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娱乐挂帅，《不差钱》差道德
正值清凉初夏，花开荼蘼，一众名士，虽各居天涯，却相约聚首于距今有2300年历史的四川阆中古城，不免成就一番文化盛事——5月23日，由检察日报社、四川省南充市检察院主办，阆中市检察院承办的第十次全国检察文学笔会在古城阆中召开，莫言、魏明伦、张颐武、王乾荣、祝勇等作家，何家弘、乔新生、徐昕等法学家，以及来自全国检察系统的80余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笔会。现将莫言与魏明伦的对话辑录于此。
天下未乐蜀先乐的川人文化
魏明伦:关于四川，有句话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对此我从来都是质疑的。我认为这只是指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个历史阶段，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并非如此，可能是天下未乱，秦先乱，明朝末年的时候陕西闹事;也可能是天下未乱，燕先乱，元朝末年河北闹事。
就我个人的体会，倒觉得应该是“天下未乐蜀先乐”——四川是个让人快乐的地方，四川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四川是天府之国，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优越，世世代代的四川人就养成了比较重视生活质量的习惯。四川人很会享受生活，所以四川有美食文化、茶馆文化、小报文化、龙门阵文化、麻将文化等等。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去年应邀撰写骈体碑文《岳阳楼新景区记》，在里面大谈“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忧”是指国家栋梁、民族精英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应该让老百姓先天下之乐而乐。现在进入泛娱乐时代，这个乐和四川的“乐”很容易结合，这几年的娱乐人物顶尖级“超女”很多都出自四川。
乐而易安。四川就是一个偏安的地方，四川历史上出的皇帝都是偏安型的皇帝，最典型的就是刘禅。然而，出的皇帝小，出的文人却很大，如李白、苏东坡、郭沫若、巴金，这些全都是大文豪。所以，四川虽然乐，但是也有忧患意识的传统。皇帝可以偏安，但文人不苟安。
谈到乐，就有乐极生悲的规律。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前，我们都沉浸在泛娱乐时代和迎接奥运的欢乐之中，没想到就发生了地震。这就是乐极生悲。
悲极生壮。大悲之后就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如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许多事迹产生了壮歌。
壮中生谐——这又是四川人的一个特点。四川人一方面悲歌慷慨，另一方面嬉笑怒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悲歌慷慨皆成幽默。在地震这种极端情况下，四川人乐的本性不改，记得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震不死人，晃死人;晃不死人，吓死人;吓不死人，困死人;困不死人，累死人;累不死人，跑死人;地震不来，急死人。”这个段子风趣地反映了地震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因为这时大家认为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余震之后一直不震。
四川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东西太多了，我只能简略说这么点。莫言先生是贵客，今天他是唱大轴的。
情感和法律的冲突
莫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敲锣卖糖，各说本行，我就谈谈检察文学吧。
在此行之前，我曾经看到过《检察日报》记者采访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一篇文章，朱苏力谈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空间问题、时间问题、传统问题，中心思想是中国的法治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
那么，如何写好检察题材的小说，我想就应像法治建设一样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当前，在法治建设、检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难点问题，也应该是检察文学的突破口，检察文学的创作者应该关注这些问题。
在执法办案中，经常会遇到的难点就是法律与道德、情感的冲突。关注冲突过程当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描述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的人物行为，就应该是很好的小说素材。《检察日报》曾经登载过这样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夫妇大义灭亲，毒死自己亲生儿子，因为他们的儿子是个作恶多端的恶霸。案件曝光后，老百姓联名写信，希望能够减轻对这对老夫妻的处理，后来法官在判决中也充分考虑到了人们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甚至可以拍成电视剧。就像旧戏中的包拯斩亲侄子一样，都是情感与法律的冲突，形成了流传千百年给人很多启发的戏剧。
记得魏明伦先生的著作《潘金莲》是为潘金莲翻案，也反映了法律和道德的问题，就请魏先生为大家讲述为潘金莲翻案的法律依据吧。
魏明伦:严格讲我也不是为潘金莲翻案，她不是历史人物，在《潘金莲》中，我只是重新审视了潘金莲式的中国封建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潘金莲从纯洁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整个过程，这个剧的副题就叫“一个女人的沉沦史”。
有婚姻就会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婚姻，有不幸福的婚姻就会有潘金莲。现在，不幸福的婚姻可以申请离婚，但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潘金莲》中，武松要杀潘金莲的时候，中外古今各色人物都站出来评论。法官说:“一部沉沦史，千年封建根，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但施耐庵不同意，他站出来说:“本书不管后代事，武松开刀杀——”
《潘金莲》也许牵涉到一些法理，实际上是对潘金莲式妇女不幸的命运进行重新认识。
莫言:“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也是检察官办案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比如有很好的一个哥们儿犯了罪，这就“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
检察文学创作要关注现实，尤其要关注网络。想到网络我就想到人肉搜索这个问题，一个人一旦变成人肉搜索对象，恐怕身上有几个疮疤都可能被搜索出来。人肉搜索究竟是非法还是合法?作为检察文学的创作者，对社会新的现象应该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隐私问题、法律问题，它涉及了很多人性最基本的问题。
去年地震时四川出了一个范跑跑，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论。其实像范跑跑这样的人物也能成为文学人物。文学不仅要歌诵真善美，树立光辉的、伟大的正面形象，也要塑造一些反面人物、中性人物、小人物，而这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往往比那些高大全的人物更能成为不朽的经典文学人物。
检察文学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十几年，也写过许多检察文学，感觉到写行业文学确实有许多限制。上级部门总是希望树立正面的形象，这种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偏离——按照那种方式，无论是写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公安也好，结果都是一个面孔。但读者肯定不希望看到千篇一律的形象。所以，我们的检察官不是神，不是完人，希望我们检察文学塑造的检察官形象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甚至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从而丰富和立体。
娱乐挂帅，小品《不差钱》差道德
魏明伦:文艺作品有三个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化功能。打个比方，这三个功能就像人体的血压、血脂、血糖，三者要平衡统一于人体之中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不可偏废，不可偏高。现在是个泛娱乐时代，不考虑文艺作品的审美、教化功能，只单纯地强调娱乐挂帅，我认为这样不好。就像我过去反对文艺作品政治挂帅一样，现在，我反对娱乐挂帅。
最近，我对小品《不差钱》有个意见。我不是反对赵本山的表演，也没有反对小沈阳，我只是对小品《不差钱》不认可，认为“《不差钱》差道德”，这六个字也概括了我对当前社会现象的某些看法。
为什么“不差钱”?现在虽然存在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但是生活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现在我们是“差道德”——道德滑坡，道德沦丧，人性泯灭。比如这几天娱乐圈就出来很多脏事烂事。所以，“不差钱差道德”是个对社会现象的概括。
我认为赵本山以前的小品是不错的。比如他的白云黑土系列，十分娱乐，也有几分内涵。该欣赏的欣赏，该讽刺的讽刺，他的价值取向是清楚的。黑土系列中那个牛群找下蛋公鸡的故事就是个讽刺低俗策划的故事，在故事中，赵本山演的黑土在故事开头是老实巴交闷声不语的老头，后来却灵光乍现智慧幽默风趣地打发走了牛群，赵本山欣赏黑土，讽刺低俗记者，价值取向是对的。
但在《不差钱》里，赵本山不是在搞戏剧小品，而是在推徒弟，推小沈阳和丫蛋。小品是戏剧，二人转是曲艺，各有各的规则，但《不差钱》里很混乱，小沈阳是演服务员，还是演小沈阳?但其实小沈阳就是在演小沈阳，丫蛋就是在演丫蛋，毕福剑就是在演毕福剑。小沈阳演的那个服务员一口表演式的台词，其实是把二人转的语言直接照搬上来，如果服务员真有这个水平，他早不是服务员了，早就当经理发家致富了。如果他是小沈阳，更不可能在这里当服务员。在这个小品中，赵本山把剧中人和演员混为一团。
还有剧情，《不差钱》一开始就是受贿，服务员收了老头子一百块钱，而后就是说假话，主要情节的价值取向有问题，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择手段，潜规则，拜码头，托人情，认干爹……《不差钱》不是在讽刺这些现象，而是在欣赏。和赵本山以前小品的价值取向相反，节目里的演员为了上《星光大道》甚至可以下跪。
对于小品，如果是跑码头，那怎么娱乐化都管不了，可是这是央视的春晚，并且是语言类唯一的一等奖小品，要求当然不一样了。而《不差钱》这个小品可以说是一流演员，二流编剧，三流小品。这就是娱乐挂帅、泛娱乐时代的结果。
今天坐在这里的莫言先生，我对他的小说敬佩之至，从《红高粱》到《檀香刑》，等等，我都拜读过。我认为，莫言就是一个把文学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结合得相当好的作家。
言多必失，言多必杂，我就说到这里吧。(张奇 蔡小英 安擒虎/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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