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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我不想在电影里作道德表态

2012-09-30 01:08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刘莉芳 阅读

 去年12月25日,李安在北京电影学院畅谈《色,戒》。随后,他前往天津和武汉,为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做宣传。在采访时,他说,“色”是感情,但“戒”是理智,电影是下地狱,不是上天堂。把灯关上,在黑暗的盒子里观看影像,陷入色相与情感,只有用理智的眼光去看去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毁灭,那就是"戒"。”

  2007年12月25日, 圣诞节,北京电影学院“大讲堂”, 像春运高峰的火车站。900个座位的教室,至少挤进了2000人。

  这天举行的是北影第42期讲座,主讲者正是李安导演。这是《色,戒》在内地上映后,李安首次在内地亮相。在导演系主任田壮壮和校长张会军的左右陪同下,李安穿过水泄不通的人群,在简单的舞台下坐下,脚下放了瓶矿泉水。这是李安继10年前第二次来到北影,上次他是看一个导演拍戏,这一次,他受聘成为北影客座教授。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拉开了李安此次的内地行。此次,李安从欧洲回到内地是宣传、签售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这本书记录了李安从出生到拍完《卧虎藏龙》的经历,由张靓蓓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7 年10 月出版。张靓蓓是李安的好朋友,当时为了写作这本书,住进了李安家里,李安工作、上班、路上,她都看着,没日没夜的。此次出版之前,李安正在拍《色,戒》,他逐字逐句审订,包括标点符号在内。

  12月28日李安到达武汉。经过数天奔波,原本已经感冒的李安非常疲倦。本报在发布会之后,和其他五六家媒体一起,对李安进行了访问。

  “我的分裂不是病态的,而是常态的”

  Q:怎么会看中并拍摄了《色,戒》?

  A: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拍《色,戒》,好像是积压了几辈子的孽障突然蹦出来。可是拍完之后,要拿去卖、宣传,大家都这么问,我就得用“假话”的方式讲出所以然,一方面像在给自己做心理治疗,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找合理解释。其实我在拍片的时候,有一些思路,但没什么道理。剪接师把片子剪出来,我都不想看。我要活在冥想里,把它当作一个谜最好。这就是我的拍片心态。

  Q: 在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电影中,《色,戒》可能是离原著精神最远,却最贯彻了导演所理解的文本精神。你是如何改编、丰富原著的?

  A:我在拍《色,戒》时,没想到“干净版”,想的就是“不干净版”。“色”不仅是色情、色相,怎么解这个字?一个女人跪在地上,一把刀把她的头砍下来,喷出血。这就是我们民族对色情、性爱的概念。“戒”不仅是戒备,还是用理智的眼光去了解情感、潜意识和冲动。在艺术领域里,可以在潜意识里深层沟通,这不是法律、行为准则能讲通的。张爱玲花了30年写《色,戒》,但全书只有28页,以她的才气完全可以一上午就写完,她花了25年去改写,去藏住,我觉得她对这个题材是害怕的。我在读完《色•戒》后第一反应是,她怎么可以写这样一部小说,王佳芝怎么可以放走汉奸。但是我掉进了她设置的陷阱里,经过了一两年的挣扎和痛苦,我不知道中国人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本身也很恐惧。我也从来没有用女人的性心理去看男性社会。对我来讲,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觉得张爱玲一辈子在写东西,只有这部作品在写自己。其实汤唯演的是张爱玲,而易先生我参照了胡兰成和三个情报头子。

  剧本写出来后,美国作家又改了几次,他给了2个很好的建议,一是学生杀人那场戏,那是个成人礼,学生经过第一次杀人最终杀人如蚂蚁;二是去了2次珠宝店,这是最大的改动。

  Q:《色,戒》封闭拍摄了5个月,令你感到珍贵和困难的经历是什么?

  A:拍得相当困难,对我个人来讲,最珍贵的是拍床戏,那是终极表演。演员要投入多少真心才能取得观众的信任?在投射里做多少创作和表演才能让故事比人生更真实?只有通过表演这种事情,我们才能追求到人生的真相。只有通过“色”的展示,我们才能了解戒。那两周是一段非常痛苦、特殊、具有破坏性的终极表演和拍摄经验,非常私密,而公开自己的私密东西非常难受。

  Q:在你在影片中批判或者挑战道德问题的同时,你设置道德底线,或者有这种诉求吗?

  A:有诉求,但没底线,当然我一直在探索“底”在哪。我这次拍《色,戒》有一个感受,我大概不会用电影去杀人。我有很多道德底线,一旦触碰到,会很难受。但是拍电影我有很大的好奇心,我觉得艺术应该往底下探,总想扯开底线,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然后跟自己的生活印证,作道德层面的探讨,所谓探讨就是把你看似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扯开。比如爱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当张爱玲以女性观点去看男性社会、男性战争时,就能看到一些很人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同情心、好奇心和探索。我只是探讨问题,并不想在电影里作道德表态。老实说,如果我是王佳芝,绝对会杀了易先生。可是拍成电影,我就会同情她,好奇她,想着她的感受。我拍电影和为人有一点分裂,这种分裂不是病态的,而是常态。每个人都有点病态倾向,只是你愿意承认多少,你有多少天分能够抓到你分裂的倾向。

  Q:说说拍这部电影的压力。

  A:拍电影过瘾,但承受很多工作、社会压力。你把私密解剖开,给别人看,那是非常不舒服的,被虐待狂。我拍这部电影到一半的时候,有段时间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电影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地步,你会有新发现。那是很美的,但必须把自己逼到那个地步才能发现。我们都觉得拍《色,戒》很幸福,可以经历这趟地狱。有时,往天上看,张奶奶(张爱玲)好像在对着我笑,我很想把她打一顿,然而她回头看我一眼,又让我毛骨悚然,说不出来。

 “在《色,戒》这一关,我用的是拙力”

  Q:你在中西方都拍过电影,和来自不同国度的团队合作过。中西方不同的环境、模式在导演创作上带给你什么不同的感受?

  A:最大的不同是拍西片比较轻松,因为整个制作环境比较理想。当我第一次拍美国片《理性与感性》时,心里没底,很紧张,担心给中国人“漏气”。而且,我拍片一向是自己研发题材,当我开拍时,已经领先人家好几年了,但《理性与感性》改编于名著,我一下子落后人家30年。但是拍《理性与感性》给了我很大启发,在西方,电影是声光、画面说故事。1年多拍下来,积沙成塔,我也有信心了。

  反而是拍国片非常吃力,东方文化经验比较私人。另外,我对西片的文本不熟,只是从艺术和电影上思考,所以我抓住东西很快,比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快。而拍国片,因为我熟悉中文,所以常常比较具体。

  Q:你在自传里写道:“做事好像练功,一分功,一分松。”是哪部片子使你有这样的感触?“松”体现在哪?

  A:我有这种感受是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武术讲究松弛,拍电影同样,也有拙力、巧劲。如果你要延长自己的电影寿命,又不愿意都是同样的招数,那就要一松一紧,有所突破。像这次,我去碰张爱玲的东西,明明知道她在戳什么东西,可是她不愿意讲,大家也不愿意看,因为和色情有关。在这一关,我用的是拙力,我的功力还不能轻松地对待。这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吧。

  Q:从你的第一部片到《卧虎藏龙》为止的十年电影生涯,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很难归类,虽然我只想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但评论界都喜欢分类,这对我常常是困扰。另外,我正面临体力上的考验,常常觉得精力无法像前十年那样无敌地拼斗。再有,就是纯真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了,很怕自己疲了,所以要找新鲜的东西,常常要往深层找,但对体力、精力、精神的考验都非常大。但不过瘾的不想做,过瘾的又怕做,有时候就不想拍电影。有这种念头,这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Q:你的书名是《十年一觉电影梦》,如果这是上句,你会怎么对下句?

  A:下句会和“薄幸名”有关。我还是受我父亲那辈世代相传的观念影响,觉得应该文以载道,做电影、娱乐总有一点荒唐。电影有时候很好玩,也很荒唐。我们假借一部电影、剧中人物的不同身份,摆脱了在现实中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后果。事实上,经过荒唐游戏,也就是戏,我们触摸到了心里真正在想的事情。我追求的就是这个。

  Q:作为一名成功导演,你认为什么样的男人是成功的?

  A:我曾经是个非常不成功的男人,毕业后,在家待了6年,烧饭、带孩子,让太太工作养家。我觉得一个男人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是努力、真诚,被人尊重。这和你是否成功不一定成正比。我需要得到我太太的尊敬,这是我们夫妻恩爱的重要因素。她绝对不会因为我没有赚钱、没有成功而否定我,但如果我现在行为不检,耍大牌,她就会看不起我。成功背后的辛酸、黑暗面是你们看不到的,我绝对不会用这个来定义一个人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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