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具有一种“大当代观”是中国美协副主席、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的策略。他指出，我们很长时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主要是沿用西方概念，沿用国际带有风向标的概念来审视当代艺术。因为形态、风格、语言各方面的交叉性，当代艺术与传统的关系是既继承又突破，它与国际既关联又自主，这些复杂的状况需要我们在面对当代艺术时有“大当代观” 。既把当代艺术放在整个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包括经济建设、国际地缘政治等大视野中观察，同时对当代艺术的本体也要有大的视野。
范迪安的“大当代观”也包含了时间和属性的关系。当代艺术发生的契机有时是一个时间节点，具有历史价值，比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美术思潮和一些先锋性艺术探索，应该充分承认它时间点上的历史价值。但今天情况起了变化，因为今天中国社会不是一般的开放，而是全面开放；不是一般的融入全球，而是全球化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本、一个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优先性或者滞后性可能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反过来对问题展示和解决的深度成为评判艺术当代性的重要标准。
与许多专家看法不同，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敢眼里，当代艺术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其实当代艺术是中国人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跳进去把自己弄得很窄。大家把这个东西想得太复杂了。 ”再过30年的“当代艺术”是什么？30年前的“当代艺术”又是什么？他认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变动的概念，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个概念的本身，中国画、写实主义绘画等，凡是好的艺术都可以称为当代艺术。
中国立场？
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东方版本，但又不乏超越的探索。这些探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和存在的理由。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之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关键何在？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有两点很重要：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更多的状况是当代艺术在中国，正处于如何向中国的当代艺术推进的关口。“当代艺术存在一个中国的文化自我表述问题，即中国特色。当代艺术的时间非常短，而且情况非常复杂，宽一点说是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我们在各种思潮的裹挟下开始了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包括80年代那种现代与当代混杂的、纠结的状态。当代艺术概念首先是开放的，边界不清晰，包容性很大，但又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评判，这个内在的精神与价值评判可能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我们现在要向中国当代艺术转换，就要面对去西方中心的问题，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立场，进行文化主体的自主性表述。 ”郑工觉得，当下的“概念漂浮”跟话语的活跃状态是相关的，具有两面性。如何纠正？关键是概念和话语要落地，就是“本土化” 。如何落地正是话语转型的问题。
“很长时间西方或者国际上对中国艺术始终停留在‘符号中国’层面上，而我们希望对中国艺术能够评价为‘主体中国’ 、‘自性中国’ 。我们不会简单地说只是让中国艺术参加一种国际合唱，而应该在里面有自己的个体形象，个体的作品等等。在一个扁平化的平行的世界里，确实有谁先言说、在哪里言说和言说什么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无论在观念上、技法上都应该有自己的言说。 ”这是范迪安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文化心理上找到自己的立场，我们就会在中国自身的现代历程与当代发展之间、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之间持续焦虑。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当代艺术实际上在不同语境上有宽窄两个层面所指：窄的范围是指国际主流对当代艺术这个词的理解。较有代表性的就是798、就是宋庄、就是国际上的很多双年展所展现的那部分艺术形式、艺术理念和艺术语言。而比较宽的概念则是一种中国立场的阐释。中国当下百花齐放、蓬勃繁荣的多种艺术形式，都属于当代艺术的大范围。
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表示，从30多年前中国艺术与国际“相遇”到今天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与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早已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自力更生的民族性经济向全球化经济剧烈转型之中，古今中西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并存，彼此碰撞，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一种观念多元并存等当代特性，因此明确艺术真谛，表现时代主流价值当为中国当代艺术之本。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离不开中国的大背景，离不开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文化背景、文化传承、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欣赏习惯等，艺术的受众是社会各阶层人民，艺术为人民不是一个口号，当代艺术应更具有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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