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檄文竟掀起千尺波澜，文化界，何止是文化界人士大都如被呛了一口水，不过二十天光景，一片不解、激奋、谴责和挞伐之声竟都朝着名满天下、堪称是文化老人楷模的黄苗子先生掷去。擅书的他，因此败笔而一跌全非，从九天直坠九渊！"告密者"的恶行发生在"文革"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尽可勿论；但是提前四年性质可就不同了。那时毕竟表面上正常的生活还是运转的。当事双方，都是老辈的文化人，使人不由联想到六七十年前，在重庆或是上海"左翼"内部竟出了这样的"密告"，至少是"失节"，借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的名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节"不只是对妇人，也是对士子文人间互相忠诚的行为准则。读者感受中的历史错位，不可避免。所以"黄苗子告密事件"终成了道德问题，人心问题，拷问灵魂的问题。无怪乎连宅心仁厚的评论者都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世道不古，是第一位的责任，然而，这都不意味个人没有一定责任，可以为曾经泯灭良知、伤害他人的行为开脱。因此。他们期待着黄苗子向世人回应，向地下的聂绀弩先生忏悔道歉。
这是最起码的"良知"底线。
"笔头写下的一斧头砍不掉"。黄苗子还有时间，以忏悔者而不是告密者的污名、污身进入历史。历史是多么的无情，她不原谅每一个错误；历史又是多么有情，她又宽容真正地认识了、忏悔了每一个错误，哪怕是对自己的好朋友，一个旷世哲人--诗人的"告密"。
章诒和先生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有足够强的可信性；笔锋常带感情，足以调动读者的爱恶喜怒。尤其此文，有《聂绀弩刑事档案》为依据，来路不是不明的，"聂档"全文近十万字，作者寓真先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章诒和称此文"用事实说话，以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全地揭示了聂绀弩档案的真相"，所以读了三月十九日《南方周末》上刊载的章文后，如章读后也是 "很恐怖"，不单我，恐怕大多数读者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应。
过了五六天，我找到了一本2009年2月3日的《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漏夜拜读，一口气读完，再读，越读越不明白，反复对照，发现章文在要紧处时有漏洞出现，或是似是而非，或是武断而含糊，不免再一次"很恐怖"。
一次晚宴和许多次告密
开宗明义，章文一开头就追述了2008年春夏之交与友人谢泳的一次谈话，谢泳不经意间对章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就这样经由别人的口，拎出了黄苗子，"未审先判"地坐实了他"告密者"的身份，下面章文写到："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这回是经由别人的文，黄苗子的罪名是板上钉钉了。
可是阅遍寓真原文，并无这样的字句，有的是一次聂绀弩的供词，倒是一份有类似的交游者的名单。寓真写到："王次青和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寓真写《聂绀弩刑事档案材料》，据我所见主要者，以上各篇都尽量摘引，但犹恐挂一漏万。现在又将卷宗翻了一遍，力求寻真，一坐应该补充的内容，于是发现了有二三与聂绀弩过从甚密的人，似应有所交代。例如戴浩、向思赓等人，档案中存在有他们对聂绀弩的揭发或举证材料……"，下面就是具体内容，档案中确有戴浩写的揭发材料，其中一页是揭发聂写"反诗"。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寓真判断说"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还剩了一个王次青、一个黄苗子。
行文如流水，黄苗子名字后边间不容发地出现了章诒和最传神的一段引述和描述："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愚钝如我，读到这里神经也开始敏感起来，虽然没有明指是谁，章诒和恐怕是误导和操纵了公众的道德判断力，焉能不使"告密者"黄苗子坠入世人的不齿声中。
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手段了，敢欺"聂档"全文发表在发行量不高的"中国作家·纪实文学卷"上，大多数读者不易见到。但如此厚重、如此真实的文章一经网上转载，大多数受众会自有公论的。
关于同一份密告材料寓真研判说："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下有他引用了档案中的这次密告内容的原文，与章文繁简有差。报告后面的落款为1962年9月12日下午"，丝毫看不出是黄苗子的迹象。
章文经过周密的谋篇、定旨、布局、铺陈、暗示，让读者看出并坚信就是黄苗子，太象了，正是"形神兼备"。
寓真说的再清楚、再客观不过：当事者（还有向思赓也在场）多已不在人世，我们现在很难去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了。"
章诒和是怎么如此容易地了解到"更确切"的情况呢。
至少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的监视对象。此后，聂绀弩和他们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送高层领导。到1964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
有关负责人对聂的问题先后作过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聂对我党的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要继续了解聂的情况，并调查他的历史，做好处理的准备工作。
是以， 寓真叹道：""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都有不少人被捕或关押，但聂绀弩的情况与别人不尽相同。他不是被红卫兵揪出来的，不是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抓出来的，他的被捕，非出偶然，公安机关盯梢已久，镣铐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的。"
到了章文又生发了一下："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的入狱……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而这个诛心之论，化作章文章的标题：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据"聂档"，聂绀弩的"反动言论的材料"有上百页之多，这些言论大部分是在聂家或在饭馆里分别同十来位或者更多友人相聚时的"闲谈"，时间从1962年到1967年聂被捕。没有任何一位友人参加过这几十次的聚会，而聂的谈话都很翔实，很传神。不可能这十来位友人每人都是"一笔一划"地积地"写"吧，也不可能某一两个"友人"专职抄去"写"。即便是有动机，也无条件。章诒和太夸张了文化人的"本领"而太轻视专政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收集上来的"聂绀弩反动言论"的专业手段了。
任何友人，包括在世的和不在世的都承担了"告密"之重。
何况黄苗子在许多次聚会之中，材料中有姓名可考的是极少几次。
章诒和文风一直是心细如发、笔力如椽，何以这次竟荒疏至此。或许是匠心独运。
聂诗入彀被揭的疑团
"聂绀弩案件"实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经典型诗狱。在逮捕聂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很多的"反动诗词"，但在捕人的时候还是进行了搜查，又搜去了他一些还没有烧掉的诗稿。寓真不由一声叹息：可见在制造诗狱的方法上，后人也是接受了前代统治者的"遗范"。宋代、明代这里不详述，康、雍、乾三朝的三位圣名皇帝共制造了有百余起文字狱刑案，其中不少就是因诗而获罪。
1906年冬，聂绀弩从北大荒的五口农场回到北京，到1965年底以前这四五年中，是聂绀弩旧体诗创作的高峰期。他几乎每天都有新创作出示广送给友人。寓真说：他知道自己的毛笔文写得不行，写了诗就尽给文怀沙的夫人抄录。或来又自练书法，遗留下来的诗稿，到是他自己用毛笔书写的。
1965年初，他有过一次焚诗的举动，遗留到现在的诗稿，大都是焚诗前的做的，"聂自己细标了一下："有写给别人看，别人赠诗了答诗或者有赠而别人不答的，总共有五十多人……"。
我查了一下，武汉出版社2005年1月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共收诗606首，据寓真说"大略估计，举报人抄录件，办案机关报告中引用的篇件，包括聂绀弩手稿共有诗词二百余首"。除了出狱后写的，大约在被捕前后，差不多是一网打尽。
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负责人批示说："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
怎么找？"最妙的法子还是让举报人来解释吧，谁举报谁提供的这些诗稿，就让谁解释……"这法子还真行，于是聂绀弩的反动诗，就加上了解释。
聂绀弩写诗成了他"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状，解诗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寓真将档案中的聂诗并解释，选录了十首，章诒和举了三首为例："《冰道》、《吊若海》、《辘轳体之一》。寓真没有指出究竟是谁既是举报者又是解释者，到了章诒和的笔下："黄苗子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有了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以治史为业的人，有时候并不一定遵循这个简单的铭言。
"无罪推定"。以司法为业的人，必须执行这个严肃的法学原则。
到了专政机关案头的，不可能是黄苗子一个人提供的吧，（聂说"写诗宋的人总共有五十多人"），那二百首也不可能是黄苗子一个人诠释的。"文革中"提供者当中也有被动"交了反诗"的。何以就实指为黄苗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呢？
顺便说一句王次青只是个陪笔，烘云托月之后章诒和就不屑提此了。
寓真客观公正地写道："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苗子诗稿，不知为何都送进了司法机关？"这一直是困扰寓真的一个疑团，何以，不像戴浩、向思赓检举的"反动诗"一样有时间、有署名？诠释者又是谁？
后来"侯井天（聂诗济南版的句解释注、集评者）将这篇拙文寄黄一份，黄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读过"聂档全文的人，读到这里"，不禁对黄苗子疑惑起来，这本不是可以"只字未提"的事，何以竟这样淡然处之，好像完全事不关己、浑然物外！
比照看，同是聂绀弩老友的向思赓，1994年5月26日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他孑居一室细读聂诗。次日上午10时，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到医院诊为脑溢血已无救。向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是否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诗"反动诗"的检举，因此有分愧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
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但交情竟以这样的方式显示出来，真太悲怆了。寓真先生"惨然"的是一代文人。
聂绀弩在牢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去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十多次审讯、指控了那么多的言论和诗。（其中，有王次青，但从未赠诗。）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个朋友。当他出狱后，原来的朋友都若无其事，和洽如初。"
"我留心看过很多怀念聂绀弩的文章--我很想从其中找出一句对以往的揭发检举行为的反省的话来。然而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坦白自己有什么对不住朋友的行为--而你这个朋友作为一个最知情者，是否也起到了一些帮凶的作用呢？"
深深被激怒了的寓真压不住怒吼了："因此，我把聂绀弩和他的此种朋友相比较，就觉得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一个是蓬蒿之间的斥鷃"。
再深一层，寓真参透了，"我们看到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没有翻腾昔日的政治恩怨。思想家不会到某些个人身上去泄愤。他深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种动乱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他没有指责有负于他的朋友，没有指责处理过他的司法机关和领导人，也没有象我们大家那样义愤填膺地狠批"林彪"、"四人帮"，更不像有的文章用批"左"而牵连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社会主义。反而，他在"怀监狱"一文中，肯定了专政机关中的人道主义的积极方面。
寓真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因聂绀弩而升华：还是回到聂绀弩的姿态为好。聂绀弩本人对朋友都毫无芥蒂，我们反有何至要苛责于人呢？！
1977年10月，正当聂绀弩处于一周年之际，他在给黄苗子的信中，写了一句由衷之言：
我尝觉公（黄苗子）我，祖光，瘦（尹瘦石），迩（陈迩更）乃至永玉，固均居落后分子，但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并不违心……
聂绀弩这样评价他的友人，他们大多已经辞世了，作为极少数的"人瑞"，级的已是九十以上耄耋之年了。寓真"曾有意登门拜访黄，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我以为只有解开这个疑团，他的晚年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不管是章诒和先生的苛责和严酷，（我推测她另外握有"聂档"的断章，否则她怎能再寓真提到有关负责人作过批示时，竟直指罗瑞卿之名；她"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可见她不是如她所标榜的那样依傍寓真在"聂档"中的文字，不管是寓真先生的宽仁和厚重，他们两位只是"叩其两端"，追问荒谬的历史、澄清迷雾，重光历史老人清正的法相，在他清澈的目光下，扭曲的人性终得矫正。当然，也包括寓真和章诒和在内。
这正是我们以敬畏心和谦卑的态度百拜期盼的。
黄苗子尽可以结结实实、坦坦荡荡、大大方方面对荒谬中的自我，或荒谬中的"他我"，以或正或负的细节，拼起历史的画面，还原历史的真像，铸起那缭绕贯射历史的一脉诗魂。
我似乎感觉到聂绀弩先生以微微含笑颔首的诙谐，接纳了黄苗子的心意。人之相知，贵多相知心。他们到底是半个多世纪的知心阿！
而我们也终于可以摒弃那种太苍凉的心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高估了人性。换成诗的语言，可以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不管这个人诗名有多大，这样地描述人性是败笔！
我宁愿相信，聂绀弩在悼胡风的诗中（也是自悼），所吟诵的那种英雄主义的大悲大雄的人性：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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