哈的阴影，”“告诉那些东摇西晃的玩意儿，我要去北方；”而他的目的却十分奇怪：“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进行曲》）李亚伟说出了一个“真理”：自己在远离自己很远的地方！自己在自己之外！这不仅仅是兰波所说的“生活在别处”，更是一种丧失了根基的现实境况。自己在远方，需要自己经常去拜访、探问，这是青春的另一种修辞格。但八十年代在李亚伟失去根基之前，已先在地丧失了自己的根基。如此的莽汉和如此的时代的和合，其运算的结果只能是：八十年代不可能给李亚伟等人提供坚实的底座。——想想时代和历史的梦游特征也许就不难理解了。李亚伟本能地说出了他的结论：“南方的树很多 / 但不能呆在一块儿 / 因为它们有根 / 有根的东西就不容易去看朋友。”（李亚伟《南方的日子》）而这个朋友与其说是别人，毋宁说是身处自己之外的另一个“我”，如同“I”的朋友永远只能是“Me”一样。这实际上表明了，李亚伟以及他的莽汉同志们之所以要四处踢踏，就是因为根基的永不存在。根是一种乌托邦，它或者存在于天空，或者植根于地面；但无论在哪里，事实早已证明了它们的居所是臆造的。毕希纳嘲笑说：“您看，这是一个美丽、牢固、灰色的天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趣，先把一根木橛锲到天上去，然后在那上面上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也讽刺了那些试图在天上和地上寻找本根的荒唐举动：“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能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用品的时候，它就成了一种嘲弄。”是啊，整部人类史就在证明我们的失根性，历史和时代在它们自己的潜意识的指引下，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叫做方向和目标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论，李亚伟加入了由毕希纳和马克思等人组成的长长的队列之中。
在毫无方向感的流浪途中，青春随处都充满了饥饿，由于“精神体能”上的原因，它需要偶尔的停顿和换气。如同深海之中的鲸鱼，之所以要在海面上弄出高大的水柱，是为了更好地在大海之下寻找浪游和浪游所需要的能量一样。李亚伟也有自己的换气现象。因为他的肺和量尽管很大，还没有达到能让他一生只呼吸一次，就可以走完全部人生的程度。因此，李亚伟在急促的走动中，偶尔也会放慢流浪的节奏，也会想到旧时的意境和才子情怀，缅怀着古旧的流浪和流浪者，一方面试图区分他们的流浪和自己的流浪之间的差异，一方面也试图在对比中获得休息，获得来自于遥远同类处的鼓励。 他是在走动之中展开自己的休息的。而处在休息和换气状态中的李亚伟写出了非常不那么“莽汉”的诗歌，它们充斥着腐朽的事物、意境、情怀，也充斥着老掉牙的意象。但它们和一个高叫着的流浪者的身份是吻合的。歇息状态中的莽汉李亚伟显得格外温良、谦顺。但换气现象永远的指向却是继续大吼着漫游、流浪，并誓死要把这一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是的，换气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决心。他的杰出组诗《野马与尘埃》就是这种短暂换气与休息之后的猛烈冲刺：
他要渡过塔里木河……
这样的人翻过了天山
像是一心要为葡萄干而死，我管不了他
他纯粹不需要自己，只想利用自己渡河
红花在天山里开了又开
他又骑了一匹含情默默的马
这样的人，渡河之前总来到信中
（《野马与尘埃·天山叙事曲》）
……青春是易于流逝的阶段。相对于八十年代，莽汉们是终将要老去的一代；但相对于时代深处潜意识和力必多，总会有新的青春补充上来，以他们毫无方向感的流浪和梦游，承担来自历史和时代深处的命令。在组诗《航海志》中，李亚伟写到了许多遥远的地方，但它们不是他的大腿能够走完的，它们只存在于想像之中，充当着青春期流浪行为的未竟事业。当李亚伟在这组诗中仍然声嘶力竭地吼叫时，我们却从中听出了暗含其间的某种苍老音色。这预示着他就快要走完他的青春期了，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大限：尽管还有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尽管还有很多流浪方式还来不及施展，但青春本身却开始腿色，让他进入了无聊的中年。到了这时，单凭流浪途中的换气和休息，已经没有任何作用。新的时代身上古老的力必多和潜意识，注定要在莽汉们之外寻找新的青春。
饥饿
这一切当然都和饥饿有关。对于时代之头的肉体版本来说，他们的嘴巴是替时代说出它想说出的话；这样的嘴巴庄严、神圣、带有普遍的光环。而对于时代之腿的代表们，他们的嘴巴的功能仅仅是表达了饥饿。应该说，时代之头的肉体版本们的营养也并不是很充足，他们是被时代挑中的人，有着赶鸭子上阵般的滑稽性：他们说出的言辞，带有十分明显的营养不良的神情。他们自己也面带菜色，只不过人民的菜色更深。因为精英知识分子们担负着宏大启蒙的艰巨任务，他们嘴巴上的动作仅仅是吐出：吐出关于启蒙的言辞，把话语流倾泄在广场上的人流中，使他们被教唆、被教育；而大腿们的嘴巴在动作上却要复杂得多：它既要吐出，又要吞吃：
我读着雨中的句子在冬季的垂钓中寻死觅活
旋即又被粮食击碎在人间
我从群众中露出很少一部分也感到饿
感到歉收和青黄不接
只有回到书中藏头露尾，成一种风格
（李亚伟《饿的诗》）
声嘶力竭却又中气不足的精英之声刮了过来，而大腿们却走开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感到了饥饿，他们要在流浪的途中去寻找食物！他们是一群在食物的沙漠上寻找食物的困兽！情况已经十分明显，那些精英们苦口婆心的劝导并不能充当果腹的食物，更不用说这其中本来就充斥着的似是而非的知识、具有疯癫性质的说教以及带有梦游特征的教育诗了。莽汉们需要的是粮食，能把他们击碎在人间的粮食。据说李亚伟写过一句“名诗”：“树上长满了卤鸭子。”在一个饥饿的梦游者那里，树上当然不仅有卤鸭子，还应该有一切可用于嘴巴来吞吃的东西。这就是一个流浪者、一个梦游者充满晕眩的心理学。
吞吃是饥饿引起的惯性行为；而饥饿才是青春期的普遍特征。不管怎样，饥饿最起码表征了肠胃的健康，它暗含着积极的表情。八十年代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饥饿的时代：一方面它没有准备足够的食物提供给青春期的肠胃，它只让青春期吃了个半饱；而对于那些张牙舞爪的莽汉，半饱比一点也没吃更加严重。另一方面，时代本身的饥饿又必须要挑选一些人来分担、体现它的饥饿。现在我们知道了，它挑中的人就是“莽汉”。而“莽汉”，按照李亚伟所说，只是群众中暴露出来的一小部分，更多没被挑中的基本群众却被掩盖了。那正是时代和历史最残忍的部分之一。
这是因为莽汉们有着基本群众所没有的高音量：他们在大口吞吃时，也在大声吐出——他们在流浪的途中，大声喊出了他们的饥饿，把饥肠的咕噜声直接从嘴巴中吐了出来，并砸在了纸上。现在我们也明白了，那就是高音量的莽汉主义诗歌。“莽汉”们是那种敢于大声喊出也有能力喊出自己饥饿的少数人。最终很可能是莽汉而不是什么精英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八十年代的饥饿证据，莽汉就是饥饿的八十年代的最佳物证；而莽汉主义诗歌，则是那些能够走动的物证们为时代录下的口供。——和精英知识分子们的“吐出”完全不一样，莽汉们的“吐出”仅仅是青春期对于饥饿的抗议。但它首先是呻吟，是失掉了根基之后的叫唤。
时代之腿的代表们的嘴巴所吐出的内容，就是莽汉主义诗歌；而为了寻找食物展开的流浪和对食物的吞吃则表达了饥饿的严重程度。对莽汉们来说，诗歌是以饥饿为前提的，而饥饿则由八十年代提供：教育的失血，信仰的化脓，人事分配制度的生锈，精英们面带菜色的说教……，构成了八十年代的饥饿的众多来源。因此，莽汉主义者的诗歌书写仅仅是饥饿的呕吐物。据李亚伟揭发，1984年夏天，当他、梁乐、胡玉“从不同地方巡逻到四川雅安马松处聚众喝酒时，莽汉诗歌已极大丰富起来，形成了猛烈的创作势头，其标志就是马松站在一家餐馆的酒桌上朗诵了‘把路套在脚上走成拖鞋’的《生日进行曲》。”这个鲜明的意象实际上早已证明了诗歌、饥饿与青春之间的全部关系，其力量胜过了所有号称具有超级解释能力的理论。因此，没有必要怪罪莽汉主义诗歌的凶神恶煞，也没有必要鄙弃它在艺术上的有意粗鲁，因为由饥饿引起的呕吐在实施呕吐之时是根本就来不及考虑时间、地点、场合与风度的。因为呕吐不会押韵，所以莽汉主义诗歌也不会押韵，但它有自己的精神韵脚，它的节律仅仅听从饥饿的节律，听从大腿在快速的浪游中弄出来的巨大声响。诗歌接受饥饿和流浪的辖制。当一个饥饿者不是低声呻吟，而是站起来抗议时，谁拥有指斥他们的高音量和大声武气说话的权力？即使是诗歌本身也不拥有这样的权威性。
李亚伟说得对，莽汉主义代表了一个诗歌时代；但我们有理由说，莽汉主义更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物证：它把青春期关于饥饿的愤怒全部吐出来了；正是这些吼叫着的大腿，充当了精英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合理性——精英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启蒙工作也是有道理的。就这样，八十年代最有文化的脑袋和最“没有文化”、最反文化的大腿终于会师了，它们联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的整一身体。
酒
因为饥饿，他们上路流浪了；由于在青春期的指引下，流浪天然渴望着巨大的声响，所以酒精出现了。酒与诗歌、青春有着明显的一致性：酒的涵义之一就是在它貌似温柔的流动身体中，包含着狂暴和使饮者丧失方向感的力量。酒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如同力必多之于青春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青春和大腿的故事，和其他许多相似的故事一样，它提出的问题将会在其他故事中找到答案，而且这些相似、相关的故事彼此不可分割。正如艾伦·奇南（Allan B.Chinen）所说：“每一个单一的故事都不是完整的，它们必须汇聚在一起，就如同拼盘游戏一样。”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得到一副有关莽汉主义、有关莽汉主义诗歌与八十年代的整体图案。就是这样，性情暴烈的波德莱尔才会说：“一个人必须总是喝醉。一切都至于此；这是绝无仅有的道路。时间压垮了你的双肩，使你头颅低垂，要你感觉不到这样的重负，你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喝酒。” 所以早已行走在流浪途中的李亚伟才会对他的女友说：“若干年后你要到全世界最破的 / 一家酒馆才能找到我。”（《给女朋友唯一的一封信》）酒馆是莽汉们真正的客栈，他们像将要上景阳岗的武松一样，把“三碗不过岗”的劝戒抛在了脑后。马克思曾经谈到了巴黎的小酒馆和无产阶级密谋家们的关系：他们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放荡者。”马克思肯定会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酒精中包含的暴力和使饮者丧失方向感的力量，和革命家以及革命本身随身携带的力必多一拍即合了：酒精激发了他们的力必多，终于使目的明确的革命家丧失了应有的方向感。与此结果相似但方向相反，莽汉们在酒馆里却是有意识地要让酒精去激活力必多，让它更为眩晕，好让莽汉们在流浪途中更具有梦游特征。——仿佛只有双倍的梦游才更适合流浪、更适合解决饥饿。李亚伟醉醺醺地对酒馆老板说：
我想跟你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
有时你躲不掉，我的伤口在酒店里
挥动插在上面的匕首向你奔来
我用伤口咬死你老板
（李亚伟《酒店》）
这实际上是在和老板亲吻：莽汉们在表达亲热之情时也会使用一贯的莽汉动作。因为正是酒馆老板在莽汉们流浪的途中，为莽汉们准备了职业：饮酒恰好就是青春的火暴职业之一。的确，眩晕、梦游般毫无方向感的流浪，是青春的专职工作，酒馆为这种职业的实现提供了工作作坊。但作坊主永远不是酒馆老板，而是那些莽汉们。酒店老板仅仅是青春职业、青春故事称职的看门人。
莽汉们流浪的路径也由此成了一条酒之路。我们说，这条路的确让青春感到痛快，但它也的确十分危险：因为青春已经够疯狂了，加上酒精的力量，疯狂劲就远不只是原来的两倍。但莽汉们对这条东倒西歪的酒之路却感到非常满意。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说：“街道引导熟悉情况的人回到家中，使他们能够发现外人，亦即看样子迷路的人，失去理智的人。每一条路都像是一个秘密，但同时也隐藏了邂逅的希望。” 真是这样的啊。李亚伟也几乎是在语无伦次中真实地说出了这个意思：“真正的酒之路，乃本质与变态间的中庸之路乃醉之路仙与人彻底折中 / 醉之路乃感情之路起伏于人体血脉穿过大街小巷乃诗人之路爬上人类的肩头藐视所有边缘和中心，藐视怯懦，藐视勇敢！ / 醉之路乃最富足之路慷慨之路乃人民东路拐过火车站乃爱人之路幽会半途而废之路结婚之小路常拦腰杀出 / 人生之酒浩荡于青春期的高原，糊涂胸闷于酒杯之外，癫痛于峰顶。今宵酒醒何处？”（《酒之路》）看来这条路是必须要继续下去了，既然它和流浪的青春有着如此合拍的暧昧关系。
由于力必多的高速运转、被大量生产，失去了酒，莽汉们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流浪的路途。力必多在酒的激发下，已经越来越依赖于酒精的力量。青春对酒上瘾了。那真是八十年代的重大景观，那真是一个全民敞开肚皮喝酒的奇特年代。不管是物态意义上的酒，还是隐喻意义上的酒。由于此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人连喝酒都是定量供应，而供应量不仅对青春和酒鬼不够用，即使对一般的饮者、节日、喜庆和丧葬也难以满足。八十年代之前的那几十年，由于酒精严重不足，所以青春替代性地热恋上了武斗、抓特务和上山下乡。八十年代解除了对酒精的限制，与此同时也合乎逻辑地解除了对武斗、抓特务和上山下乡的热爱。力必多有了新的同谋，因此，酒精也把六、七十年代的“红卫兵”变成了八十年代的莽汉——这真是酒精的胜利。与此同时，时代也在酒精的帮助下取得了它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同样也称得上是时代的失败，因为它在除了酒精之外，并没有生产出另外对力必多有效的催化剂——想想启蒙广场上那些面带菜色的大脑们就明白了，而正是这些人被时代勉为其难地推到了前台，像那个倒霉的丹麦王子一样肩负起了扭转乾坤的责任！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莽汉们等同于酒和酒杯。酒就是莽汉自己。到了现在，到了流浪的“醉之路”途中，力必多和酒精的界限已经完全被抹去了。李亚伟如下的诗句，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其中的“我”究竟是酒精呢还是他本人了：“请你把我称一称，看够不够份 / 请你把我从漏斗里灌进瓶子 / 请你把我温一下 / 好冷的天气 / 像是从前一个什么日子。”（《夜酌》）当然是那些忙于赶路、流浪、扑向酒馆的日子了。所谓“酒壮英雄胆”，莽汉们之所以要如此行事，其目的就是要在青春期还未消失的情况下，“走很远的路摸黑而又摸 / 很宽很远的黑呢。”（同上）此时此刻，青春、流浪、力必多、酒精、道路早已变作了同一件东西，共同用于对付饥饿和充满疯癫的教育。
李亚伟曾经对我说，他在写《硬汉》的过程中，喝了两瓶酒，昏睡了两天；醒来修改《硬汉》时，又喝了一瓶，刚修改完，结果又醉在了诗稿边。 的确，我们能从《硬汉》等诗作里闻到普遍的酒味。李亚伟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把酒精所包含的隐蔽涵义全部直接移入了诗歌书写之中：当他边喝边醉边写时，由于酒精与力必多的结合产生的狂暴，会使他大喊大叫，而这就是《硬汉》、《我是中国》、《野马与尘埃》、《困兽》；而当他醉醒之后，由于力必多也疲乏了，这时他会低言低语，有气无力，而这就是《夜酌》、《酒聊》、《酒眠》。从酒的内在涵义以及它对力必多的作用这个角度，去观察前莽汉李亚伟的诗歌书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莽汉主义诗歌的有效线索：莽汉主义诗歌明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边喝边醉边大吼的作品，它把力必多的暴烈特性全部喷发出来了；另一类是酒醒之后的低音量作品，它构成了前一类作品的休息状态。它们相互作为对方的过渡，在青春期的弹性限度内，休息却永远是为了指向喷发。诚如醉后醒来的李亚伟说的：
太阳一下子把我的眼皮揭开啊
这下见底儿了原来我好浅你这样的酒杯
比那些酒杯更容易见底其实
太阳也不深它难道不知
不外乎另找职业再不写诗就行了可
另找职业不外乎是又去酒馆
（《酒眠》）
打架
悖论出现在了打架之中：因为饥饿才走上流浪途中的莽汉们，却有的是力气斗殴。打架是青春期与力必多的可能性修辞：当没有外力来约束青春时，当没有有效的外力来约束青春时，当没有让青春本身觉得有效的外力来约束青春时，无所事事的青春只有一件事可做：信仰自己和信任自己的力必多。而青春本身是没有方向感的，它左冲右突、闪转腾挪、具有疯癫性质的力量天然就需要一个突破口，谁让它的自我生产能力那么强呢。这就是打架在莽汉们那里的本体论意义。而有效的外力必须要征得青春的同意。只可惜八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普遍而僵滞的教育，在青春期和力必多面前一文不值。青春通过自己的吞吐吸纳，把悖论转换成了合理：正因为力必多强劲有力，所以他们在具有如此特征的八十年代感到了普遍的饥饿；正因为饥饿，所以要打架。打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流浪，另一种意义上的丧失方向感。G·毕希纳大声吼道：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可怕的历史宿命论压得粉碎！“个人只是泡沫，伟大纯属偶然，天才的统治是一出木偶戏，一场针对铁的法律的可笑的争斗，能认识它就到顶了，掌握它是不可能的……”德意志的短命天才、青春时期的毕希纳的这段话，可以一字不漏地用在一百多年后中国的莽汉们身上。
饥饿是普遍的，时代的饥饿和青春的饥饿是一致的；时代和人打架的场面由于始终被掩盖住了，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忘记了它，但它又通过青春的打架斗殴被表达了出来。啊，那么多打架的人，我看见了古往今来那么多打架的人，他们一个个冲上前来，不分青红皂白，大打出手；当一群斗殴者老去后，另一群嘴上长有绒毛的家伙在流浪中又组成了打架的集团军。在《臭闻侦探》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Scott F.Fitzgerald）说：“有些代人同下一代人紧密相连，有些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的鸿沟广阔得难以跨越。”菲茨杰拉尔德肯定搞忘记了说，打架之于青春永远都不会有什么代与代的分别——尽管他们打架斗殴的理由很可能会各个不一。在八十年代，饥饿和无所事事才是莽汉们斗殴的主要理由，因为八十年代只为这伙人提供了酒以及酒之路。李亚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八十年代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武汉，马松走进一家酒馆点菜、要酒，吃饱喝足后却告诉老板他没钱该怎么办，老板“好说”之后挥手便上来两三个男人，将马松一阵好弄，叉出了酒馆。“马松额头顶着一个青包找到我要了5块钱要回去结帐，一手拿着钱一手提了块砖头，就在老板伸手接钱的时候马松一砖头把他闷了下去。” 短腿马松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饥饿、流浪和打架与八十年代的内在联系。
尽管李亚伟把这个小情节放在了他回忆性文章的结尾，但打架却不表明是莽汉行动的结束，而是一个伴随着整个青春的动作，具有先天的倒叙特征。除了极少数的时代，绝大部分的岁月对于青春的最大功能就是促成饥饿。八十年代在一些人（比如“脑袋”的肉体版本）那里，显得异常紧张、坚硬、时日无多与只争朝夕，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由于饥饿、流浪的普遍存在，倒反而显得无所事事。在莽汉们那里，它甚至直接等同于饥饿。因此，莽汉们根本看不起无所事事的生活，也看不起那些对这种生活很满意的人：“我揍小子的眉心 / 我不想看他那付生活 / 还过得去的样子。”（李亚伟《打架歌》）在这个意义上，打架成了力必多必须要消耗的粮食，能将他们击碎在人间的粮食。李亚伟一语道破了这中间的“理由”：
只要你看我的眼
我就会正面看你个够
从出生到现在我都闲着没事干
（《我活着的时候》）
很显然，荒唐的教育和接受这种荒唐的教育不可能成为莽汉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件：它只有虚拟的影子，也无法充当可口的食物；而诗歌也由此不过是打架的副产品，如同它是喝酒、饥饿的产物一样。这当然是青春系列故事中的又一个故事。李亚伟理解得很正确，莽汉主义首先不是诗歌，而是在一个饥荒的时代、在一个值得我们在回忆中忆苦思甜的时代中的巨大行动。青春在否弃了失血的、荒唐的、板滞的教育，否弃了时代故作的庄严嘴脸后，打架成了十分正常、正经的一桩事业，它甚至可以填饱“肚皮”。李亚伟在诗中写道：“我擦掉脸上的血 / 我不知道国家和 / 国家打起架来带不带劲 / 反正打完之后 / 我还是挺和气挺和气。” （李亚伟《打架歌》）因为左冲右突的力必多终于在食物的沙漠上，找到了可以填饱肚皮的食物。在这里，青春拥有了一张有趣的嘴巴：力必多需要被吐出，青春的肠胃才会被填满。这就是力必多所拥有的特殊逻辑，通过这个隐蔽的逻辑，我们看到了莽汉们那里具有本体论性质的打架行为以及它与莽汉主义诗歌之间的水乳关系。
忧伤
1985年前后，李亚伟写了一首回忆他自己十八岁生日的诗歌：他在那天喝酒、打架、进局子、找女朋友，一句话，青春期该有的东西、该具备的特征在那天都有了。很有意思的是，在那首并不十分重要的诗歌的结尾，李亚伟写道：
我那时没钱
这辈子也不会有几文
我算过爷爷和父亲的开支
我这辈子大概有五角吧
生日那天我花掉了一角八
（《十八岁》）
“钱”当然不只是金钱的意思，其实更多的是指生命的“本钱”。精神分析的红衣主教、“江湖骗子”弗洛伊德认为，支配人类全部行为的潜意识就是“本我”；本我是黑暗的，它的集结就是性欲，是神秘而不断涌现的黑暗之流。弗洛伊德把黑暗的本我分为“快乐原则”和“死本能”的对立，然后再穷追猛打，颇富想像力地将死本能社会化为攻击性和破坏性原则。其实，青春也有它自己的死本能；这正是意气风发之年就自杀身亡的马雅柯夫斯基在临终前所说过的：“然而我 / 克制自己 / 把我的脚后跟 / 踩在我自己的 / 歌吼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说，死本能社会化后的破坏性和攻击性原则，同样是青春的基本特征：为了保持青春，所以要破坏，为了葆有容颜，所以要进攻。李亚伟用“钱”这个奇特的、复合型的说法，给了“死本能”和攻击性本能一种特殊的转换，也在暗中通过自己诗歌中的低哑声音，给了它们另一个集结性的名字：忧伤。是的，这是忧伤的申诉。
李亚伟依靠他的本能和天生的敏感，无意之中暗示出了一条定律：忧伤是青春的真正底色之一，忧伤正是在失去了方向感的流浪、打架、酗酒的过程中产生的复合型情绪；也是得之于青春本身的忧伤，暗中怂恿了流浪、打架和酗酒的青春期修辞学——在这里，李亚伟和他的十八岁一道遇上了类似于阐释学循环的困境。青春期独有的阐释学循环是青春期的无奈性嘴脸，也是青春期内部自我扭结的产物，它表明了青春自我矛盾的内在质地。而忧伤，无论是在李亚伟和他的莽汉同志们那里，还是在他的青春那里，都是一个总结性的符号。很有趣的是，李亚伟在大腿的快速跑动过程中，也写下了许多旧时的才子意象：美女、桃花、宝马、狂狷之士……这些都是他在流浪中走过暴乱的青春期的手边之物，是青春期的换气现象，也就是忧伤本身，并且因了这些意象的腐朽质地而更显忧伤。它们让人想起了西施、贵妃、武松的酒、青楼的萧声、柳永的放浪、荆轲的易水、侯赢的热血、大刀王五、古代的狂士和风花雪月。但他们都消失了，永远不会再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重现。这是一个拥有同样青春的后起之辈对前辈莽汉的哀悼，也是对青春本身的唁电，但它首先来自于青春本身：
美人和英雄就这样在乱世相见
一夜功夫通过涓涓细语从战场撤退到知识界的小子
我生逢这样的年代，却分不清敌我
把好与歹混淆之后
便背着酒囊与饭袋扬长而去
（李亚伟《血路》）
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忧伤早已成了“扬长而去”的流浪青春的暗中质地。忧伤也在大腿的迈动中，变作了一组组照片，是固定下来的流浪动作，但它早已稀释在流浪之中。我们于此之中，也完全可以把李亚伟看作一个“传统主义者”，这倒不是因为他写了那么多腐朽的才子佳人意象，而是他对这一切都进行了莽汉式的改写：他把苏东坡、司马迁等人都改写了，那些莫须有的事件，按照莽汉主义对忧伤的理解所杜撰出的事件，那些从来不曾真实存在于这些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李亚伟给栽赃在他们头上了（参阅李亚伟《司马迁轶事》、《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诗作）。这是对历史的有意虚构，却正好是诗歌的实质之一。
但忧伤不是一件永恒的事业，它和青春期一样短暂。李亚伟深刻地发现了这一特质。在非常优秀的组诗《岛·陆地·天》里，李亚伟的诗句变得短促、破碎；语言因了忧伤而变得相当透明，像一条吐完了丝的老蚕。这组诗提前宣告了一个青春事件：忧伤进化了，忧伤快要过完了。这组诗也由此变成了对青春即将逝去的悼词，如同回光返照的将死的病夫一样，这组诗是李亚伟所有诗歌中把忧伤推向了极致的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忧伤也是八十年代的广泛征候之一。一代人因为方向感的丧失更加加深了时代本身的迷途感。应该说，方向感的丧失，既给时代提供了狂欢化嘴脸，也为莽汉主义者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但莽汉主义者的忧伤远不止是他们个人的忧伤，也不仅仅是大腿们的忧伤，它表征了整个八十年代。从诗歌写作的维度说，正是忧伤为莽汉主义提供了暗中鼓励他们如此行动、如此写作的地下美学、在野美学。在李亚伟的所有诗歌中，其实都有两条暗线：一条是大喊大叫的所谓破坏性原则（倒不如说发泄性原则更合实际），一条是相对暗哑的忧伤音调。这两条线索的交织，它们在诗歌写作中不同比例的搭配，甚至有时妙到毫颠的平衡性搭配，是李亚伟诗歌远远高出其他莽汉主义者的关键要领。《岛·陆地·天》正是这方面的杰作。它既是对将逝未逝的青春的忧伤式哀悼，又有强烈不服气的音色在内。《陆地》中反复出现的“怎么啦”，就是这种不服气的典型音色，有如一个小儿哭鼻子歪着头大喊“怎么啦”一样。急促的长句（其实它是由不加标点也就是不换气的若干短句和合而成的）与相对平静、忧伤的短句，结合在了一起，共同把忧伤推到了高峰。也把八十年代的忧伤气质给甩了出来。
语言
莽汉主义诗歌的语言是一种青春期的语言，它的发动机永远在青春那里。迄今为止，李亚伟最优秀的诗作——同时我也得说，正是这些优秀诗歌构成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实绩之一——《岛·陆地·天》、《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仍然是对青春期与力必多的直接摹写。这些诗歌一方面才华横溢，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才华的浪费与挥霍。它们在快速的语言转换中，用杂乱无章的笔法、句式，对应了八十年代丧失了方向感的杂乱事实以及杂乱的青春行为。
诚如李亚伟所说，莽汉主义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李亚伟《萨克斯》），这些打手们继承了汉语中隐含的暴力和狂欢特质；他们的高音量既得自于青春，又得之于汉语中肉感的高音量与暴力的部分。两者终于在八十年代胜利会师了。诚如我们所知，汉语实际上是一种独白式的语言，它最典型的语气就是祈使性的命令语气。塔德说：“在语言被用于会话以前，它早已是酋长发布命令的中介，或者是醒世诗人用字谴句的中介。总之，语言首先是，也必然是独白，下一步才形成对话。” 这话仿佛就是针对汉语的特性所发的感慨。莽汉主义诗人从这里边吸取了无尽的养分。
海德格尔错误地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说”，实际上，语言的本质更在于“语言流浪”、“语言怀孕”。——这是莽汉主义诗人对语言本质的一大发现，他们深入了语言中真正的诗性部分，远远胜过了抓住鸡毛当令箭、扛起常识当深奥真理的海德格尔。正是在流浪中构成了语言的狂欢化和青春质地，也正是语言具有怀孕的本质性特征，它才孕育了在青春的射精作用下产生出的莽汉主义诗歌。
有趣的是，正是仰仗着这种独具莽汉特质的语言本质性定义，李亚伟在他的晚近诗歌中愈来愈生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面貌：甚至连自我也一分为二了（参阅李亚伟《野马与尘埃·自我》）。这就是李亚伟反复说到的：“从出门到回家……，两个方向，一种混法。”（李亚伟《岛》）这种对语言的有意分裂，不仅反映了青春期的暴力、分裂倾向，实际上也对应了语言的怀孕本质。对语言的本质进行一分为二的处理，在李亚伟那里关系重大：一方面它们自身彼此交媾，在流浪的途中分别射精和怀孕以促成诗歌；另一方面，两值化处理也在它们的相互交接过程中快速嬗变，组成了李亚伟诗歌中的快速特性。《野马与尘埃》、《红色岁月》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而这也同样对应了大腿快速的迈动，对应了值得回忆、也适合回忆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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