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博物馆自身活力的缺乏，其公共教育的职能正被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取代。有网友在微博坦言：“台北故宫博物院不大，但天天开放，每月都有主题活动，三个月展品轮换一次。中山纪念馆也不大，但门口告示牌上写着当天同时开展的十多项展览、培训和市民活动。反观我们的博物馆，光修大楼有啥用？”
事实上，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正更加受到重视。今年上海两会上，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呼吁，中小学校应该充分利用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将博物馆和美术馆拓展为校外课堂。
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这应是博物馆界的共识。郭青生表示：“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世界顶级博物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忘记开展针对孩子的教育工作。经常可以看到咬着奶嘴的幼儿在家长或老师带领下到博物馆去，从最简单的拼图和色彩游戏玩起，从小培养他们对于美的观察和搭配能力。”
在公共教育上，上海博物馆因其丰富的讲座和各种活动，让它在业内有着不错的口碑和影响力。“真正的现代博物馆应该是除了家庭和工作场所外的‘第三空间’。观众在博物馆内，可以面对各种新鲜事物和观点的交流碰撞而产生智慧，所以说博物馆的教育要有一定深度和广度。其实不光博物馆，整个教育也是，教育不光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人观察和思考的能力。”郭青生说。
不同于上海博物馆的国有性质，位于天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因其民营公助性质，需要有更大程度的活力和创新精神。而普及公共教育，则是创新的重要一环。据白丽华馆长介绍，举办金融专题展、少儿理财训练营、大师讲坛和大家讲论、口述金融史、读书会，都是博物馆在公共教育上的尝试。“博物馆与公共教育的关系可以用‘各负其责’来形容。金融博物馆所进行的教育和普及，是有意识地和其他类型的教育存在明显的错位，追求差别化。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而不是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教育形成竞争。”白馆长告诉记者。
捐赠机制的缺失
对博物馆而言，藏品永远是最重要的硬件条件，而一座博物馆的建立，往往离不开私人捐赠的支持。但近些年，总体来说，公立博物馆的私人捐赠却与日俱减。广东省博物馆几年前建新馆，用五年时间征集文物，愿意捐赠文物的藏家却“屈指可数”。
另一方面，私人捐赠是建立在“博物馆是文物最好归宿”的基础上，但不断发生的博物馆文物被毁或丢失事件，也让一些藏家心存隐忧。而由于国内捐赠制度的缺失，也会出现藏家想要捐赠却无处可捐的尴尬情况。
在分析捐赠减少的原因时，郭青生表示：“首先，现在社会上流散文物的确不如解放初期那么多了，很多重要文物已经进了博物馆或被财力雄厚的藏家收藏。其次，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文物的经济价值，也不太爱捐了，我们也能理解。捐给博物馆，博物馆最多给奖金，但他捐的文物可能能买好几套房。第三，博物馆自身信誉度高才行，上博近两年来接受了好几笔海外捐赠的文物，有国外藏家去世后表示想把文物捐给祖国，那他的子孙就要回国考察，看哪一个博物馆能善待这些文物。不同博物馆接收到的文物数量，相差是很悬殊的。”
事实上，私人捐赠是博物馆藏品最主要的来源。而对于捐赠者的奖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通过制度来保证。譬如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登录保存处施佩莹曾介绍，除南迁文物外，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当数量的藏品来自受赠，台湾法律中规定，捐赠者和机构会获得减免税捐的优惠，但博物馆不会再给予捐赠者任何物质上的回馈。德国则规定：对用于公益目的的捐赠，在全部收入的5%以下或是年营业额的2%以下，可作免税额扣除。
此外，除了藏品捐赠，一些地方的博物馆还能得到资金支持。很多国家的企业和个人都有赞助博物馆的传统。“中国的慈善家很少有资助博物馆的，但西方国家的慈善家可能马上就想到做博物馆，这是文化问题。西方国家有文化基金会，也有企业赞助，在税收里也有一些赞助。比方说企业赞助了博物馆之后，赞助金可以抵消一部分税收。”郭青生说。“应该说，博物馆尚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关注，中国缺少博物馆文化。”白丽华馆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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