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尤其电影世界曾是一个“英雄”话语主宰的语境，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疏离了英雄主义的气息；文艺、电影中的审美走向也不例外。虽然关闭银屏上的德国新片《索菲最后的日子》，掩卷翻译完的该片剧本，脑海里还良久走着21岁女英雄义无反顾，身赴断头台的坚定神情…..，可是，要提笔写这篇文字时，又不免意识到，如今我们崇拜英雄的一代人也身置一个后现代——尚平凡、日常、喜剧美，解构英雄的气氛中，尽管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发达后现代国家那样过甚；而且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国家政治已很大程度上依附经济规律来运作，所以，即使十分敌对的政治之间，似乎也不必“敌我”相持？更何况当代的青春话语就是一种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话语？于是，英雄的意义，特别是索菲这样的政治英雄的意义还怎么说起？毕竟如丹纳早已作过的结论：“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1]。在反英雄主义的后现代谈论英雄，似乎不是简单的不合时宜，而更是迂腐，冥顽不灵？在经济目的日趋消解政治原则的时代，能不能换个角度去发挥想象力，以图得出别样的、也许合乎时代的评价：比如，索菲可否多点经济意识的“机智、实用”，接受了审判官的条件，先活命第一？在政治上可不可以多点机会主义，而非为了原则追求英雄人格？直至要问索菲是否死而不得其所？换句话，就是那种从人类文化中产生的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如索菲所表现和代表的，在当今是否还有继承，发扬的必要？一连串问题提到这里，又必然想到在人类存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永远有政治上的谬误和正确，一时现实与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更会有人类个体和集体生命、利益出现危机的关头和情境。无疑，每个人有权利保障自己的生命和个人幸福，但是，凡遇上述关头，肯定也有些个体要头脑清楚地洞察正确与错误，更要能为了更大、更多的人类利益，为了关乎人类前途的正义做出牺牲。正如邱吉尔在1946年表彰“白玫瑰小组”时说的：“他们属于所有民族的政治历史中产生出来的最高贵和最伟大人物之列。 ．．．．．．他们的行动与牺牲，是我们重建家园坚不可摧的基础”——这正是英雄于人类的意义。实际上，人类每个民族都走过英雄的时代，也都出现过英雄。无论今后人类的精神历史怎样书写下去，至少历史中的英雄将永远被人类作为崇高对象保留在集体的永恒记忆里，享受着人类的尊崇。进一步说，还因为历史永远需要英雄主义人生观，所以，当今时代，由于经济消解文化的趋势，由于强化的物质消费意识——后现代意识形态已经深刻地改造着一代青年对个人生命的价值观。非政治的，无序、迷失的青年亚文化人生观话语，已构成社会焦虑。于是，上述问题的答案逻辑地自我产生，那就是，这篇文字不仅是发自对英雄崇高美的眷恋，而且有着清晰自觉的主题，它必然是强调，该影片在传达反法西斯的进步政治意识之时，还传播着英雄主义精神永恒的话语；实际上，这也正是此片德国导演的意图。
从50年代至今，德国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白玫瑰”小组和其主要成员朔尔兄妹的事迹，先后三次被拍成电影。《索菲最后的日子》是根据两德统一后，在原民德档案馆发现的当年审讯索菲的审讯记录写成。那里记录的确凿事实，使人看到了这个年轻女孩子当年惊人的智慧和胆识。所以，与前两次影片全面叙述“白玫瑰”小组的政治活动不同，这个影片重点是介绍索菲从被捕到牺牲最后几天的情景，凸现了一个政治上理想主义的人格，一个机智勇敢、坚贞不屈的女英雄的形象。
索菲于1921年出生在南德。据朋友们回忆，她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开蒙较早，是一个充满活力，热爱生活的女孩子；16岁时就大胆热情地恋爱，并喜欢跳舞，喜欢艺术。但是，为了民族的重大前途，她可以果敢地以身去殉——她曾经说过，如果有机会就胆敢朝希特勒开枪，即使她是个女人；而且后来曾多次流露出内疚，认为希特勒之所以成气候，是德国人的政治“无为”所致，而她更是匹夫有责，所以，决定要义无反顾地采取政治行动。据资料记载和专家分析，这一点可以说是索菲后来以一己的牺牲，来发出阻挠一个反动政权的号召的基本动力。索菲天资中似乎具有成为英雄的因素：她和当时的每个德国少女一样，曾参加希特勒“青少年团”和“德意志少女联盟”，后在因“言行不忠实帝国”而被撤销所任骨干职务，直到最后因为对希特勒政权不满而主动退出这些组织；1939年希特勒德军侵占波兰，她给应征入伍参战的男友写信说，她不能理解打着为祖国而战的旗号而杀戮人类的战争；1940年高中毕业时，为了逃避为第三帝国服务的义务，她选择了可以抵消服务期的幼儿教师进修；她经常在政治上影响那个长她四岁，在希特勒军队任职的男友，以致男友（索菲牺牲后，他与索菲的姐姐结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态度；1942年5月和哥哥汉斯同进慕尼黑大学学生物和哲学，到校不久即成为“白玫瑰”小组成员（由于兄妹俩牺牲前没有对小组圈外的任何家人、朋友谈起过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以索菲具体如何加入“白玫瑰”详情至今不明。但研究者从她被捕牺牲的事实推断，显然她到慕尼黑后，很快就参加了哥哥汉斯和其他同学组织的“白玫瑰”小组散发传单的活动）。
影片以刚柔相济，温情细腻，加果敢无畏不同侧面的对比叙事结构，塑造了一个情感世界全面发展，人生境界又卓尔不群的索菲形象。我们从她听音乐，给哥哥送茶，给友人写信的浪漫情怀，从担心父母，为连累战友痛苦的场景中，看到了索菲既轻松欢快，甚至调皮的一面，也看到她温柔，重情的性格；从她随手推落传单的轻敌和初临审讯室时的紧张，看到她年轻、幼稚的一面。但是，从影片情节的安排和结构布局的整体看，显然更着意突出她非凡的英雄品质。这表现在，首先，影片描写了索菲和她的战友是具有独立，成熟政治头脑的青年人。影片开始于索菲和哥哥及同学们沉着、机智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场景；简短的印传单一场，展现给观众的是几个不仅具有社会责任感、理想主义的无畏精神，而且颇具政治家素养的青年人的形象。其中索菲被塑造的尤其沉着和机智；她言语不多，但知道孰轻孰重，敢于善于承担艰巨的任务——“女人提着传单箱子穿城”一个细节显示出她的这些人格品质。继之，勇敢地在歹毒的校工面前挺身为哥哥开脱责任，到在审讯时与盖世太保审讯官摩尔的智斗。由于是根据当年的审讯记录编剧，所以，影片对索菲英雄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长时间的审讯场景，使观众看到索菲利用自己的口才和一切可能的理由保护自己和战友的机智和勇敢；摄影机通过面部和手部的特写镜头向观众展示，这个年轻的姑娘如何克服内心的胆怯和紧张，先是成熟巧妙地与老练的纳粹审讯官摩尔周旋，后当盖世太保证据确凿，她无可辩驳时，便又理直气壮地坦然承担一切责任。在与审判官的斗争回合中，她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以正气和理智驳斥摩尔的法西斯政治观；为了保护战友，她不仅果断地拒绝了摩尔提供的生还机会，而且还转守为攻，力争瓦解摩尔的政治立场。英雄是成长出来的：影片描写了这个起初曾胆怯过的姑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政治见识和胆魄不断增长：据史料记载，当年审判索菲等人的法官在法庭上穷凶极恶，态度十分歹毒，然而索菲丝毫不畏法官的凶恶，居然公开对他说，不久的将来，他就会站到被告席上。影片表现了她也渴望活着的心情，描写她突然接到死刑通知时的失魂落魄和痛苦悲凉，但是她的信念使她战胜了恐惧：“我们的父亲曾说过：我希望你们能够正直而自由地走过一生，即使很难——要坚持自己，不畏一切强权”。怀着这样的勇气，她最后不得不告别自己留恋的人生、恋人及家人，告别自己对自由民主新德国的梦想，在他们的理想就要胜利的前夜,大义凛然地走上了断头台，从而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政治成熟与崇高精神境界。
细细品味，发现《索菲》一片是用下列的逻辑凸现了她的英雄主义品质的，即以她的政治活动表现出她是独立思考的人；而她独立的政治见解，恰证明她和她的战友是政治上相当成熟的人；而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又源于他们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这种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忧患意识，又是他们年纪轻轻就在政治上是非分明的基础。由于这些品质，继而决定了她对生命——这里主要是肉体生命——的价值观，是一种超越狭隘物质层面的理解。导演在剧本里曾经设计了这样的场景，索菲面对生死抉择时说道：“我也可以死于疾病，但那样的话，意义会一样吗？…… 我死了算什么，如果我们的行动能使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震撼并且清醒过来”。于是, 她必然步上英雄人格的高境界——为了纠正整个民族的错误，为了拦住希特勒反动“人治”历史的脚步，她拿出自己的生命代表理性的思考，去阻止历史的弯路。
要提到的还有影片对纳粹审判官摩尔这一人物的处理。根据史料记载，摩尔很忠实纳粹统治，但是在审讯索菲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死心塌地的盖世太保特工最后很是被索菲的英雄人格所折服，所以有了影片中他在行刑前来探视索菲的一幕。无疑，审判官这种良心的反省，更加衬托出英雄的可敬。
至此，可以肯定，虽说《索菲》的主题是反纳粹，但导演显然利用这个契机,用心以一个青年政治英雄的形象和当代青年人对话。据资料，影片中的索菲扮相接近当代青年，导演是为了将英雄的意识和精神直接诉诸当代青年人，激发他们对英雄的认同感。这种引导青年人认同英雄的媒体政治与后现代以“日常”和“自然人性”瓦解政治的社会风气是针锋相对的。这的确令人想到，在当今这个时代，青年人在人格的成长和培养中，除了与物质和享乐关联的功名利益之追求，精神的空虚和迷失，更有心理脆弱，不耐挫折的抑郁，自杀，吸毒，性放纵现象攫住不少的青少年。尤其是，影视媒体恰恰相当意义上是这样人格的“培养者”（德国当代青少年片题材中已经大量出现缺少政治评判的暴力美学，后工业社会的青少年正在被媒体引向反社会，而非忧患负责的人格）。而这里涉及到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生命的意义的问题。索菲的形象和当代青少年中对生命的不同理解,最终落实到他们对自己生命、肉体价值的绝然不同态度。索菲可以说也“不重视”自己的肉体生命，她敢于将21岁的年轻身体送上断头台。但是，在那里她的生命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而现今的一些青年人的生命观，无论是对身体的本能式注重（享乐，性，吸毒，暴力），或是轻生，却是在撕掠去生命的真正价值后，扭曲其于无意义的消亡。2005年拍此片时，如果索菲活着，她应该是84岁。也就是说，她当年若是怕死贪生，那么完全可以活到今天。无独有偶，另一个和索菲同龄，同时代的德国女子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希特勒女秘书雍格当年效力法西斯政权，战后她曾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是缘于年幼无知，并活到了82岁高龄。只是当她知道了索菲的事迹，并发现二人同年出生后，去世前一年的2002年，她在自传里自我检讨道：“年青并不是理由”。足见，人类仍然需要并认可英雄；英雄品质是人能够赋予生命的一种理性价值。更重要的是，英雄是培养和教育出来的，而电影正担当着深重的责任——谨以此结语。
（载《世界电影》06年第6期）
[1] 《艺术哲学》（法国）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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