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
文汇报：有传闻称您曾以群发信件方式在瑞典文学界表达了对李笠翻译水平的不满，此事属实吗？
马悦然：李笠攻击我的诗文写到，我给瑞典文学院“一封长长的诬告信”。我要澄清：这不是一个信件，而是一份研究报告，对象是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报告给每位来开会的院士，也寄送给李笠本人跟李笠的瑞典出版社，没有其他瑞典文学界人士阅读过这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篇书评报告。主题是李笠翻译谢尔·埃思普马克院士的诗选《黑银河》，我将李笠翻译的中文译诗中错误的部分全部翻成瑞典文给院士们看，这是一个范本，一个不尽责任的译者如何“谋杀”了埃思普马克的诗作。
这不是一个诬告信，而是一份学院内部登录的讨论报告，我很花费了一些时间撰写这篇书评报告。我没有寄给学院以外的人，因为我不愿意向外界扩散李笠翻译出错的问题；我也必须直接告诉李笠，他犯了哪些翻译上的错误，这是君子作为。他的回答总是将“李笠是一个诗人，而马悦然不是”作为翻译态度跟方法的推卸之词，美化他自己的怠惰，不查字典。埃思普马克是瑞典最大的诗人之一，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过程就是这样。
文汇报：是否可以谈谈你们的译文相左的地方？
马悦然：李笠翻译《特朗斯特罗姆全集》我认为他还是比较用心翻译的，不像《黑银河》翻译的那么坏。我仔细读过2012新版四川文艺版本，比较重大的错误只有136处。
李笠译错有时候非常奇怪，举例《俄克拉荷马》这首诗(页125)，“男孩说：/‘先生我知道我有车’/但我不想要了/你们是怎么看我的？”
这里男孩说的不是我有“车”，而是“先生我知道我有偏见”，瑞典文的偏见是fordom，车是fordon，这一个字的差别，李笠杀死了特翁的诗意。
看看董继平2003年旧版的译文，(页137,河北教育出版社)“男孩说：/‘我知道我有一种偏见，/先生，我并不想跟它留在一起。/你怎样认为我们？’”董继平不会瑞典文，我看他是依照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Fulton的版本翻译出来的。
再看：
越狱者被抓。
他身上的口袋里
装满了糖果。(karameller)
(李笠)
逃犯给逮住
他兜兜儿里装满了
金色的蘑菇。(kantareller)
(马悦然)
这是特翁早期到一处管教所拜访，回来写的一首俳句，看了就想出眼泪。有一个逃犯给逮住，他兜兜里装满了蘑菇(kantarreller)，想来是他躲在森林里头摘了蘑菇，那是求生存的本能，他肚子饿了。可惜，李笠翻译成糖果，跟“偏见”与“车”类似的问题，他想的是karameller这个词，瑞典儿童在铺子里买的糖果。两个词的音节很相像，由此，我可以判断李笠本人害的是“阅读障碍症”，一种疾病，他看到的字词会自动跳字，进入他脑海里是别的字。
即使俳句这样形式简单的翻译，译者仍然要谨慎，诗人所指的“词语”意思是甚么？
举例如下：
发黄的树叶
珍贵就如死海里
捞起的《圣经》。
(李笠)
棕色的树叶
跟死海的圣经卷
一样的宝贵。
(马悦然)
死海的圣经，是由一个牧羊的小孩在死海沿岸找到一个瓶子里所藏，李笠翻译成“珍贵就如死海里/捞起的《圣经》”。显然他以为这圣经真是从海里捞起来的。
在上海的“三场演讲都是义务的”
文汇报：您还有补充吗？
马悦然：我要说明，我与我的妻子到上海演讲，往返机票自费，我的出版社付五天旅馆费。我的三场演讲：东方艺术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中学，都是义务的没有获得任何酬劳，演讲稿在报纸刊登，他们当然付我稿费。所谓的出版界高规格待遇实情就是如此，出版社的邀请热情，我愿意做这些事情。
(采访稿经受访者审阅)
说吧，马悦然(节选)
李笠
你说什么？李笠等人的译本不好？
我，马悦然，才像上帝那样完美，那样正确
但正确的老马，你应该知道：你
也只是个翻译，最多是一个不同声音而已，你
活了这把年纪，难道连这点都不懂？你
无权审判，尤其在你推销自己的时候……
哦，你应该记得我在信里写给你的：你，翻译的是词
我，一个同时用瑞典语和汉语写作的诗人，翻译的，是诗意
哦，这就是你的翻译？
你怎能把书名《巨大的谜》译成了《巨大的谜语》
谜语，我的汉学家，不是谜(你最好去
翻翻字典。一个初中生都不会犯你这样的错)
你至少应该对你翻译的东西有所了解。我是说，特翁的诗
始终在写现实中
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你，我的教授
你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
那是什么？“紫藤啊紫藤”
原文不是牛舌草(oxtongue)吗？这一定又是你
把长在沙土上的野草
当成了喜欢攀援缠绕的台湾植物了
“……比较他们的译文，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误”
马悦然坐在台上
对围观他的迷信流利地说
但，马悦然，是何人给了你这种骄狂的姿态？
诺奖？想得诺奖的中国作家？汉学家的名称？殖民主义的幽灵？
首席记者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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