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什伊：反对直觉

实验哲学家从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怀疑者仍然询问“这是哲学吗？”

　　几年前，著名的牛津哲学家提摩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对亚里士多德协会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躺椅上研究，那就是哲学。”这或许听起来像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没有人看到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除了在躺椅上，或许在床上，在性交以后（如果考虑到他在这个领域的风流韵事）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过他的哲学思考。但是实际上，威廉姆森的观点近来遭到了质疑，因为新兴起的一个哲学军团相信哲学家的轮椅论证需要通过对普通人的调查和使用人作为对象的实验研究来检验。正如实验哲学的支持者所说的，如果哲学家想表明他们的论证与思想真正的运作机理一致，那就需要站起来挪挪窝了。

　　这听起来是否像煽动性的指控呢？实际上，燃烧的椅子已经成为实验哲学（也被称为x-哲学）运动的非正式象征。在网络上你可以购买画有燃烧的椅子图像的体恤衫或者观看背后有x-哲学摇滚音乐伴奏，有燃烧的椅子的YouTube影碟。攻击性的象征只是开玩笑的一部分:有些实验哲学家相信他们不过是延伸或者补充传统哲学著作的领域，但是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大部分哲学工作的颠覆者。正如x-哲学的先驱，罗格斯（Rutgers）大学哲学家斯蒂芬•斯迪奇（Stephen Stich）所说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质疑已经使用了二千四百年的哲学家方法。

　　实验哲学在哲学边缘活动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但是仍然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它已经成熟，已经进入核心的受人尊敬的哲学领域还是仍然作为被主流哲学家看作应该由心理学系进行的部分工作（如果必须做的话），其结果由后来的“真正”哲学家思考的半边缘性的异端邪说？

　　实验哲学的核心是对于所谓“直觉”的怀疑。哲学中的直觉比普通文本中的直觉包含更多内容。直觉驾驭哲学家的头脑，当他写出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或者“说某某将是自然的”(比如，杀死一个人获取他的器官是错误的)。经受多方面多角度的检验，经过思想试验和对话的磨练是根深蒂固的意识。传统哲学家很少不对直觉的可靠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他们认为直觉代表了人们对隐藏在身后的真实的理想世界的一瞥）争论一番。相反，实验哲学家施加了新型的压力，他们认为通过使用实证技术研究人类思想，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直觉到底从哪里来，是否应该得到信赖，什么时候应该得到信赖。

　　比如，实验哲学已经指出东亚文化中的人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上拥有和西方社会成员不同的直觉---指代（名词在某些情况下所指的东西）、道德、认识论（意味着“知道”某些东西）。实验哲学家还使用当代心理学家的著作显示人类的认知具有多么大的可塑性，甚至在意识还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多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调整和影响。比如，为了让人产生厌恶的情绪，把他放在肮脏的屋子里，他对于犯罪和惩罚的观点就会发生改变。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在被问到应该对假设的罪犯采取什么措施时，他的反应往往更严厉。

　　斯迪奇说“如果我们运用适当的控制和适当的实验，继续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在整个二十世纪以及之前的哲学家们使用的核心方法“依赖躺椅上的人的直觉”就出现了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观点遭遇到反驳。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道德哲学家朱迪斯•嘉威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在给《高等教育记事》的电邮中写到“哲学不是实证问题，所以我不觉得他们的实证调查能够对所谓的哲学问题产生什么影响，更不要说帮助人们解决哲学问题了。”

　　当包括斯迪奇、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副教授约叔华•诺布（Joshua Knobe）在内的几个哲学家，和包括弗吉尼亚大学的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内的几个心理学家共同向牛津大学出版社提出创办新刊物，专门进行道德哲学的实证研究时，他们得到特别尖刻的匿名评论，上面写到“这个团体受到让人怀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MRI）的深刻影响，这种研究通过微小的样本，由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实验主义者的哲学家进行的蹩脚实验，企图揭示道德思考的神经生理学基础。”

　　评论者说尽管建议书作者的工作“在哲学上完全值得人们尊重，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兴趣起源于我描述的把道德（或者至少是对于道德的研究）从哲学学科中消灭的欲望。”虽然还有更友好些的其他评论，但牛津没有对这个刊物做出决定。

　　不过现在有迹象显示实验哲学自己创办了刊物。其中一份是六月份出版的由诺布和亚利桑那大学肖恩•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编辑的最受欢迎的专集《实验哲学》（牛津）。更重要的是，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最近给予犹他大学的尼科尔斯和罗恩•玛伦（Ron Mallon）十八万美元，邀请顶尖的实验哲学家明年夏天到犹他大学为不熟悉该领域的教授们讲课。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在九月份召开学术会议,会上斯迪奇和威廉姆森因为躺椅而争吵不休。德国的科隆大学上个月主办了题目为“燃烧的躺椅”的聚会，美国哲学家协会的主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承认x-哲学是积极的发展。

　　尤其让X-哲学家们感到开心的是加州理工大学最近刊登广告诚聘哲学系教授岗位的工作时提到实验哲学是他们感兴趣的附属领域。在狄金森学院教书，并主持影响很大的拥有七十个投稿者的x-哲学博客的托马斯•纳德霍佛（Thomas Nadelhoffer）说“我二〇〇五年刚从研究生院毕业时，总是遭到驳斥，我们总是尽可能掩盖自己做的东西。现在人们无所顾忌地公开谈论了。”

　　在《实验哲学》的开头一章“实验哲学宣言”中，诺布和尼科尔斯说如果它的拙劣版本反映了现实的话，批评家反对这种研究途径就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什么行为被当作“有意的”？为了挽救五个人杀死一个无辜者是被允许的吗等哲学问题能够通过研究普通人给出的答案得到解决。相反，诺布和尼科尔斯认为“不管我们还做了别的什么，我们应该把人的直觉当作进一步了解人类思维工作方式的一个途径。”

　　如果斯迪奇是这个运动的鼓动者，用迎头一击颠覆了二千四百年的哲学方式，诺布则是年轻的外交明星，用温和的声音强调他只是想让哲学家拥抱“新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接受x-哲学一直是“哲学界证明他们对于不同的方法是多么开放的标记。”诺布在二〇〇六年从普林斯顿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前曾在伯特兰•玛勒（Bertram Malle）指导下在俄勒冈大学心理学系实验室做过研究工作，后来考入研究生院。他说他受到哲学家们在十九世纪前的辩论问题的吸引，这些问题和哲学转向更狭隘的破坏逻辑的渠道的二十世纪问题不同。

　　他说“从开始，尼采就对于我来说激动人心。我非常喜欢研究他感兴趣的种种问题：人们是如何做出道德判断的，道德判断如何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但是尽管多数尼采研究者写文章探讨尼采的哲学，诺布继续说，“我感兴趣的是做实验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诺布在和芝加哥大学的布赖恩•莱特（Brian Leiter）合写的文章中说，尼采值得获得道德哲学家万神殿中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并排的地位，甚至高于他们。那是因为尼采认为道德即不是集中创造坚强性格的美德养育的产物，也不是对理性的纯粹使用，而是来自个人的、内在的、有时候无法改变的人的品性，这些品性正是像诺布这样的实验哲学家现在竭力研究的内容。

　　诺布最著名的论文显示普通人对于诸如意图（传统上哲学家们常常对待为价值中立的，也就是说人们做或不做什么事情与行动的道德内容无关）的理解事实上充满了道德考虑。请考虑在很多学术文章中用到的这个情景：公司的副总给公司老总呈上新工程的计划书。副总解释说这个工程将提高公司利润但可能危害环境。老总回答说“我不在乎改善环境。我只想要尽可能多的利润。让我们开始新工程吧。”他们这样做了，可以预料环境受到破坏。

　　这个老总是有意破坏环境的吗？在诺布的经常被引用的研究中，82%的学生说是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情景：同样的老总，同样的副总，但是这次副总说这个工程将帮助改善环境。老总再次回答说他不在乎，他唯一的关心是金钱。他再次批准了工程，不出所料，环境确实得到改善。这次只有23%的学生认为老总是有意改善地球环境的，虽然这两个情形在逻辑上是完全一样的。

　　人们对于意图的判断受到正在被评价的行为造成的破坏程度的影响，这也被称为“诺布影响”。这已经得到来自印度的受试者所证实，其中有四岁左右的孩子甚至那些在感情过程中患有障碍的人。有些传统哲学家已经用直觉认定道德判断可能影响关于意图的判断，但是诺布提供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证明。

　　对于意图性的研究不纯粹是象牙塔中的玩意儿。每次美国轰炸机在与塔利班作战过程中炸死了平民，战争法律要求军方调查飞行员和他们的指挥官是否故意造成了这些死亡，是否应该受到惩罚。

　　诺布发现道德判断和分析评价的这种交叉在众多人的思想中存在：比如，当我们试图确定人们真正“尊重”的是什么时，或我们评价在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那些人时等。(我们提供的是任何行动都可以预测的假设的决定论的世界，奇怪的是，受试者仍然认定应该由作恶者负责。)

人们可能把意图性判断的不平衡性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像当人们在一连九次抛硬币都看到正面，然后说下次肯定“该”看到反面一样清楚。但是诺布说，更有道理的是说“意图”和“道德谴责”在分开时不可能不破坏思想功能。（对比哲学家们认为应该起作用的方式）他说“从一开始，你在弄清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整个过程中已经隐含着道德判断了。”

　　其他哲学家，甚至那些有实验哲学倾向的人也更快地说受试者是错误地。比如，纳德霍佛在《实验哲学》的一篇文章中说法院或许想让陪审团成员认识到这个心理学谜团，以免无意造成伤害的被告（在传统理解下）获得本来更适用于故意的冷血罪犯的惩罚。

　　研究者跟随诺布研究的一个方法是更加精心地分析人们在这些调查中提供的答案。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家亚当•费尔茨（Adam Feltz）和柏林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爱德华•克科利（Edward T. Cokely）最近发现受试者对于老总问题的回答与性格特征有相关关系。性格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者更容易说危害环境的老总是故意的。更关心社会的外向者或许更容易惩罚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人。

　　实际上，尽管诺布谈到确定“民间哲学”或者普通人如何认识世界，最新的发展似乎强调究竟有多少民间哲学。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默利（Alfred Mele）已经调查了诺布影响，辨认出众多次级小组，每个小组都用不同的方式对情景做出不同反应，都值得分析。虽然他是个偶尔参与x-哲学的人，很难说是敌人，但是他仍然不肯定这种研究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他说“我认为发现和理解这种或者那种民间概念的工作很有趣，但它无法解决很多更深刻的哲学问题。”

　　这正是纽约大学的大卫•威尔曼（J. David Velleman）在最著名的羞辱实验哲学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在《石板》发表了关于二〇〇六年趋势的简短文章后，威尔曼说（在现在可能消失的网站Right2Left.com)x-哲学的所谓许多发现“对于传统哲学家来说并不是新闻。”

　　他接着说“当然，知道多数人对于意图性行为或者道德责任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在对这些话题的哲学化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远离人们的思想。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依靠共同意见（endoxa）—吸收意见---作为他探索的出发点。

　　“或许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实验哲学家，那又怎样？不。亚里士多德知道真正的哲学开始于意见被调查出来之后。他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

　　威尔曼说他今天不想被描绘为实验哲学的敌人或者就这个话题接受采访。但是通过电邮，他确认考虑到有限的资源，他怀疑哲学系是否应该给予学生进行实验方法上的训练（没有哪个哲学系进行系统性的训练）。虽然如此，他说，他愿意让观点的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

　　X-哲学家现在倾向于通过进入到心理学或者认知科学系，与心理学家合作，或者与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一部分的人一起工作捡起他们的实验转向。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凯利研究视觉认知)以来在哈佛实验室研究的第一个哲学家西恩•凯利（Sean Kelly）认为他们是遵照詹姆斯的精神来工作。当詹姆斯想了解哺乳动物解剖学时，他出去买了羊头，开始锯和切。凯利说年轻的实验哲学家同样能用任何方式捡起他们需要的任何统计工具或者其他工具。他说“你不应该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学位，就不敢做某些事情。”

　　部分因为它的实验特色，哲学变成不那么绝缘的学科了。虽然如此，它的绝缘性可能被过分夸大了，比如生物伦理学家经常和物理学家交流。但是许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发现哲学是个孤立的领域，实验哲学打开了一扇门，一个交流的地方是二〇〇三年成立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学术界心理学家如弗吉尼亚大学的乔纳森•海特、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哈佛的琼斯•格林（Josh Greene）以及倾向实证的哲学家。

　　海特说“在阅读哲学著作时一直让我沮丧的东西是它是逻辑推理和直觉描述的混合。而我的直觉往往和哲学家的直觉不一样。就好像从一种紧密连接踏入到另一种紧密连接，但是这些连接的四分之一是用来让人抓住的。”既然 x-哲学家已经拥抱了试验技能，他们“在篱笆墙的我们这边生产有趣的著作。”

　　研究直觉和感情反应之间的平衡以及在道德决策中的推理的海特已经得出下面类似x-哲学的结果：低收入美国人比高收入美国人更容易认为烹制和吃家养狗肉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不管它是不是被汽车撞死的(他们可能通过理性得出结论说没有人在吃肉中受到伤害来克服厌恶心理)。更近的是，他探索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道德推理方面的不同，发现（毫不吃惊地）保守派比自由派对忠诚和纯粹的原则更感兴趣。比如，更多保守派人士说他们决不会接受为性骚扰孩子的人输血，不管出价多少钱。

　　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多里斯（John Doris）和道德哲学工作小组的另一个成员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发现成果质疑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的基础。或许没有一个依赖稳定的勇敢的性格的理论能经受心理学家曾经显示的挑战：刚刚听了撒马利亚人布道的神学院学生会在匆忙的时候踩在路边乞丐的身上。

　　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如何能从描述性发现中提出哲学上可靠的结论，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把什么当作可靠的知识。

　　到现在为止，这个学科似乎倾向于更好地撕裂这些结论，或者试图这样做。玛伦、尼科尔斯、斯迪奇和来自匹兹堡大学的爱德华•玛歇利（Edouard Machery）已经瞄准在关于每次人们开口说话时都要使用的“指代”的最著名哲学理论之一。仅仅几十年前，多数哲学家坚持这个理论，即一个词语在提供了最适合这个人或者物的品质和特征的时候，它指代这个人或者物。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推翻了这个理论。他认为要让指代成功，只需要成为人人相传的可以理解的术语使用链条的一部分即可。链条中的每个人不需要知道这个术语包含的描述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西塞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人仍然能够用他的名字，用这个名字指代古典学者非常熟悉的同一个历史人物。

　　在一个思想实验中，克里普克让读者思考曾经设计数字“不完整理论”的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如果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叫施密特（Schmidt）的人实际上创造了这个理论，哥德尔偷来据为己有又如何呢？一旦我们知道了这点，如果我们说哥德尔,我们是否指的是施密特，因为毕竟他比哥德尔本人更适合对于哥德尔的描述。不，克里普克说，我们仍然指的是哥德尔。实验结束，多数哲学家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在调查中，玛歇利、玛伦、尼科尔斯、斯蒂奇发现尽管美国大学生倾向于对思想实验做出克里普克预测的那种反应，在香港说英语的学生的回答则完全不同。许多人说哥德尔实际上指的是施密特。相当少的美国学生也同意那个直觉。

　　斯迪奇和他的合作者询问为什么我们给予西方哲学家或者甚至笼统的西方人的直觉超过香港学生给予多数亚洲人的直觉的特权地位呢？（他的思想受到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的著作的影响，此人认为亚洲人和西方人在类型化他们对世界的观察时差别很大）斯蒂奇说“我不会惊讶，如果你得出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理论。”

　　对于这篇论文以及同类作者的相关论文的评论非常多。在其中一篇评论文章中，纽约城市大学的迈克尔•德威特（Michael Devitt）提供了一些反对意见。其中一个是歌德尔例子是克里普克为他的理论辩护提出的众多例子中不怎么重要的一个。德威特还指出最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哪个指代理论最好地解释了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而这是一个需要哲学训练和辩论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弗罗里达大学哲学教授柯克•路德维希（Kirk Ludwig）在去年评价类似文章时所说的,“我们必须最终回到第一人称途径来获得我们在哲学上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换句话说，回到躺椅上去。

　　在最近的一次哲学和心理学协会聚会上，研究视觉接受的耶鲁心理学家布莱恩•绍尔（Brian Scholl）提出了许多实验哲学家典型的论文的更加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他们过分依赖调查，这些调查不可靠恰恰是因为实验哲学家在其他场合注意到的理由：进行调查的人可能受到各种不能明确约束的因素的扭曲。虽然他认为实验哲学的许多工作“非常精彩”，他在这个月刊出的对于实验哲学博客的评论中写到“我担心这些方法最后告诉我们的东西很少是关于哲学相关的直觉背后的心理过程，更多的可能是人们对付各种刁钻问题时的心理。”

　　我们期待实验哲学家来反驳，作为回应调整他们的某些途径，继续战斗。他们说他们已经度过了一两声反对意见就让这个运动内爆的阶段。在乔治敦大学法学中心教书，研究把人对于思想实验的复杂反应转变成数学规则系统的约翰•迈克尔（John Mikhail）说“这是实验哲学最好的部分之一，更年轻的人不接受反对作为一个答案。”

　　译自“Against Intuition”by Christopher Shea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什伊（Christopher Shea）华盛顿记者，为《波士顿环球报》撰写Brainiac专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