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提供的另外一种例证是近些年来在国内外蔚然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为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积极的回答，不失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一剂良药。”20世纪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独霸、专权和定于一尊的威权思想，反对宏大、崇高的叙事，猛烈地解构了现代社会所宣扬的基本价值观念，将世界和生活碎片化，使周围的事物失去意义的深度。“后现代主义在打碎坚固的统一性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离散型和碎片化也导致了人类互不关联、精神空虚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西部，以美国克莱蒙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为基地，兴起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共生，提倡创造，重视自然生态，关心社会和谐，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带着东方文化背景，深深地参与到这个思潮的兴起之中，并有了突出的贡献。例如，2005年，在中国学者王治河的推动下，成立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取得了广泛影响。 “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乐黛云教授说。
在乐黛云看来，另外一个关于世界大问题的思想，是关于世界政治制度设计问题的“天下”和“帝国”的争辩，这个争论的源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赵汀阳出版的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赵汀阳认为，世界历史上一直缺乏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价值观和秩序。曾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
乐黛云教授说，“天下”理论，已经产生了广泛国际影响。意大利思想大师翁贝托·艾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院长阿兰·勒皮雄，印度尼赫鲁大学校长、著名政治学家巴惟尔·阿罗拉等许多外国学者都给予较高评价。
“ 如果说‘天下’理论主要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设计哲学建构的话，李泽厚先生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情本体’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礼乐为主、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的转化和提升，在个体精神生存的层面为人类未来的幸福生活求解。”乐黛云说。
她认为，“在西方，工具理性膨胀，绝大多数人不能不被捆绑于机器和物质功利。理性和越来越精细的分类使人的视野越来越逼窄”，这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西方哲学家在努力寻找出路，李泽厚对此形象地概括为：以文化解构路径为代表的“动物的哲学”、以语言分析路径为代表的“机器的哲学”、以抗拒死亡路径为代表的“士兵的哲学”。这些哲学为解决人类困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都没有把人生的根本问题解答清楚，这个问题要探究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要活着”“人如何活下去”。“‘情本体’的提出和阐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中国式解答”。
乐黛云认为，中国人讲亲情，中国美学的根本是陶情冶性，抵制把人变成物。中国文化强调心性的修养，讲究“天人合一”，而不是追求功利，这对于批判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世界的中国态度
“但是我们的思想要面向世界，不能采取西方的那种征服、压服的方式去实现。” 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存在一个态度问题。过去，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要么是拒绝，要么是逢迎，这都不好。“要增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但是对别的文化也要有同情和了解。”乐黛云说。没有同情和了解就不能和别人交流。在这方面，林语堂是一个很好的先例。“70多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再没有像《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那样中西汇通的、持续52个星期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排第一名的、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呢？”乐黛云教授相信中国的年青人会让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大放光芒。
乐黛云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自1989年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著有《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透过历史的烟尘》、《跨文化之桥》以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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