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奠定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贯彻者、执行者的地位，是周扬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于1944年编辑，由解放社出版。其实，周扬曾在1940年编撰“鲁艺丛书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印行。而到了延安整风之后于1944年编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本书汇编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的文艺言论，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编撰这本书的时候，赋予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种中国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核心地位。在长篇序言里说，周扬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撰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454）
他在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候，用了最大程度的表达：“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60）。周扬的这篇长篇序言，无疑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发表前，周扬先让毛泽东过目。虽然毛泽东表达了谦逊之意，但4月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这篇序言时，很明显，毛泽东对周扬此举甚为满意。从此，周扬也奠定了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贯彻者、执行者的地位。一个多月以后，也就是1944年5月18日，边区政府便任命身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周扬兼任延安大学校长、教务处长及文艺学院院长（此时鲁艺已并入延安大学文艺学院）。
四
再说何其芳。作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当时是一位未公开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其实在每一个小组里，都有党员在里面起着非常隐蔽的指导作用。因此，何其芳的角色尤其重要。据朱寨回忆：“何其芳同志以系主任的身份出席我们的生活检讨会，其实当时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生活检讨会也是没有公开的党组织领导组织的。虽然当时大家并不都知道这个内情，但何其芳同志的异常神情谁都能看得出来。他不像平常的会议上那样性急插话，滔滔不绝，而是抑制着感情，默默倾听，不断记录”（65）。“他坐在我们的生活检讨会上，像坐在我们中间的船长”（66）。 据很多资料证实，何其芳是第一个在整风运动中“认罪”和“检讨”的。他的“先进性”无疑会使他在高层领导的心里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整风运动之中和以后，何其芳较早地以一个合格的被改造好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的角色迁移之“自然”纳入到政治主流文化所规定的角色变迁之“必然”，成为“必然”这个革命机器的一个零件，就显得有些“先知先觉”的味道了。
事实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不像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深入人心。1942年5月召开会议，“可是关于文艺座谈会，报上一直没有发表消息。是毛主席不让发表。他说这是些新问题，很复杂，他要多考虑考虑，也多听听意见”（黎辛 207）。这次讲话直到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才在一个7000字篇幅的消息里予以报道，且只有1000字涉及到延安讲话，而且还是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直到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才拿出来全文发表。虽说“《讲话》这股大风一刮，会前会中说的错话通统随风而去”（黎辛 207），但实际情况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大家保持缄默状态，文人的思想和观念并未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文人之间的冲突和争论十分激烈。而何其芳在座谈会伊始，就率先表白了对毛泽东《讲话》的呼应，致使一位平时很熟悉的作家当面表示对何其芳的发言不满，说：“你这是带头忏悔”（《何其芳全集》7：437）。何其芳的“带头忏悔”无疑会在领导心中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
经过了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何其芳的诸多文字大都是自我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改造，实际上也是学习毛泽东《讲话》后的“心得”，他是在以文字实践这种形式来表达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同。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何其芳于1942年10月写作了《两种不同的道路》，文章中他对于周作人的批判，其实就是间接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在文中，何其芳比较了周氏兄弟截然不同的道路。之所以我说这篇文章体现了何其芳间接的“自我改造”，是因为他所批判的周作人的文艺观，正是何其芳自己早期的文艺观。在何其芳早期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艺思想和周作人惊人地相似：文艺的无功用论，崇尚个人心境的自然抒发，文体上的自觉，等等。他对周作人的批判在深层又带有很强的自责心理。日本学者大沼正博在《何其芳的文艺观》中的分析很中肯：“我认为，何其芳对于周作人的批判虽然是相当严厉的，但是，那时因为周作人的文学观和他的文学观有类似的方面。所以，为了使这种批判和过去的自己的诀别具有再生的意义，何其芳不得不拼命地批判周作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过去的自己彻底诀别的目的”（大沼正博 425）。当何其芳自我道德觉醒和自我向民族本位迁移的时候，就逐渐被融入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里了。他对周作人的批判，是不是有了一种间接政治表态的味道？
不仅何其芳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转变，他的阶级意识也越来越鲜明。在很大程度上，何其芳的改变来自革命领袖的强大影响。何其芳的《朱总司令的话》叙写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做结论的时候的一个争论：作家是不是需要来一个阶级的转变？萧军说，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也不需要什么阶级转变。朱德有一段著名的话：“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何其芳全集》7：429）。这句话，在何其芳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复杂而巨大的动荡：
虽然我不像有些革命历史比较长久的文艺界朋友在这点上包袱那样重，觉得自己一开始写作就是很革命了，根本无所谓转变；但也总以为自己一直是在追求真理的，到延安是自然的结果。总之，也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是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是一种阶级变化。而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地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而认识了这样一条客观真理：是投降。转变也好，投降也好，从好的投到坏的自然是耻辱，是堕落，但从坏的投到好的又有什么需要遮掩呢，这正是光荣，正是向上。而且，朱总司令用的这个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确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缴械。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 （《何其芳全集》2：223）
何其芳1938年以文人的身份自发地到延安参加革命，发展到以革命战士的角色自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实真正标志着何其芳阶级立场的自觉。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何其芳于1942年9月27日完成了万字长文《论文学教育》。文章其实就是以鲁艺文学系作为“活生生的例子”，对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育做了深刻检讨，全文包括《从教育的目的说起》、《培养什么人才并如何培养》、《对待文学的态度》、《课程、教员、教学法》、《最后的几句话》五个部分。文章开篇明旨：“教育的目的必须明确而具体地服从政治的要求。这是我们的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何其芳全集》2：319）。对于人才培养目标，“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当中的问题才是高的起点”（《何其芳全集》2：322）。克服主观主义的药方则是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于创作者只有一条路：长久地广泛地参加斗争生活，特别是下层的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何其芳全集》2：323）。对于文学的态度，何其芳将自己早期心灵中的“人性、人类爱、温暖”当作文学的“毒素”，认定“文学艺术只能是革命当中的战斗之一翼，然而却又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翼”（《何其芳全集》2：327）。明确了这些政治规约下文学教育之“道”以后，何其芳对于课程、教员、教学法等文学教育之“器”，做了很多规定，以抛弃“学院式的讲学方式”，回归“过去延安学校的革命的教学法传统”（《何其芳全集》2：334）。[a8] 于是，在很大程度上，何其芳便成为鲁迅艺术学院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格符号。何其芳一步步“成功”地完成了角色转型：从私人意义的“诗人角色”，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意义的体制化角色——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仅周扬、何其芳等鲁迅艺术学院领导层面人士的转变具有典型意义，而且，一般教员乃至一般学员，也普遍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精神裂变。如鲁艺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周立波。周立波的名字就是英语“自由”（Liber）的音译。他给鲁艺开的课程是《名著选读》。他的讲义涉及到 蒙田、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莫伯桑、歌德、普式庚、果戈理、托斯图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莱辛等，深受学员欢迎。③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立波在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检讨文章《后悔与前瞻》，忏悔自己走了一条“旧的错误的路”，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其次，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的俘虏。”结论是：“后悔已无及。我只希望我们能够很快被派到实际工作中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份子’”（李书磊 162-63）。像周立波、何其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延安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为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发育提供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些革命理念形成了功能强大的集体逻辑和理性逻辑，内化到个人心灵深处。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整风前后的精神风貌之迥异，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
注释[Notes]
①关于延安各学校学员来源、成分、出身等情况，详见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9页。
②详见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6页。
③详见周立波：《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的<名著选读>讲授提纲》，收入《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周立波的讲课反响，详见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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