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亚洲电影文化合作论坛举行期间，内地影评人臧杰对焦雄屏进行了访问，焦雄屏光着脚、穿着拖鞋，一脸轻松。臧杰一进门，她就张罗着安排座位、烧水、倒茶。
焦雄屏
1953年出生，祖籍山西。在电影界，有人称她为双料“教母”：既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教母”，也是中国内地第六代导演的“教母”。
也许是“教母”这个词里隐藏着某种霸气与权威性，让焦雄屏多少有些“不舒服”。对于前者，她解释说：“这个名字是在1987、1988年前后，国外的朋友先叫起来的，因为我在国外电影界的人脉比较广，很多台湾电影向国际推广，都是经过我这个渠道，这个名字就逐渐叫起来。”；对于后者，她更像是在辟谣：“可能因为乡土情结，我一直跟内地各个时期的导演和演员关系都非常好，比如30年代的电影女明星黎莉莉、上海的刘琼、新加坡的白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现在两位故去，令人感伤。第四代导演吴天明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艺谋、凯歌、田壮壮更不用说了，他们当年电影的一些海外宣传资料都是我给他们写的。我跟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关系不下于与第六代导演的关系。”
焦雄屏的自我评价是：“其实我从来不是什么教母，我只是为华语电影做一些招呼工作，我做的都是辅助性、服务性的事情。”
所谓坚持并不存在
臧杰：近几年来，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内地大导演正在忙活票房拍摄商业电影；香港现在有一些影帝在搞“救市”，影片的投资也一样越来越高；比较奇怪的是台湾电影，最近蔡明亮还在讲“我不在乎有没有人看我的电影”，你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我感觉还是产业链不够正常。你刚才举的几个例子，我觉得都已经变成了一种任性的极端。不管陈凯歌或者张艺谋，如果他们说我才不管你呢我只管商业，蔡明亮说我才不管观众，我只管我自己的艺术，这两种都是产业链不健全情况下产生的极端人格。我觉得没有必要变得这么意气，在不同的位置上互相批评和检讨。我觉得，现在大家把这个事情变成人的尊严或人格性的比较，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对。批评陈凯歌张艺谋做的影片，中国媒体的谩骂已经到了没有理性的地步，就他们的行为来讲，他们对电影产业有一定的活络性功能。乐观一点看，它是一个事件嘛，比如《英雄》，骂他也是一种时髦，能造成一定的热闹性，也不差啦，也不算是坏事。
蔡明亮，我是他的制片人，又是他的老师。他后面会非常难做。一方面他的成本自顾不暇，一方面他要拍自己爱拍的电影，这中间的差距就很大，因为收不回投资。不但是我们，当我们去找别人投资的时候，每个人一看他的剧本和状态，就不认为这个电影会有市场。投资拿不到，就使大家变得都很焦虑。台湾很多导演都是这个情况。
臧杰：与内地的大腕导演相比，台湾的蔡明亮、杨德昌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坚持自己的价值，你觉得，他们坚持这种艺术价值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蔡明亮其实也在为市场而拍，他们的市场在欧洲。你叫他拍《英雄》，他不会嘛，所以无所谓坚持不坚持。他们唯一的市场在法国，所以他们就去争取法国那几个愿意投资艺术片的片商，这也是一种商业行为。这里面没有什么艺术坚持性的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不求名利、不求发达，那才是坚持的高贵。
臧杰：现在有这样的导演吗？
焦雄屏：（沉吟）我举个例子，可是他不见得是个成功的例子，我觉得田壮壮在拍《德拉姆》的时候就是这个状况。2003年非典的时候，他自己就背着机器，雇个马队，自己去云南拍纪录片，这就是一种坚持的状态。虽然结果莫衷一是，但他会觉得无所谓。他就把电影当作一辈子要做的事情。这是坚持，不那么功利。
简单地说，你讲的这些导演都有一定的功利性，不管他们讲自己是商业还是艺术。可能这是最严厉的批评。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
台湾没有商业电影
臧杰：你说蔡明亮他们在台湾的生存很艰难，如果他们得了奖，台湾票房也会很差吗？
焦雄屏：会的。台湾观众早就不理这一套了。我们拍完电影得了奖回去，片商都会说，拜托你不要说你们得奖了。因为得奖，在台湾观众看来，是票房毒药。一得奖，大家就说，不看，那些得奖片都看不懂。
臧杰：那你觉得，在台湾谁执导的电影能算是商业电影？
焦雄屏：台湾没有商业电影，也没有这样的导演。
臧杰：与台湾导演相比，似乎内地导演的转型比较快。但台湾的蔡明亮、侯孝贤似乎只能拍自己会拍的东西，你觉得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应该这样说，陈凯歌和张艺谋受过很完整的电影训练、电影教育。以张艺谋为例，张艺谋本来就不是一个通过电影来传达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导演。我认为张艺谋是个很好的翻译家，他有很好的技术，他如果找到很好的题材，他的影片就会很出色，因为他会找到一个相应的美学和技术来诠释他找到的好题材。
相反，蔡明亮侯孝贤等导演，他们的作品跟他们在美学上透露出的人生观是不能分开的。蔡明亮的孤独和侯孝贤的追求真实，这两样东西已在他们作品中，跟他们的人格和想法合而为一。他们电影的力量也在这里。好莱坞品质要分镜，要用表演的方式来呈现某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他们做不到，也没有这个技术。
而陈凯歌和张艺谋完整的电影训练可以实现他们想转换的空间。
臧杰：杨德昌呢？
焦雄屏：杨德昌也有困难。今天内地的贾樟柯会有困难，王小帅也会有困难，只是姜文没有。
臧杰：贾樟柯、王小帅不也是接受过完整的训练吗？
焦雄屏：不见得。据说贾樟柯是旁听生嘛，他不是本科的，是学文学的嘛，也没有学到技术上的东西。王小帅比较完整地接受过训练，但我跟他也合作过两部电影，我在长期沟通中觉得他的转换也一样有问题。
张艺谋的电影非常强烈地表现自己的艺术，他的分镜方法、声音的运用，诗学的方式，不是一般导演能做得到的，他在技术上的确有高人一等的地方。
技匠大师来之不易
臧杰：你觉得台湾电影市场，会不会出现像陈凯歌、张艺谋这样慢慢向商业电影转型的导演呢？现在有没有存在这种潜质的导演呢？
焦雄屏：老实说，没有。这个牵涉到要培养技匠性的大师出来，（不但）技术很好，（而且）能够适应各种类型，就像美国那些黄金年代的片场导演一样。培养这样的导演，台湾没有条件。学院上的训练和产业上的训练，这两种教育方式台湾都欠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冒出一个很棒的技匠性导演，除非是天才。
臧杰：那你感觉李安属于哪个类型？
焦雄屏：李安的技术是从美国磨练出来的。他是折衷的。他能从美国众多导演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他非常善于拍类型电影。另外，这个人有非常强烈的、完整的人生观。他还有非常坚定的儒家中庸文化，（这都）使他有非常坚定的电影观。
臧杰：如果说“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是那种技匠性的导演，但你看，第六代的内地导演崛起却在气质上与台湾导演具有某种相似性，他们大多也是执著于文艺片。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好像内地电影每年都要靠陈凯歌、张艺谋来撑场。
焦雄屏：（打断）还有周星驰啊。（笑）
臧杰：你觉得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是不是也会出现台湾电影这种状况？
焦雄屏：是的，是的。
臧杰：那你觉得，内地电影是不是也将面临着台湾导演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呢？
焦雄屏：不会。因为我觉得产业规律的雏形已经在形成当中了。今后，贾樟柯或王小帅或章明或娄烨，这些导演拍自我电影的空间会大大减少，他们的投资会从哪里来？不是说所有的投资人丢钱只是为让你去得奖，因为电影要看它的回收嘛。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或投资提供给你来做个人的东西。商业电影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我一直觉得，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难做。
臧杰：他们一定会转型吗？
焦雄屏：我认为，一定会不断有被淘汰的。目前暂时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当产业规律稳固下来之后，两种极端会慢慢松动。
臧杰：你觉得目前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谁有这样的转型资质呢？
焦雄屏：未为可知。我不乐观。我觉得，只有等到产业化的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才后出现多元的诞生。那时才会允许有一两部讲究艺术气质的电影存在。有的是讲究中产趣味的，如李安，有的则是讲究大众趣味的。
产业建设需要智慧
臧杰：那么，最商业化、产业链相对完备的香港电影，它们的生存现实不也是很艰难吗？
焦雄屏：香港的产业链其实也不健全，它只是相对于台湾和内地，比较健全。真正健全是美国、法国及西欧一些国家。
臧杰：那么，你认为香港电影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产业链不健全造成的？
焦雄屏：盗版这么猖獗，他们现阶段怎么会有健全的产业链呢？盗版、移民潮、产业专门人才的紊乱和一时的大失血，才是造成香港电影衰败的原因。
臧杰：你觉得对于现在的香港与台湾电影而言，是不是跟内地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
焦雄屏：绝对是。不仅仅是香港，任何人跟内地合作都是很有出路的。不然，那么多美国制片商跑来中国干嘛？因为大家都发现，他们将来要跟中国发生关系，跟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观众，中国的产业链发生关系。
臧杰：现在很多电影名义上中国在拍，实际是好莱坞的人在暗中操作与控制。
焦雄屏：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注意。将来会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外来资金来活络你的产业，但当外来资金来了以后，你能把他们赶出去吗？这些资金会不会把你的很多东西掌控？这是我们要小心的。这需要政府要有高度的智慧去解决。将来你要面临如何解除好莱坞对这个产业，而且是文化的控制。
臧杰：这一步必须要走吗？
焦雄屏：我不敢说。我认为应该别让美国成为惟一的资金来源。要有多元化的制作。
臧杰：你觉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电影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焦雄屏：我的期待是创作的尺度放宽。商业规律已经在建立当中，有些政策的拟定，能够有利于企业界来投资。然后呢，培养更多的编导人才、创作人才。刻不容缓的则是打击盗版、制定一些政策和法制来解决我们将要碰到的情况。
（本文由上海《收获》杂志社提供，全文刊载于该杂志2006年第6期《一个人的电影》专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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