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拯救不了苦难，那么，宗教能否拯救苦难？在秦田那里，好像显得更加可笑了，所以，当伍芬想带他到基督教世界中时，他总是排斥，总觉得好笑，总觉得这些过于理想，虽然，他也曾被宗教音乐和宗教仪式深深感动过，但这一切顷刻消失，他很快又陷入自己的黑暗记忆之中。作者在整个作品中安排了大量的宗教仪式叙述，也安排了大量的宗教音乐故事和歌声，但秦田始终与此格格不入。其实，秦田知道，他心目中最喜欢的梅姨是信仰基督教的，他所认识的许多有信仰的人确实具有高贵的灵魂，有着美丽善良的心灵，但是，他就是不相信基督教可以改造中国世界，他也不相信，罪恶与苦难，能在信仰中淘洗干净，他宿命地认为，在中国，只有选择复仇，才能得到内心平静。而且，他似乎识能不断地反叛这个充满着欺骗、虚假和谎言的世界。
那么，自由、公正、法律、科学、教育事业是否可以拯救苦难呢？显然，在秦田这里也是不可能的，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本身并不相信科学可以构造美好的世界，从《先锋男孩》这首主题诗中可以看到，科学正在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秦田也不迷信法律和教育可以拯救世界，可以拯救苦难。那么，一切路都堵死了，只有选择复仇与绝望。秦田成了一块顽石，一块被损害被侮辱同时渴望复仇的顽石。这是怎样的绝望，这是怎样的悲剧！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个人苦难，如何面对苦难的大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轻易地忘记苦难，意味对罪恶与仇敌的放纵，这在很大成绩程度上就是不负责的行为，因为如果不清算罪恶，不解除仇恨，就是对罪恶的宽恕，也是对良知的背叛，那么，按照此一逻辑，就必须复仇，否则个体的苦难就没有终结。问题在于，他者如果没有罪恶的承担意识，没有忏悔意识，即使实施了罪恶，他也不愿担负对罪恶的处罚，甚至没有任何悔罪心理，而且有着更深的仇恨与更深的凶恶，你如何自处？在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沉陷罪恶之中，从未有“罪恶意识”，“罪恶”对于无良知承担的人，仿佛是随心所欲的表现。犯罪而能心安理得，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恐怖，然而，它确实存在着。既然施罪者无悔意，无罪责担当，那么，受罪者如果寻求复仇，施罪者亦有反抗的权利，这就形成了“永远的复仇”与“罪恶的循环”。他剥夺了别人的生命，但从未想过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事实上，这个罪恶的清算本来应该是公正社会来完成的任务，任何个人施罪于别人，都是非法的，都是不公正的，这是自由法律世界的基本信念，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社会不去清算这些罪恶，那么，苦难承受者就永无寻求公正之日。这个复仇，是应该由公正的法律来承担的，由公正理性的社会来承担的，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公正理性的社会，只有等级尊严与官僚至上的价值秩序，那么，罪恶与复仇必须永远相伴。川沙虽然没有说明这层道理，但他的主人公的悲剧境遇，已经昭示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这甚至比哈母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二难境遇更加令人恐怖。秦田背负着黑暗的记忆，内心总是渴望复仇，在他那里，复仇也是为了寻求公正，即让无辜的受难者灵魂安宁。但是，他复仇的正当性要求，国家法律没有承担，如果让私人承担，就必须陷入新的无穷罪恶之中，而且，复仇之后就一定有幸福快感吗？我们见到的情况是，用一生的幸福为代价，通过告状的方式寻求公正，结果，有的成功时，生命已经走到尽头，有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成功还没有希望。社会的公正如此难以寻求，这是怎样的恐怖社会，然而，社会现实确实充满着这样的恐怖。
秦田试图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肯定寻求不到“最终的公正”。个人的苦难只有个人担负，这个社会必然没有希望；个人的苦难通过个人的复仇来最终解决，这个世界就永远充满了恐怖。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往往就是通过这些不正常方式构成的，等级社会和官僚秩序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没有权力或没有财富就会显得极其可怜。为什么人们要如此凶残？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的人吃人的世界”，这难道就是一个永远不能盼望公正与爱的世界？当你面对秦田这样的苦难仇恨绝望而又富有良知的连体婴儿时，如何能不忧心焦虑。川沙以其严峻的现实姿态正视了我们生活的悲剧，他还没有寻找到解决的方式，这种深刻的绝望情绪与循环的苦难现实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也就是说，这部极具个人性的小说提供给我们一个深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仇恨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除仇恨的根源？在我看来，我们社会的至深仇恨，就源于贫穷和不公，源于等级欺视和压迫，源于没有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强者逞强，弱者无助，每个人骨子里又追求极端的精神平等，所以，在不公的社会，没有爱，没有关怀，只有自己，只有仇视。人们嫉妒财富，也嫉妒权力，嫉妒社会地位，事实上，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没有自由与平等，金钱就是作威作福的武器，权力就是鱼肉百姓的符号；人与人之间没有关怀，强者充满着对弱者的蔑视，弱者就充满着对强者的仇视。一个仇恨的世界，一个时刻渴望复仇的世界，一个时刻幻想残暴的世界，必然是非理性的疯狂世界。倘如此，这个世界必然有“人吃人，人杀人”的事件发生，也必然有无数弱者选择自杀或与强者同归于尽的绝望选择。因此，秦田这个形象给予我们以警示：只有公正的社会，只有没有仇恨的社会，才有希望，否则，苦难必将永远与我们相伴。
三、苍莽与悲情叙述的诗情力量
《阳光》是一部大小说，川沙以四十万字的篇幅进行激情书写，我感到作者似乎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特别是面对现实可能性的自由想象时，作者只有《先锋男孩》的诗情想象，而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历史情节或具体形象。当然，从艺术性上说，这部作品写得相当成功。其一，四十万字的大篇幅，没有给人压迫感和空洞感，相当不易，作者的叙述与转换相当流畅，情节有张有弛，紧张有力。其二，作者将诗与叙事自由贯通，叙述句式皆富有激情，充满感染力。其三，在细节想象和细节描绘方面显示出相当的艺术功力，达到了极其特别的抒情效果。例如，白桦极其赞赏的呼呼作响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在梦中，在叙述中具有特别的象征韵味。（《阳光》第4-11页。）其四，象征与神秘的意象构造，使小说叙述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
虽然我历来主张批评者最好不要就艺术问题与作家对话，因为批评家在创作方面实在是艺术家的学生，没有多少可以贡献于作家的，而艺术的自由和完善本来就是艺术家的天职。但是，真正的批评又不能漠视艺术，因为作家的艺术与其思想是连成一体的。也许我不能正确地评价川沙的艺术成就，但我能感到作者叙述的那种苍莽与诗情的力量，总体上说，川沙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
首先，诗与小说叙述的艺术交错，在创作中获得了成功。因为主人公就是一个诗人，所以，诗注入小说就成了顺理成章或合法合理的事情。《先锋男孩》这首诗在作品中具有中心指向性意义。川沙本来是诗人，不知为何最终还是走向了小说，这也许与他的个人才情本来不专属诗歌有关，他的思想情感可能更需要一种复杂的语言艺术载体。于是，他从诗歌转向小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诗歌，而在于他把诗歌巧妙地融入到了小说之中。诗歌作用于小说，本来是极难成功的，这是由于诗歌思维不同于小说思维，诗歌的弥漫性思想与抒情意象，往往造成小说叙述的跳跃性，使得情节叙述不完整，诗情干扰了小说的细节连贯性，但是，川沙似乎结合得相当成功，诗情激荡着叙述，叙述充实着诗情。所以，他的叙述显得很老到，其中充满生命的激越。川沙虽然还保留着诗，也受到诗歌的强烈影响，但我以为他总体上是以小说的特性来主导叙事抒情本身。从整体上看，小说始终由诗情主导叙述，这样，整个小说颇有气势，弥漫着力量。与此同时，他的小说细节描绘，甚至是书信的运用，我觉得相当成功，特别是“四封女人的书信”，朴实而真情，写得极为感人。（参见《阳光》第271—278页；第412—420页。）
与此同时，从主题上说，《先锋男孩》这首长诗，加强了他的叙述效果。它的节奏和内容，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精神特质也是丝丝入扣。这首诗本身，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事实上，川沙也不隐讳其中的“金斯伯格意味”，但我个人对金斯伯格的诗一向持保留看法，因为在过分粗野的诗情表达中，自然有许多空洞的东西，而且，在情绪宣泄之后，留给人们强烈反思的东西并不多。通过《先锋男孩》，川沙一方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迷狂，另方面也崇尚诗情的野蛮反叛和迷乱，在这种迷狂之中，带有某种理想的东西，属于个体对自由与狂热的崇拜。这种迷狂因素并不好做出清晰的区分，因为任何迷狂皆有激烈的因素蕴含其中，如果调控不当，就可能走向反面。当然，文学艺术本身就是要表达情感，制造迷狂，如果小说家像哲学家的著述那样让人正襟危坐，那实在是艺术的大失败。所以，从我个人的艺术经验来看，川沙在诗情叙述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其次，当下叙述与历史叙述的错综处理，构成强烈对比效果，而且衔接相当自然。长篇小说叙述的成功是异常艰难的，这可以从无数汉语小说的命运可以看出。在我看来，川沙的长篇小说保持了很好的艺术节奏，因为他知道他心中的任务，就是要在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汇中，构造人物的情感发展史和心灵发展史，他从现实时空切入，促使异国情调与故乡记忆交相叙述，这对于读者来说具有陌生感。当然，异国情调只是外在的衬托，因为根本性故事基本上是在中国人之间展开。伍芬虽然是台湾来的留学生，但毕竟在汉语文化的血脉中长大，不可能完全不理解秦田的精神生活与价值判断。不同的中国人，要共同背负关于历史的艰难思考，这是小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川沙不自觉地处处在运用对比艺术结构，在抽象的层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具体的层面上，艺术转换也恰到好处。
第三，恐怖场景与情爱场面交替而行，使小说叙述节奏保持着“必要的张力”。构成川沙这部小说内在张力的叙述，实质上说是恐怖场景与情爱场景的奇怪统一。基于生活自身与接受需要，川沙在这部小说涉及到了“爱欲叙述”，看得出来，他不是为了爱欲叙述而叙述，但是，他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性欲叙述的力量。特别是秦田偷窥到梅姨与他父亲的月夜情欲疯狂，显出变异与凄惨的美感。与情爱叙述遥相对比的是：恐怖性场景与苦难记忆。“一颗永久的手榴弹”，则表征着秦田心灵深处永远苦难的伤痕；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童年的真切记忆不断浮想，让个体生命的无助与卑贱意识在自省中达到不能自抑的地步。在非人性的时代，在无真正法律保证的时代，在只有官僚特权而没有真正公民权利的时代，人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在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中挣扎。川沙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的苦难记忆融合成这一基本叙述意象，在作品中始终予以强调，构成整个小说的中心思想意象与情节冲突环节。所以，他恰当地运用了对比叙事艺术，使得仅有的几处性爱叙述没有游离主题之外，而且给整部小说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第四，方言叙述以及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理解别有韵味。在《阳光》中，川沙始终没有轻视故乡经验，甚至可以说，故乡经验构成了他叙述中最动人的方面。为了恢复故乡经验的原真性，他不仅动用了大量的环境描写，而且还采用方言土语，甚至不惜采用注解的方式。为了达到对巴蜀文化的理解，他插入苏格兰英格兰文化的叙述与之构成对比。重庆是作者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爱恨情仇，由他的长篇小说叙述倾向可以看到，那些方言土语，那些建筑城墙，那些风俗饮食，只要是美丽的，作者皆充满着“温情的记忆”。美丽的人与美丽的事物，在作者那里变成了对美丽故乡的深情怀念，但这也不影响作者对故乡的历史、故乡的人物的批判性反思。那特殊年代的残忍与疯狂，凶暴与反人性，作者更觉得有反思的必要。对于作者来说，没有反思，永守不住美丽，而且，在强权与野蛮下，永远没有文明的日子可以期盼。故乡，特别是那个“三清寺”，在作者笔下既是美丽的记忆，更是无限的精神折磨，甚至要用神秘的惨痛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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