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要写出秦田历史经验中不堪重负的东西吗？有那么多东西他都不能真正面对，他都以肉体反抗的形式非常草率地处理。对于穆英子他也是如此。穆英子的父母亲都在文革中惨遭不幸，寄养在工人家庭。穆英子与秦田两小无猜，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小小的穆英子甚至就立志要嫁给秦田。但文革粉碎她的生活，她的父母为了保护秦清付出生命的代价，穆英子失去家庭，寄养在人家里，在小说中，她似乎始终不知晓自己的身世。回国探亲的秦田发现穆英子已经出落成美丽的大姑娘，但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少女已经堕落，这让他痛不欲生。他规劝她、打她，都无济于事。在一次相互争执中，秦田居然用肉体交媾的方式解决了他的焦虑。徘徊于信仰和精神苦闷边缘的秦田，似乎只有在肉体的行动中才能把历史遗产推翻，才能快刀斩乱麻式的获得当下存在的纯粹性，才能给灵魂以安息的瞬间。
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宗教描写，秦田迷恋的二个女性都向往天主教，梅姨与天主教神父沙圣焕偷情，由此带出了早在秦田少年时代他就接触到西方的天主教，小说不断地思考天主教表达的那些教义对人的精神救赎的意义。也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沙神父自杀，这种描写显然也带有象征性，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基督教对立起来，基督教讲述的仁慈博爱的最后一点火种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熄灭了。小说的另一位女人伍芳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秦田经常随她参加礼拜活动，但他的异教徒或无神论的状态还是让伍芳的教友们忧虑不安。小说中写到米约翰神父不断地说秦田一表人材，言下之意这样的人不信教实为可惜。但那些教义也不时地吸引着秦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参见原书第213页）背负着那么多历史的秦田不断地在思考着精神的依靠，这既是人类性的，更重要和更紧迫的是他这样的中国人的精神依靠。这种思考很艰难也很痛苦。而现实则要他在希望与责任中做出抉择。一边是美丽的伍芳，富有、成功、幸福都摆在他面前；另一面是堕落的穆英子，那是需要他拯救和超渡的。这几乎就是寓言式写出一代中国留学生身处海外的精神状态，穆英子更象是饱含着历史创伤的祖国的写照；而伍芳则是自由民主富裕的西方生活及其价值的召唤。好在这种寓言意图不是太明显，否则真要落入留学生文学或所谓离散文学的老套了。
川沙写作这部小说，正如莫言所说，他怀有野心。他在小说叙事上的结构处理是颇为大胆的，现实与历史反复交错的手法，使这部作品的历史含量相当丰厚，且思想深远。小说几乎写出了中国现代史的深重的政治的创伤，这种创伤投射在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上。在面对新的历史抉择的时刻，这些创伤并没有弥合，需要更大勇气去面对历史，去承担现实和未来。小说的细节也相当出色，尽管有些关键的细节还值得推敲，例如，秦田让黑社会的人去砍薛李的手指耳朵之类；梅姨与秦田发生肉体关系；秦田进入穆英子的身体，以及过多的身体欢娱场面……等等，这些描写都不够节制，也与人物的性格以及小说要表达的更认真的主题不和谐。但有些细节还是相当有特点的。在诗人白桦为本书写作的代序中就提到那个手榴弹的细节，那是很精彩的细节，那棵手榴弹是如此生动地总是滴答作响，少年人的张皇失措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小说的叙事中揉进了相当多的诗歌，看得出川沙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诗人。诗意与小说始终流宕着的那种激情相一致，推进了小说流畅叙事，使历史的背景故事与现实的人物的思绪构成一种内在情感思流，也使这部作品在艺术表达上具有了更加强劲的文学意味。
小说试图通过秦田来揭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中国青年，他们再次经历生活更新后所经受的困惑。纵向的历史创作与横向的世界性诱惑，令中国人要经受强烈而深刻的精神震荡。小说因此赋予秦田宽广的性格力量，从整体上来说，秦田具有不少优秀品质。尽管秦田时常有迷惘的情绪，也有陷入怀旧的伤感之中的困扰，甚至也有浮垮的行为（作者或许也要写出秦田的虚假性），但作者还是要把秦田作为正面的有坚定的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物来写。它有果敢的一面，勇于打断历史和冲出现实束缚，正如他对穆英子的行动一样，他用身体解决历史的难题和现实的痛楚。秦田的精神经历过信仰的迷惘和历史的困扰后，终于回到了责任中，勇气、聪明和坚定最终还是凝取于他身上。这部书之最终取名“阳光”，也在于川沙希望给予历经历史创伤的中国人以更多的明朗、信心和希望。尽管对于秦田寻求的救赎之路的合理性，他的精神动力的可靠性我们还会有疑问，但秦田矛盾与困扰，相当深刻地写出了中国人在当今面临的精神信仰难题，以及他们克服精神困局的自信。在当今中国的小说中，《阳光》不仅直面了历史，也透彻思考了中国当代的现实。它看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作为一部小说，它不可能解决那些精神性的难题，也没有一部作品真的能够完成，但它生动地呈现了如此复杂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它们被历史和现实划下的一道道的伤痛，川沙把它呈现在阳光下，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印记和未来之光，救赎之路不是在外来的宗教中宿命式的预先给定，而是在自我的坚定选择中展开。这就是它在今天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阳光”一定要照彻新一代中国人的自信。
2005-10-17
文学评论家 陈晓明
陈晓明是当代文学话语变革最为敏感而深刻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自己广博的理论视野，超凡的艺术洞察力，激情、雄辩而优雅的语言风格，强有力地证明，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他不仅善于对新兴的文学势力作出准确的命名，更善于在复杂的文化境遇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理论视界和观察方式；即便是在最为矛盾和困惑的领域，陈晓明也能迅速清理出一条明晰而可靠的道路，把文学带回语言和心灵的身旁。尤其是他2002年度出版的专著《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以精湛的笔法解答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同时，也有效地复活了一大批在别人笔下业已死去的文学事实。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人，1990年7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与思潮、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有《无边的挑战》等论著近十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陈晓明一直为中国先锋文学殚精竭虑，他是当下中国屈指可数的能把西方最新文学理论跟中国当下文学创作高度结合起来、加以剖析论述的学者。2002年，他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文学理论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被誉为“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地形图’”。在《表意的焦虑》中，作者抓住“表意的焦虑”这个切入点，审视当代文学是如何“建构”而又“解构”历史叙事的。本书既揭示出那些最有活力的创新景观，也分析那些激进变革所引发的矛盾和困境。
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文学评论家”奖之后，《表意的焦虑》一书备受关注，随即再版。
原载 美国《中外论坛》2006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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