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文人相轻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每个时代又有着新内容。关于文人相轻的话题，历史上的曹丕，严羽都有过截然不同的论述，鲁迅先生已有过不厌其烦的深刻剖析，然而，问题本身并未因鲁迅的判决而消亡。并且在当下，这是一个重复率很高的话题，我们听到的大多是关于对文人相轻的指责，似乎所有的文人都应该抛弃相轻，而去相捧，或去相追，似乎所有的文人都应保持一个“统一的思想”。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指责者包括一些文人，而更多的是非文人对于文人的。虽然这是一种懒堕的不假思索的盲目判断，但是已经是某种舆论的泡沫化倾向，指责者并未能深入文化的内部思考，而是在河边的风景处指手划脚地起哄。这种指责更具体地表现在，任何人、任何其他文人都不应对名人的作品提出质疑，更别说进行批判了，似乎都应该对名人五体投地般崇拜，像神一起地供起来，然后再一遍遍地发表“大受启发”、“深受感动”的读后感。否则，最容易让人指责为：“你们文人自古相轻”，“这是文人相轻的毛病”，或“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吧”。可以说这是地地道道的灾民式思维，这种话语的懒惰已经到了令我们十分吃惊的程度，面对今年的新春花发，他的嘴一咕哝说，不就是老一套，去年已经见过了。
其实这种自鸣得意的指责是典型的灾民问题，他并不知道，对于经典的挑战、对于名人的质疑、对于权威的批评是读者的基本权利，大多时候不是所谓的“相轻”，而是一种尊重方式。他可能早忘了“不理才是最大的轻蔑”这样的常识。文人之间的意见表达的确有着自己的特殊方式，且常常为一些人不解，正常的学术争鸣会被一些浅薄者认为是市井之战，这是对于“文人相轻”的最大曲解。本来“文人相轻”的原文并不是相互轻视的意思，而是在长期的词义变迁中，人们逐渐误解了曹丕对于文人相轻的赞赏。文人与非文人之间，文人与文人之间因为存在差异，如何跨越这种差异而达到沟通，则是一种健康的途径和愿望，于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沟通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当是文人对于文本的相互之间的质疑。这里根本不涉及除文本之外的任何东西，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好恶，相反非文化原素的加入则是对游戏规则的破坏。
真正的文人之间是需要相轻的。所谓真正的文人是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品质的道德人，自由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液，批判是他们开放的花朵。他们永远对当下的社会保持了警惕，并且与时尚拉开着距离，他们骨子里面那自由迸发的元素无法把他们订在一个画框里。对于同行中文本的批判是因为他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思想，这样的论争丝毫不能构成人身之间的伤害。读者，愿意享受理性的读者自然是一种欣赏，因为从中洞开了理解文本中转换世界的另一视角，这里面不能要求质疑者的全部正确，只需要他们能否提供一种合理的阅读秩序。文字之间不是航行，航行容不得丝毫差错，容不得偏离丝毫航向，相反的是文化的歧义则会丰富我们的想象，会为我们打开认识真理的另一扇门。当年鲁迅与梁实秋、鲁迅与郭沫若都有过著名的争论，如果说他们有过相轻的话，那便是真正的文人之间的相轻，正是他们的相轻，才使我们看到了色彩斑斓的现代文学史，才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各自因为自由精神灌溉的主义之树。幸亏文人之间有着相轻的品质，才使我们拥有了各种文化资源，否则，我们的文化将是一枝独霸，万树齐暗的可怕景象。这种禁止相轻的现象越是严重，社会越是落后，那便是专制的硕果，历史上的可怕景象已经不胜枚举，当代的文革时期，我们怎么能够听到对几个样板戏或“雄文四卷”的学术质疑呢？那个年代倒是少有文人相轻，只有狂热和崇拜，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思想、一类文学，我们的对于文人相轻的指责者是否留恋着那个年代呢？当年北大的辜鸿铭故意把课与胡适的课安排在同一时间，这也是真正文人之间的相轻，因为他们心中都怀抱着纯粹的学术动机，他们把评判的权力交给了历史与时代，历史都给予了他们不朽的赞辞，因为他们的相轻中闪耀着穿越时空的人格光芒。正是因为有真正文人之间的相轻，我们才有了白话文，才有了色彩纷呈的各种思想流派，才看到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读到了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他们都是相轻之路上构筑的一座座令人仰慕的高峰。
非文人与文人之间也需要相轻。习惯话语中关于文人相轻的指责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的，似乎文人之间的争论不但有伤斯文，还是有失理智的行为。指责者自我感觉是清醒的旁观者，因为往往听不懂文人之间的争论而抛下一句如此轻飘的话来。可是，他或许不明白，非文人对于文人也是需要相轻的。我们不妨把非文人称为文人的读者，或是文化的消费者，也许这些人不能为文，或不能像文人那样显性为文，这样的人对于文人就不需要相轻、或只能对文人顶礼膜拜吗？我想大部分读者不愿如此。作为读者是典型的文人产品的消费者，他们虽然不能生产文字产品，但都有着对产品质量好坏的感觉和评头论足的权利。这里最无聊的逻辑便是，你一旦发表有悖于追捧名人的言论时，有人便说，“你有什么资格去反对，你也去试试”这样的废话。的确如此，我们的学问可能不如名人，有时连名人一角的水平也不如，正如我们每天要求自己不会生产的商品一样。我们每一天都会消费许多商品，按照这种废话逻辑，当我们对驾驶的汽车、使用的电脑、居住的房屋提出质量意见时，便会得到“你自己也造一个看看”这样的污水泼击。我们只能在购买了任何一种商品后都要大加称赞，否则会被人指责为想拿名产品出名，或不自量力。作为一个文人的读者，他可能不会为文，这根本不是错误和缺陷，根本用不着被谁指责，像我们天天使用手机、电脑而不会制造一样，我们仅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消费者。我们购买了文化产品，自然就有挑剔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反对的权利，有时候，这种权利比文人之间的相轻更合法、更真实，更符合市场规则。可是，总有那么一种人想让我们成为沉默的消费者，想让我们愉快地接受各种文化产品中的错误，哪怕是其中的病菌和毒素，这些人便是那些名人的粉丝，或是亲友团，或是啦啦队。他们热捧的名人，容不得别人对其有半点置疑，名人的屁股捅不得，稍有不同意见，便会引起他们失去理智的疯狂嗷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真不明白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思想怎么如此容易被抽空，真有点儿像当年法轮功的学员，容不得任何人有一点儿对法轮功的怀疑。现在学界都在纪念王小波，我想王小波的意义更多的在于一种自由的批判精神，在于对这种灾民群体的灌顶，在于唤醒每个人心中沉睡已久的自由挣扎。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能够自由地、理性地对名人或经典示之以轻，正说明一个开放的自由论坛的形成，说明一种现代精神的理性化育和成功培植，说明一种文化暴力向文化民主的让渡。所以非文人对文人之轻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现实意义，它的这种置疑精神的萌芽，将长成覆盖我们文化民主的浩瀚森林。在此意义上，人们不但有理由置疑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和王朔，即便是质疑鲁迅和梁实秋，置疑李白和苏东坡哪又何妨。这不但是在实现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打通了一种民主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路径。
真文人与伪文人间则是另一种相轻。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是一种相轻中的别相。这种情况主要是伪文人对真文人之轻。这里所谓的伪文人便是那种拥有体制承认的头衔，而不能真正为文的人，真正的文人已在前文有述，真伪文人是一对天敌，与生俱来，历史悠久。历史上的真伪文人不再赘述，我们只拿今天为例。在我们的周围，拥堵着大量的伪文人，像城市里每天拥堵的道路，这些伪文人靠图解政策，靠歌颂文件攫得了各种各样的桂冠，自以为是真正的文人了。这些人对于那些有着独立思想的人往往不屑一顾，像当年一个红卫兵作家提到钱钟书时不屑地说，“他算什么，又不是作协会员。”是的，像这样的体制内的又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作家，往往看不起那些游离在体制外的真正文人，这也就是王小波始终未被体制承认的真正原因。这类伪文人的可恶还并不在于对真文人之轻，而在于利用手中的利器对真文人的封杀和打压，为此，真正的文人要为真文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伪文人一般都在现实中生活得很好，因为对于沙石的淘洗需要时间，穆旦、食指、顾准、王小波不也都是这样反讽式的命运，他们的光芒往往在日后或死后多年才放射出来。这些伪文人还振振有词地反问那些真文人：“你是哪儿个协会的会长？获过什么部的奖？享受着哪一级的津贴？”这些可怜的伪文人哪里知道，真正的文人的写作属于自己的内心，他的思想的表达无需加入什么组织来为自己壮胆，他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形式，更不需要以任何名义对其进行奖赏。他唯一的需要是享受思维和自由的乐趣，需要为时代的进步拔开遮挡着真理的迷雾，他对那些伪文人的对自己之轻报以宽容的微笑。伪文人需要虚伪的荣誉、需要物质的奖赏、需要有人供养，真文人需要彻骨的生命叩问、需要精神的自由、需要永不停歇的批判。伪文人放纵着自己的物质欲望，关闭了自己干瘪的思想，真文人简化着自己的生活，敞开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伪文人视真文人为克星，真文人怜伪文人为鼠蚁。伪文人百般忌讳他人批评、往往不堪一击，真文人笑迎四面楚歌，百炼成钢。伪文人成群结队往往以集团的面目出现，真文人则独来独往，以一己思想抗天下之阴云。伪文人替强权鸣道，视弱者如草芥，真文人则挑战权威，怜天下苍生。伪文人专业者多，真文人业余者众。伪文人离开了所谓的殿堂则难以为文，文也无病呻吟，真文人不管居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远，则心中文之精神不变，落笔惊风。伪文人之伪是伪文人的通行证，真文人之真是真文人的墓志铭。伪文人如夏之啾虫嘤嘤一时，真文人生于无形，其精神跨跃万古长空。在此意义上，我们终于看清了真文人和伪文人之别，也清楚了真文人被伪文人之轻。伪文人对真文人之轻暴露了伪文人的本来面目，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愚昧，这种相轻也具有其进步的合理性，在这种轻的过程中真伪之间划开了明确的界线，给了读者进一步辨别的机会。可是，在中国的现实中这样等待人们清醒的时间拉得过长，以至于埋葬了多少青青时光，真文人除了保持胸中的真精神之外，多少还有对于当下的无奈。时间的长河中，伪文人阻塞着文化的河床，真文人则挂在历史的星空轻盈地闪烁。
文人相轻在时下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鲁迅时代。鲁迅在他那个年代，为了维护自己心中对于真理的认识，容不得有其它的观点，任何不同于自己的观点，都会遭到他无情地批判。这种文人相轻正说明了鲁迅的纯粹，面对林立丛生的主义，面临滚滚席卷的乌云，鲁迅并未掩盖自己的观点，而是毕其一生的心血和精力与自己的文敌进行了论战，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是坚决表示“一个也不宽恕。”这里有真实的鲁迅，如辜鸿铭所言，这里的文化论争“没有国家意识，”完全是真性使然。与此相比，我们时代中的文人相轻要逊色的多、要惭愧的多、要世俗的多。虽然这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年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物欲浩荡的时代，一些文人相轻之中不免搀杂了商业因素，有的暴露了一种狭隘的世侩心理。但不管怎么说，思想之上的文人相轻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它在客观上向读者澄明着一个又一个的真相和意义。何况历史上，凡是文人相轻的时代也都是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时期，百家争鸣、魏晋风骨、五·四风云，包括临近的八十年代，都带给我们无尽的历史澎湃。
只是我们无法苟同文人在文之外的相轻。文人相轻实则是文人的学术之争，是思想观点之争，也就是文本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这种文人之争无论如何激烈都不能走出一定的边界，也就是只能在文本观点之间进行。然而一些人在文之争上底气不足，或学力不够，因受对方观点刺激，气急败坏，像一个愤青突然摘下眼镜，脱光膀子开始动粗。一是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不提文本思想，专拣对方文外之事件进行渲染、谩骂，以转移读者视线，弥补自己的呐喊不足。二是动用某种手段去恐吓或制裁对方，我们不是已有过某作家去殴打另一作家的生动事例吗？三是滥用国家机器，或诬蔑某文有政治问题要求官方封杀，以泄心中之快，或借助法院，起诉对方侵害了自己利益，以维护所谓己权。如此种种超越文之外的相争，向来被读者所鄙夷，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因为它与真正的思想争鸣精神不符，甚至是对自由的伤害，是理性的倒退，是文化的垢病，是国人中的劣根。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按照曹丕的原义，文人乃指那些能够创造文化的道德高尚之人，也就是在这些人之间去争论学问，只是后经严羽的《沧浪诗话》进行了曲解，使之成为贬意。虽然，现实中的确存在严羽所谓的文人中的 倾扎和陷害，但不能为此而去熄灭了这种相轻的精神之火。因为在具有文人品质的相轻中，才使我们呼吸到了思想自由的芬芳，看到了那些既理性又灿烂的思维花朵，感到了民主的逼人光芒。民主，多么美好的民主，也许能在文人相轻之中向我们豁然洞开。
2007年4月14日于石门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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