箫风：如何看待散文诗的诗性和独立性，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议不断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多年来一直认定“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从本性上看，它属于诗”。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散文诗的本质属性和美学特征的？
王光明：是的，我仍然坚持“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主要基于其本体特点与历史状况的考虑。一种文类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要看其是否有别的文类无法表达的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与《朝花夕拾》，为什么同一作家甚至相同题材的作品非常不同，但《巴黎的忧郁》与《野草》却很相通。当然，就“诗意”与感觉而言，它与诗更接近，这可以进行历史的追溯，散文诗与自由诗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
箫风：您在从事散文诗研究的同时，还先后编著了《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和《六十年散文诗选》、《二十世纪中国经典散文诗》。请问您对散文诗“精品”（或称“经典”）之作是如何认定和把握的？
王光明：编选作品本身是文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从文学类型研究而言，我认为应该尊重典范作品的特点和历史变化，不主张理论到理论的推衍和没有依托的思辨。至于“精品”与“经典”，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凝聚了广泛的集体记忆和历史沉淀的文本，文学经典的形成受意识形态、文学教育和传播状况的影响，情形非常复杂。而我选择的所谓“精品”或“经典”作品，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一定是有最大阐释空间的文本，而主要关心其是否能体现散文诗的本体特征，同时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箫风：近年来，随着散文诗创作的长足发展，散文诗研究工作也有所加强，特别是散文诗研讨活动明显增多。但是，我感到“理论滞后创作”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正如谢冕先生接受我访谈时讲的那样：“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确亟待加强。”请问您对当前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现状怎么看？
王光明：创作与理论批评或许有一种理想的对话与互动状态。但理论不会驱赶创作，创作也不一定能拽着理论飞跑。不过，近30多年散文诗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创作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方面。谢冕先生作为诗歌批评的领军人物，为散文诗贡献了很多精彩见解，北大的孙玉石教授是《野草》研究的专家，年轻一些的如蒋登科教授、黄永健教授、王珂教授在散文诗研究方面也很有成就并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另外，一些散文诗作家，如耿林莽、徐成淼、灵焚等，也都是右手写散文诗、左手从事散文诗理论批评的高手。中国的散文诗创作与理论批评都有长足的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
箫风：去年底,在首都师大召开的“当代散文诗的发展暨‘我们’文库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散文诗群受到不少专家聚焦，您也强调了“我们”的突围意义。请问您对“我们”散文诗群的崛起和探索怎么评价？
王光明：过去，散文诗往往被人们附带着写，偶尔地写。现在“我们”散文诗群却在散文诗的感召下，自发组“群”去探讨磋商散文诗写作的问题，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而且，这个群体出了好作品，为中国散文诗带来了突破，比如灵焚散文诗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周庆荣散文诗在表现当代现实方面取得的突破，以及亚楠散文诗在地域书写方面的有益尝试，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可以说，中国散文诗已经展现出新的广阔前景，鲁迅的传统已经被重视，想象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箫风：今年初开始，我与《文学报》合作主编《散文诗研究》专刊，其初衷就是想为散文诗理论建设搭建一个发表平台。目前已经出版四期，第五期正在编选中。您是散文诗研究专家，请您谈谈对专刊的印象和建议好吗？
王光明：你寄来的几期《散文诗研究》专刊我都读了，非常好，创意很好，内容很丰富，形式也比较活泼，的确为散文诗理论建设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近几十年中国散文诗的园地开拓，先是郭风、柯蓝先生主编有“黎明散文诗”、“曙前散文诗”丛书，后来是邹岳汉先生创办《散文诗》期刊，近年又有“我们”散文诗群出版《大诗歌》及散文诗丛书，以及亚楠在《伊犁晚报》开辟专版和承办“天马散文诗奖”，还有你主编的这个专刊和编选的《叶笛诗韵》丛书，都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值得铭记的贡献。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热爱散文诗，那么多的作者写得越来越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散文诗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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