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正在进行——科学与文学双峰并峻，试图分享各自的奥秘，构架严谨和浪漫之间的彩虹桥。这一天，91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数百名莘莘学子聚首燕园，探讨梦想和奋斗，探讨如何看待“诚”与“信”，探讨对美、哲学、信仰、价值的认识。
为这场思想盛宴穿针引线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范曾，他作为主持人用充满哲思和趣味的语言，钩沉千百年来艺术的修为和科学的秘笈。5月19日，在京郊范曾画室抱冲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范曾，字十翼，1938年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江苏南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他在逃难的途中呱呱坠地，在苏北农村度过颠沛流离的儿童时代。他最朦胧的记忆，便是与一大群衣着褴褛的孩子围着木窝玩，玩具就是手中的土块和石子，以及一条温驯的大狗，与他分享手中干硬苦涩的饼。
抱冲斋的一壁，是偌大的立面画案。虽未见证范曾挥毫泼墨，但画案所透露的主人的意气风发、磅礴气势可见一斑。
岁月的风轻轻拂过，留下先知先贤的空谷足音。在墨迹斑斑的画布背后，似乎有无数的身影在跃动，他们长袖舞动，衣袂飘飘，裹挟着数千年的烟云浩渺、风雷激荡。在这里，刚直不阿的钟馗、清静无为的老子、仙风道骨的庄子、高标自持的屈原、建安风骨的曹操、倜傥风流的李白、沉着雄浑的杜甫、慷慨悲凉的苏东坡、疏淡峻逸的柳宗元、嬉笑怒骂的蒲松龄、豪放不羁的曹雪芹……恍然可见他们倜傥的身影，听到他们朗朗的笑声。毫无疑问，范曾在作画之时，将自己也画了进去，他忘不了成长中的青春恣肆、苦难中的坚韧不拔，也忘不了狭路相逢的寒霜、华山论剑的雄心。
抱冲斋窗外，一棵千年老槐树开枝散叶，绿荫蔽日，这是他从山东被砍伐危境中挽救而来的“鲁槐”，阴对阴、阳对阳，精心栽种。草木有情，它以葳蕤葱茏的生机，回报范曾。
午后的阳光从老槐树的枝丫间筛下来，在抱冲斋投出斑斑驳驳的影子。沉香氤氲弥漫，绛墨醉意缭绕，我们的谈话随意轻松，范曾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妙语连珠。对晚学后生，他儒雅谦恭、文质彬彬。然而，谈到美术的现实与历史，他顾盼自雄、傲视古今；话说文苑的恩怨与是非，他鞭辟入里、略无恕词；论及命运的丰富和沉重，他直抒胸臆、沉吟不已。范曾曾经写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文中剑气，力透纸背。“我保持为人的尊严，自重者人恒重之。”他说，不加掩饰的狷狂扑面而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斯人之谓欤？
记者：范先生，很高兴有机会与你面对面谈话。鉴于你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以及评论界对你的评价和争议，我希望在提问中保持对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时，也保持我们的尖锐和锋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么可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学问之道。我今年75岁，在这个年纪，早已“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邀请杨振宁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报已有报道，无须我赘述。我举行过很多次和一些高人达士的对话，比如，我曾经和杨振宁在新加坡有一次关于“美是什么”的一个讲座，我认为美术界不少人其实不懂美，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比如，我还曾经同数学家陈省身同台，讲“绘画与数学之美”，同哲学家杜维明同台，谈过“天与人”。我想我们需要多些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认知，这是我们对于艺术与生命认知的力量之本。
记者：你在《警世钟》一文中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21世纪人类将会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谐”。你是一名艺术家，为何将视野放大到这样广阔的领域，关注超乎美术之外的诸多话题？
范曾：要求六七十亿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种制度、信仰和宗教，无异于痴人说梦。祈望平安快乐，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所说，宇宙是六声部的大交响。这大交响带给人类的应是安谧和宁静，这是对人类的无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这不言、不议、不说的宇宙，以它横无际涯的广大慈悲，带给人类善意和恩泽。
记者：我理解，这是一种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的伟大境界。你想表达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复作用。
范曾：老子讲过，“反者道之动”，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化复兴也好，回归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状态下的一个必须的、基本的过程。老子曾经说过“静为躁君”，意思是宁静和谐是万类的主宰，它足以使烦躁和不安降服。当浮躁统治人类的时候，会失去根本之性，心灵失去了主宰，所谓“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地球将会变成一团乱麻。
中国先哲崇尚自然，视之可见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见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还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变的根本道理。这道理布之弥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人类有限的历史和个体有限的生命，那是永远无法穷极的藏得太隐秘的“理”之所在，这“理”给人类恩泽无限，永无尽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记者：《易干凿度》记载，“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你取字为“十翼”，显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谓一家之言，就是独特的见解、独立的判断、孤踪独往的坚守。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宇宙和人的关系，可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源头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交称为中国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讲当时没有战伐、没有杀戮，而是指人们的思想比较贴近自然。
记者：中国古代的种种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献或后世诠注中都显现出横空出世的状态。学者努力尝试解读虽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没能作出理性的结构和架设。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逻辑，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经跟惠施辩论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讲的是物质的分割性。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国，毛泽东就问过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吗？杨振宁说，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这个朴素的想法在中国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过，但是他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家”，也就是逻辑家。遗憾的是，这个逻辑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比如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数学的核心就是逻辑学。中国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它都不能算作是数学，而是一个算数的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缺乏逻辑特质，这已经是不争的憾事。
记者：艺术占据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你笔下的人物与你有怎样的关联？似乎是你经历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范曾：的确如此。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不朽的历史、文化。人们喜爱我的画，那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19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鼓励我勇猛精进。
记者：郑欣淼曾经高度评价你的艺术创作，“诗魂书骨，大美不言”。你的绘画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美术传统对于你的影响与观照？
范曾：我认为，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迈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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