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和”绝对化，是对孔子“和而不同”的严重误读
有的人在阐释“和而不同”时，常征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和如羹焉”、“声亦如味”的话。的确，像五音中的宫、商、角、徵、羽，属于同质内的差异，是“同中之异”，因而是容易调和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差异都能产生“和”的效果，在一首二胡协奏曲中突然插进小号声，在一个欢快的宴席上忽有一人掩面哭泣，差异固然是差异，但形成整体的“和”了吗？许多人还有意无意忽略了另一种“不同”，即异质的、对抗性的不同，比如说一方坚持正义，对方为非正义，就属于这种性质。对于同质的差异，容易通过求同存异而达到“和”；而对于异质的不同，要达到“和”就比较困难，只能根据公理与常识选择恰当的解决办法。许多人在引用或理解“和而不同”时，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了问题的解决。
片面讲“和”，把“和”绝对化，是对孔子“和而不同”的严重误读。孔子讲的“和而不同”的“和”，其涵义中是应当包含着符合公理、道义的原则的；一旦“不同”超过了“礼”的规定性，“和”就失去意义了。孔子生当礼坏乐崩之时，面对季氏“八佾舞于庭”，他曾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伦语·八佾》)的愤激之语，也就不再讲“和而不同”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子又补充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一味地为“和”而“和”，非君子之正道，是行不得的。《论语·里仁》篇记孔子之言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其好恶的标准是“好仁者，恶不仁者”。可见，孔子对他人的好恶、褒贬都遵循道义的原则，他不会以“和”为由回避矛盾，也不会以虚假的、表面的平衡来掩盖矛盾。
●理解“和而不同”不宜用“赋诗言志”的方式
有人提出，孔子的“和而不同”包含着微言大义，也应当能够像《诗经》那样被用于“赋诗言志”，从中翻出新意，虽可能存在纰漏曲解，却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此说似乎有一定道理，旧瓶装新酒也不失为思想创新之道，但是，从语言表达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表述什么内容都适合用这种“赋诗言志”的方式，涉及到比较关键的理论问题时，还是应当把具体涵义说清楚为好——说清楚你所谓的“不同”具体指什么，说清楚这些“不同”对“和”有哪些正面、负面的具体影响，说清楚是“真和”还是“假和”。
大概正因为人们解读《论语》时滥用了“赋诗言志”、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一些人对“和而不同”涵义的理解与阐发，完全脱离了孔子的整体思想，似乎没有善恶美丑，没有“对”与“不对”，只有“同”与“不同”。这种缺乏联系与整体认识的观点，显然没有把握孔子学说的精义，也容易造成某种认识上的误导。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确理解孔子讲的“和而不同”，对于恰当处理不同性质的人际矛盾与冲突，以及建立不违背道义原则前提下的协同、合作关系，都是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作者边家珍 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