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创办的一个重要刊物，也是倡导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它以“批判”的理论姿态展开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试图掀起另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重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文学意义的转变，促使新文学秩序发生了分化，实现了新文学的话语革命，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文化批判》 新文学 话语革命
一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时间痕迹和叙述方式，它有起承转合，也常杂乱无章，但往往会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发生意义的转折和凝结。1927年，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变革过程中的关键年份。由“五四”开创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面临着一次大转折。这一年年底，有几个留学日本的小人物——李初犁、冯乃超、彭康和朱镜我等相继回到国内。当他们还在日本的时候就一致认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当务之急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拟创办一个理论批判刊物进行鼓吹①。于是，他们在1928年1月15日便创办了《文化批判》。这是一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刊物，其理论姿态就是“批判”和“启蒙”。它以“辩证法的唯物论”为基本理论，对社会现实中的哲学、政治、文学、宗教、历史、经济等文化现象进行自己的描述和解释，试图为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分析提供一套理论学说，为青年人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武器。它重在对现代思想文化进行重新设计，并由此生发对革命文学的想象。
自晚清以来的文化和文学变革都借助了现代传媒的参与，《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的阵地，改版后的《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的助推器。可以说，在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生产过程中，传媒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决定了文学的传播方式、文体样式和社会地位。所以，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每一次大变革都会用传媒去开拓生存空间，争取话语的领导权。《文化批判》也有这样的意图。成仿吾在创刊号的《祝词》里引用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名言，强调了思想和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革命性和优先性。认为《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为革命贡献全部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并且，“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从而实现“一种伟大的启蒙”。他还从近百年来的民族境遇里获取现实依据，“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面。百余年来的世界史上，我们‘中华大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骂的对象；一页一页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耻辱与痛苦。这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账。” ②这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立论的根据一样，都是从民族国家的不幸中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合法性，这同时也是《文化批判》的话语模式，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相关的契合点，不断制造出新型话语，形成一套解释现实的新理论。
《文化批判》一共出版了5期，成仿吾就写了4篇带有“社论”性质的刊首语，第2期是《打发他们去》，他宣称“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③，第3期是《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他相信“和暖的阳春终必到来，新的时代终必带来新的果实”，于是呼吁“文艺家必须克服一切虚无主义的妖魔，维持他对于时代的信仰”④。第4期是《智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提出“智识阶级的革命分子应该是意德沃罗基战线上的先锋队”，应该展开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第5期的刊首语是李初梨的《谁能打倒帝国主义？》，缺少了成仿吾的话语气势，显得拖沓而无力。成仿吾是创造社的老将，在前期创造社，擅长文学批评的成仿吾常被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创作遮掩了，到了《文化批判》就显示了他的特长。杂志的“刊首语”是它的理论旗帜和招牌，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理论主张，用理论来召唤读者，并产生一种阅读的期盼心理。
相对于创造社早期的《创造》季刊和中期《洪水》的纯文学性运作策略，作为创造社后期的《文化批判》则带有鲜明的文化性和学术性。彭康、朱镜我、李铁声是活跃在《文化批判》上的三位哲学家。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矛盾的总体，他自己内部就含有否定自己，奥伏赫变自己的契机。这个契机在他的内部发生、成长，终于把他打倒，出生一种社会的新形态。这是所谓社会进化的飞跃。意识形态立在社会的基础，发生的时候，固然可以助长他的发展，统一他的理论；但是社会的矛盾暴露、对立激化，新的形态萌芽的时候，意识形态反变为进化的阻碍，对于新的事实失了解释的能力。在这时候，社会需要一种全面的自己批判，建设一种适合于新社会形态的理论，这种理论同时又是推翻旧社会的精神的武器。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里的方向转变，就是思想革命。——完成这项工作正是哲学的使命。”这样，哲学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可以把这个世界“变更”，可以对社会文化进行“全体系的批判”，“批判不仅是解剖刀，乃是一种武器”，并能把“有毒的思想之社会的根据颠覆”。⑤这显然是夸大了哲学乃至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
他们多次引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决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经典，强调理论、思想对行动的指导性意义，同时，他们又把实践看作是理论的目的，认为“世界是流动变化着的——生成、发展、没落地运动着的——一切是社会现象，也跟着这个世界自身是本质的法则运动着的”，理论如社会一样，“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的权威，占优位的是实践的行为”。“抽象的观念的是非之争，真善美的说教，正义人道博爱的传道，这些都是有闲的文人墨客的韵事，决不是代表新兴阶级的斗士所应取的态度。”⑥理论的重要性与它的社会实践性是紧密相联的，因此，他们在不断介绍有关辩证法唯物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运用理论去分析世界国际和国内形势。朱镜我在《文化批判》的第1、2期上连载《科学的社会观》，分别阐释唯物论、辩证法和阶级概念，认为唯物论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精神文化的依存性，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媒介性”、“过程性”、“全体性”和“辩证性”⑦。在第3期上，他又发表《政治的一般的社会的基础》，讨论“国家的起源与死灭”问题，甚至他还分析了满蒙侵略的“社会根据”。李铁声积极批判人类的宗教现象，发表《宗教批判》、《辩证法的唯物论》和《目的性与因果性》等文章。在《文化批判》上，彭康和朱镜我发表了许多哲学文章，如《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思维与存在》、《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德模克拉西论》等。
《文化批判》的核心理论是“辩证法唯物论”，强调从物质角度理解人类的观念意识，从生产和经济角度分析社会变迁，强调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动”与“变”的矛盾性。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认为它具有变革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批判”是《文化批判》的行动哲学，在他们看来，“所谓批判，决不单是在排斥独断和怀疑，巩固真正的知识；在历史一定的必然过程之上，一定的革命的阶级为实行其变革的时候，批判的重心应该还是在确立一切现实——不仅社会关系（历史）；自然，思想也必须包涵一起——之全体的，革命的，新的认识。即不单是在乎否认旧的认识，而且在乎‘奥伏赫变’。”“在自然的，社会，思想等之上，如果当该革命的阶级不以他的精神的武器来造就一个统一的、整个的、新的世界观——如果不经过批判的过程的时候，欲完成这个阶级的真正的使命和目的，那是做不到的。”“批判的对象是批判的敌者。批判不愿反驳他的敌者，却愿破坏他的敌者。”⑧这样，“批判”就具有革命的意义，成为变革社会现实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以前的哲学只能解释世界，而“辩证法的唯物论”则能“变革世界”，于是，它就成了变革世界的“新哲学”。有了一套“新哲学”的《文化批判》就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又一次“启蒙运动”⑨。
《文化批判》是一份同人刊物，它在理论和主张上前呼后应。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的方式都十分“尖锐”，这有别于学院派，并且，他们明确反对整理国故，认为“鼓吹整理国故，确是一种投降封建思想的表白，麻醉青年的毒药”⑩。但他们的文章却多长篇大论，立论空洞，概念艰深，行文呆板，编排形式也比较单一，从内容到形式又很像一份学术杂志。他们自己对此也非常清醒，知道刊物的处境。“第一期出版后，我们马上就觉得太唐突而笨重了。我们的一般读书界没有想到我们会这样提出这些问题，也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论述方法——或者因为这种种缘故，本刊在短时期之内或许不容易完全使一般读者满意。不过我们将要供给读者诸君一些预备的知识，而且在文学上也要力求与一般读者接近。”11于是，它在每一期的后面设计了“新辞源”栏目，先后介绍了“辩证法”、“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生产”、“商品”、“资本”、“虚无主义”、“革命”等概念。这无疑有助于拓展新文学的知识视野，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理解水平。它还设计了“读者的回声”拦目，也是为了方便与读者的交流，但由于刊物本身的理论色彩，让它难以扩大影响面。况且，刊物并不以概念分析的严密和学理阐释的透彻为目标，而有意让这些知识成为社会革命的生长点，成为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本杂志的任务本不在介绍抽象的理论，注入无用的知识；在目前的中国，尤不宜仅事解释种种的现象，最紧要的是在如何地变革社会。”12“我们的努力切合时代的要求，革命的青年大众将起来为我们的后盾而画出一个新时代。”“我们的目的在阐明真理”13。
于是，它有了这样的梦想：“在这么暗云低迷，真伪难辨，只有阿谀和欺骗横行阔步的社会里，本杂志居然维持了四个月的生命，而且，获得向新时代走的青年的热烈的支持，使本杂志有进入应走的方向的机会，这真暗示着什么意义呢？这真使我们感到无限的光明和不挠的勇气。我们将尽用我们的微力，格外地去充实本杂志的内容，同时希望我们的读者对于本杂志应兴应革的处所，尽量地表示意见，使本志名实相符地变成一个新时代青年的‘我们的杂志’。”14显然，它这里有把自己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相比的意图，着眼于青年读者的呼应，希冀成为他们“迷途上的伴侣”和“导师”15。
二
有意思的是，《文化批判》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并没有在思想学术界产生多大的影响和争论，就其文章篇幅和比例，或者是栏目的设计和编排，文学只是《文化批判》中的一部分，但它却被叙述为文学史事件，特别是它的“革命文学”主张及其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对新文学运动带来了一场文学话语的革命。
先是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他把文艺与社会看作是一体的，并批判五四新文学传统，提出新兴的文艺要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做基础”，应成为“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肩负批判旧社会制度与旧思想的任务”16。他从意识与存在、资产者与无产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出发，以先验的理论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设计出新文艺的功能和作用，这既表达了社会现实变革的需求，也呈现出他内心的焦虑和狂躁情绪。接着，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2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是一篇纯粹讨论文学的理论文章，尽管十分粗糙，但逻辑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他遵循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文学观，回答“什么是文学”，认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是宣传。”“一切的作品，有他的意志的要求；一切的文学，有他的阶级的背景。”“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他的组织能力”和“阶级的武器”。革命文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应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斗争的文学”。无产阶级作家是“为革命而文学”，它的形式是“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和教导的”17。就在这一期上，刊载了冯乃超翻译的辛克莱的《拜金艺术》，其中就有“文学是宣传”观点，似乎李初梨一点也不避讳他对辛克莱观点的克隆，也许就是针对辛克莱理论来了一次话语“再生产”。在《文化批判》第3期上，郭沫若以麦克昂的笔名发表了《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他采用现身说法，严厉地解剖自我，明确提出反对文学表现自我的个人主义，又以前辈人的口吻不断地向“青年们”发出应“当一个留声机器”的谆谆告诫。18这帮助李初梨论证了文学是宣传的观点，为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真实范例。郭沫若是“创造社”的老前辈，他能明确地站出来在《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这群青年后生极大的支持和嘉许。同时，也预示着《文化批判》的“箭”不可能射向郭沫若。
《文化批判》的前3期主要就这么三篇文学理论文章，提出了革命文学主张，强调了文学的革命力量，把文学作为革命阶级的武器，显然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和价值，特别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力量。也许是由于知识背景的限制，也许是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撑，《文化批判》对革命文学本身的讨论是不完善的，但因为有了革命文学的主张，却让它有了批判的武器，到了第4期出现了一个大转变。如果说《文化批判》的前3期是在着力打造“批判的武器”的话，那么，从第4期开始，它就开始运用这些理论话语，实现“武器的批判”。在这一期上，有李初梨的《请看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等文章。他们把矛盾集中在对新文学干将鲁迅的批判上，除了指责鲁迅的人道主义是“意德沃罗基”的落后，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使用了“老态龙钟的乱舞”、“恐怖病者”、“最恶的煽动家”、“病人的精神错乱”等羞辱性词汇来对鲁迅实施人格攻击。由此也引起了鲁迅强烈的不满。
《文化批判》第5期没有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文化批判》还刊有诗、散文、戏剧和小说，计有冯乃超的4首诗，1篇小说和2篇戏剧，其中戏剧《支那人自杀了》连载了3期，龚冰庐的1篇小说和1篇散文。另外，第4期还刊登了三位新面孔作者的3首诗，第1期有李初梨翻译的1篇童话，第5期有李铁声翻译的1篇小说。冯乃超是《文化批判》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他的诗没有着力打造意象，而是停留在赤露的情绪上，自然也就缺少了应有的诗意，他的戏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描述多于叙事，几乎构不成戏剧冲突。《支那人自杀了》近似田汉的《午饭之前》，为了体现文学的宣传意图，也就顾不上去创造戏剧语言的个性化和精心设置矛盾冲突了。相对而言，龚冰庐的小说《裁判》（第2、3期）和散文《悲剧的武士》（第4期）却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能在简洁的对话完成叙述，借助自然描写创造抒情氛围。总的说来，《文化批判》的文学作品只占刊物篇幅中的很少一部分，几乎成了刊物的一种点缀，内容选材多有概念化、模式化倾向，艺术手法也比较简单和粗糙。这说明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但却对革命文学乃至以后的左翼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它制造了一套新型的文学话语，尤其是在1927年前后，随着社会革命热情的退潮，出现了幻灭、动摇和迷乱的情绪，同时也有重燃希望之火的理想。《文化批判》近于后者，它以偏激的姿态相信作为理论和观念的意识形态一旦变成一种话语，就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尤其是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解释的理论，如“辩证法的唯物论”更能产生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理论就能产生革命的力量。于是，他们认为，“只要能说话，而说话的又有物质的背景，可把不合理的使之合理化，丑恶的使之善美化，腐败的使之新鲜化，……这正是国际间及社会生活中惟一的真理。”19这里，说话就是话语的一种表现方式，它有建构性的意义，它可以说明、组成和建构世界，既可以再造社会的身份、关系、知识和信念体系，也可以改变社会，成为一种实践性力量。《文化批判》所张扬“辩证法的唯物论”就是一种话语方式，它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和“启蒙”也不过是一种话语实践，意在重新建构新文化和新文学。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已不完全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学话语权的抢夺和占有。争夺话语权也是为了控制文学的发言权，在一个大转折时代，谁能拥有新的话语，谁就更有资格解释这个时代，谁能说话，谁就能引领或控制这个时代。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世界里，它最直接的表现就话语的冲突和矛盾。
三
《文化批判》的创办有新文学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双重焦虑，它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大多缺乏社会现实的真实体验，而是对西方左翼文化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左翼化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国际化潮流，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和非洲，形成了一股“红色风暴”。苏联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拉普”以“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气势，展开大批判，倡导“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20—30年代的日本也出现了以青野季吉、藏惟原人和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出现于“五四”新文学高潮之后，以李求实、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就提倡过无产阶级艺术和革命文学主张，把文学纳入革命斗争的统摄之下，并很快得到了新文学家的积极呼应，蒋光慈、沈雁冰、郭沫若等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需求，发表了革命文学主张。真正推动左翼文学向“运动”形态和组织化转变的则是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出现，它们以革命者的身份和革命的话语方式掀起了一场革命文学运动。事后看来，由于缺乏社会经验的支撑，也由于对原创理论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框架的陌生，他们的理论主张不过是画走了样的“葫芦”，既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也无法呈现一个丰富的自我。
与其他革命话语一样，《文化批判》的话语方式也带有鲜明的排他性特征，有着典型的二极对立思维方式，在物质与意识、人道主义与阶级意识之间不允许有第三种意识存在，如郭沫若所说：“我们现在处的是阶级单纯化，尖锐化了的时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间没有中道的存在。”20这样，五四新文学所建构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话语就与《文化批判》倡导的阶级、革命话语势不两立、壁垒森严，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他们必须批判五四新文学，颠覆以鲁迅为代表的话语世界，来实现新文学的话语革命。反叛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而尊“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最高哲学，走向话语的一元化和绝对化，否认多元思想并存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承认其它思想观念的历史合理性。李初梨就认为：“我们不惟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21无论是实施“对立”还是“克服”，都是使自己拥有话语的独尊地位，他可以批判他人，但不容许他人疑自己。他们想对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启蒙，但却缺乏自我启蒙。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五四思想者的高度，《文化批判》也无法与《新青年》相比肩。但它却租借了一套新型的话语方式，如“阶级”、“革命”、“意德沃罗基”、“奥伏赫变”、“普罗列塔利亚”、“生产”、“资本”、“宣传”、“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等，并以他们为中心重新建构了社会现实，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学的话语转换和革命。
在整套话语的背后，所呈现的是《文化批判》对社会现实和自我的感受和想象。应当说，它非常敏感地把握了社会现实发生大转折的冲突矛盾，也感受到了社会阶级关系的紧张以及新生阶级的力量，同时也感受到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人们急迫地需要一套话语能给予充分的解释和描述。他们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们简单地认为五四新文化所创建的“民主”与“科学”话语已失去了社会批判的力量，不能成为文化批判的武器。实际上，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去使用五四话语，如果是这样话，他们的身份、知识和思想都被新文化启蒙者所遮蔽和掩盖。只有另外开创一套话语方式，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才能显现他们自己的资源优势和革命者身份。他们需要借助这套话语出场，从台下走到台上，从文化边缘移向中心。学习经历使他们对社会科学比较熟悉，而对文学恰恰非常陌生，尤其是通过日本的文化渠道对国际左翼思潮和理论也比较了解，这些都让他们获取了话语优势，加上他们对社会矛盾强烈的抗争欲望，对社会革命的浪漫理想，对历史进步的充分想象。运用这套话语来建构现实、表达自我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有其合理性。只不过，它使用话语方式的独断和绝对，不仅把理论看作是解释社会现实的话语方式，更是把它们当作指导、变革社会现实的全部力量，并以“批判”、斗争方式推动话语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这无形之中就局限了《文化批判》者们的思维视野，颠倒了话语与实践的关系，陷入进形而上学的泥淖，也失去了话语本身的创造性和解释力。
《文化批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出现了知识分子不同立场、思想和话语方式的矛盾和分化。1927年10月，鲁迅开始定居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提议联合鲁迅等人共同创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并与蒋光慈一道去拜访鲁迅，商量合作办刊事宜，达成复刊《创造周报》的共同意愿，鲁迅、蒋光慈等还被列为“特约撰稿员”，并刊登了有关复刊的广告。该计划却遭到了成仿吾及从日本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的反对，他们另起炉灶，创办了《文化批判》。首先就把矛头对准曾经想组成联合战线的鲁迅，创刊号上的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就把鲁迅作为“靶子”，说他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表达“落伍者的悲哀”，“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22。这如果不算是污蔑，至少是严重的误读。在现代思想文化中，鲁迅是社会批判和文化启蒙的代表，他的被批判说明《文化批判》本身并不完全具有文化的启蒙资格和问题背景，至少是缺乏社会实践经验，这就很容易流于理论的空谈和话语的空洞。鲁迅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开创者，他以及他的同道者所进行新文学实践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在《文化批判》看来，必须颠覆以鲁迅为代表的这种“新传统”，重建新文学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借助一套理论话语来对五四新文学展开清理和批判，以“论争”和“攻击”的运作方式达到最大化的社会影响，挤进新文学版图，更改新文学的有规则，试图重新规划新文学目标，塑造新文学形象。其结果是促使新文学秩序发生了再次分化，有关“整理国故”的讨论使新文学阵营出现了第一次分化23，“革命文学”的论争促使新文学再次发生分化。由此，鲁迅、茅盾和郁达夫与《文化批判》和太阳社的年青作者之间就有了思想的对抗和心理的抵触情绪，即使后来成立了“左联”，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出现了一定的缓解，但心理的隔阂却是很难完全消除的。没有被联合的鲁迅接编《语丝》杂志，蒋光慈、孟超、杨邨人也另立山头，创办“太阳社”。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左翼内部，不同刊物形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出现了不同的思想阵营，它为30年代“左联”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在文学如何表达现实世界的话语方式上影响深远，也在左翼文化内部开创了一个不断进行内部斗争的先例，有着严重的宗派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时代的文艺斗争。
① 卫公：《鲁迅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始末》，《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
② 成仿吾：《祝词》，《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
③ 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④ 成仿吾：《维持我们对于时代的信仰》，《文化批判》第3期，1928年3月15日。
⑤ 彭康：《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⑥ 朱磐：《理论与实践》，《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⑦ 朱镜我：《科学的社会观》，《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⑧ 李铁声：《宗教批判》，《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⑨ 李铁声：《宗教批判》，《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⑩ 《编辑的回声》，《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
11 《编辑杂记》，《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12 《编辑的回声》，《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
13 《编辑后记》，《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
14 《编辑杂记》，《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
15 《读者的回声》，《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15日。
16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17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18 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第3期，1928年3月15日。
19 朱镜我：《满蒙侵略的生活的根据》，《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20 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第3期，1928年3月15日。
21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22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23 王本朝：《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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