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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让人发笑比抽象布道要有用得多”

2012-09-30 00: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晓渔 阅读

 2006年7月19日,导演杰拉尔·奥利(Gerard Oury)在法国家中去世。早在40年前,他的死亡就已经不再重要。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因为“五一六通知”被中国公众熟知;与此同时,一部叫做《虎口脱险》的电影在法国开拍。与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一部不那么严肃的电影只不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文化小插曲”。虽然中法在两年前建交,但没有迹象证明这部创造了票房纪录的电影当时在中国引起任何反响。不是文化差异,只是时机未到,1982年经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加工”,《虎口脱险》迅速让整个国家欢乐开怀。它在法国的票房是1700万人次,即使保守估计,中国观众也至少10倍于这个数字。
  
    金山快译的台词、迎宾小姐式的配音,逼迫现在的影迷首选原声大牒。1980年代的观众恰恰相反,他们非译制片不看。观众同时也是听众,他们可以把整部电影背下,异域的演员遥不可及,配音演员就是王子和公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更加增添了想象的空间。译制片一统江山,一方面因为当时英语尚未普及,另一方面实在是配音喧宾夺主。《虎口脱险》里土耳其浴室接头那场戏所哼的小调“鸳鸯茶、鸳鸯品,你爱我、我爱你”,已经成为“虎迷”的接头暗号。据译制导演苏秀回忆,“Tea for two”原先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不错,但怎么唱怎么别扭,老厂长陈叙一回家想了半天,第二天到厂里把“情侣茶”改成了“鸳鸯茶”。放在今天,“Tea for two”不被翻译成“两杯茶”已经是万幸了。
  
    首映16年后,《虎口脱险》在另一个国家“老树开花”,这与国情和剧情都脱不了干系。回顾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片目录,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1979年卓别林的电影被打包引进,包括《大独裁者》、《淘金记》和《城市之光》。那一年中国的文化界还处在“伤痕阶段”,伤痕触及的是皮肤而无关血肉,感动的是眼睛而不是大脑。“我被感动得哭了”,这是读者或观众对一部书或电影的最高评价,这个评价标准沿用到现在。“好笑”从来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潜台词是:这是一部有趣的片子,但是你知道,它没有什么意义。即使倍受欢迎的《虎口脱险》,也不乏网友把它归到“阿Q式幽默”的行列,然后不屑地打入另册。它保持了30多年的票房纪录,最终被《泰坦尼克号》打破,更是暗示着泪水战胜了笑声,成为公众视觉美学的核心法则。
  
    能量守恒定律对情感来说同样有效,当观众处在生活闲适状态,他们需要灾难片刺激自己的泪腺,当观众已经被现实折磨得死去活来,过多的泪水足以使他们视线迷离、思维浮肿甚至窒息,必须适可而止。1980年前后,打包引进的卓别林和随处闪现的人工伤痕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充分说明当时的主要文化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笑声需求和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泪水生产线之间的矛盾。
  
    “让人发笑比抽象布道要有用得多”,杰拉尔·奥利这样说过。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他为自己电影所作的辩词,却无法否认这句辩词的力量。笑声所受到的指控是它轻飘飘的,习惯于拆解而非建构。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和杰拉尔·奥利的《虎口脱险》都否决了此项指控。据卓别林回忆,《大独裁者》在美国预映时,罗斯福总统的首席顾问曾表示:“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很值得拍这样一部电影,但是这样的电影不大会赚钱。它可能要亏本。”我们对这种说辞并不陌生,可事实是观众看得如痴如狂。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标志着在美国参战之前电影人就提前向法西斯宣战。国家参战有利益考虑,但是卓别林向法西斯的“宣战”有力地捍卫了电影人的声誉。
  
    对中国观众来说,战争可以带来什么?标准答案逃不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解释,前者是哀鸿遍野,后者是欢声笑语。两者分开看问题不大,合在一起就产生人们和战争的“虐恋”关系,尽管战争带来种种苦难,人们却热爱上战争。那种争先恐后“请战”的背后,正是施虐者和受虐者的雌雄同体,也是当下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虎口脱险》通过笑声把中国观众从那些“布道”式的战争片中拯救出来,它告诉我们面对战争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表情,《虎口脱险》最出彩的地方是势均力敌的双方进行博奕的时候,观众发笑,而剧中的当事人很有可能正满头大汗。
  
    冯小宁曾动用潘长江、郭达等笑星拍摄了《举起手来》,这部中国版《虎口脱险》与杰拉尔·奥利的电影形似而神不似。玩弄对方于股掌之上,虽然很过瘾,也会让观众发笑,可是仍没有摆脱布道模式,这种把对方侏儒化以映衬自己的噱头并不高明。当然,与此前的过度程序化的战争片比起来,它已经是一个进步。现在正值暑假,每次打开中央电视台的儿童频道,总是看到枪炮隆隆,把战争片等同于儿童片,这大概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不过,观众会用笑声来回应说教。吴迪在《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里讲述了老外看中国电影的疑问:《红色娘子军》让漂亮的大腿和野蛮的刀枪共舞,是想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么?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带病工作?雷锋活到现在,是会被累病,还是会因为无法理解周围的变化变得非常痛苦?布的是道,收获的是笑声,这恐怕是中国导演和杰拉尔·奥利都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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