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之后，掘金者、想要成名的艺术家、想为自己创作找个安静之所的人都涌向宋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活圈，宋庄自然产生了分化，艺术家的不同趣味也促成这一结果。杨卫发现，今天的宋庄分了很多圈子，但在外界被人谈论的还是主线上的艺术家，不超过20个人，“所有进局的人起初都只在最底层”。
2011年来到宋庄的艺术家李永庚对这儿抱有希望，他的作品很少卖出，也与当地的知名艺术家少有交集，唯一一次，是朋友组织了几个年轻艺术家带着作品到某位宋庄“元老级”艺术家的家里，让其品评作品。
他身边已有朋友离开宋庄，因为他们无法在这儿获得自己期望的人脉和成就。
“大家看到的在宋庄成功的艺术家，都是来宋庄之前就已经获得成功，光环不是宋庄带给他们的。”艺术家祁志龙如是说。
但恰恰是那些成功艺术家给其他人带来了一种错觉：宋庄是成功的发端。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集聚地，宋庄的艺术样态已十分丰富。杨卫认为，宋庄格局已经形成，新的艺术家进入后只能对号入座，很难成为代表。并且那些成功者的艺术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后来者。“这是时代的悲剧，艺术的悖论”。
无法超越，还与时代背景相关，伊德尔认为：“我们那代人的困惑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你的艺术或对文化价值的判断，与所受教育之间的矛盾。现在更多年轻人被物质束缚，所以，有些艺术家会把对物质的困惑当做对文化的困惑去表达，力度不够。”
宋庄的20年，“土”与“金”并没置换，但它允许有人在这儿“做梦”。
已有的金顶不可超越，似乎已成既定事实，同时，杨卫表示：“悲观地说，对于艺术来讲，不光在宋庄，整个中国，产生最有张力的艺术作品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甚至中国的前卫艺术运动也已经到此为止，以后再出现，可能是另外一个艺术浪潮。”
两种未来：艺术还是产业
“起初大家认为一帮没技术、胡子拉碴，住在农村的人与高雅是不沾边的。”伊德尔记得当代艺术没被市场认可时，没人想过它能卖钱。
“从我毕业到现在20多年，目睹了市场的演变。刚毕业时梦想着能到一个单位，跟自己的专业有关，偶尔挣点稿费就是理想状态了，没想过自己的作品能走进市场，还能拿它换钱。”张林海也曾认为卖画挣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
2006年，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上，画家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以接近最低估价4倍的97.92万美元成交，这震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界，也不可避免地辐射到宋庄。
祁志龙记得2005年之后，很多地方画家大量涌入宋庄，他们认为机会来了，到了之后才发现，除了要支付生活成本外，一无所获。“艺术家的商业价值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不是赶集。以赶集的心态做艺术，不可能成功。”
而宋庄也借着艺术家之名迅速成长。方蕾说：“在2005年以后，诗人、电影人、音乐人、独立纪录片导演、建筑师也加入进来，现在，宋庄艺术家集群不简单只是‘当代艺术家’的群体，更是一个大的文化集合体。”
“此后，与艺术无关的东西也进驻宋庄，这可能是一种‘配套’。”张林海记得小堡商业街建起来后，这里的商业发展便一发不可收。
在杨茂源看来，如今的宋庄已形成链条式的结构：“许多农民转而为艺术家服务，做画框、餐厅、超市。原来的产业逐渐转型与艺术相关。现在产业在逐渐健全，与艺术家相生，如果艺术家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要重新考虑转型。”
宋庄的未来谁也没法估量，但宋庄产业化后，大量艺术家可能会被逼退。
“被逼退的将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富有的，嫌宋庄太闹，还有一类是贫穷的。剩下的可能是‘生产型’艺术家，其作品可以成为产品重复生产，能结合宋庄产业升级的艺术家将会一直存在。”杨卫称，只有早期的宋庄不可复制。“经过这几年折腾，人心也散了，对我们这批人来说，在宋庄的使命可能已经完成了。更多成名的艺术家关注宋庄之外的世界，与宋庄几乎没有‘往来’，甚至不在这里吃饭。”
“艺术家的功能可能就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变成一种‘时尚’，而这种‘时尚’你消费不起，只得离开。”作为宋庄的艺术家，伊德尔对这样的转变并不抱怨。
至于在如此境遇下，艺术是否能保持纯粹，方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现在这个年代再谈纯粹，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做这个展览也是希望大家都能面对自己说话，重新审视自己。”而在她看来，“我们”就是宋庄的一段历史。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展览，在宋庄美术馆的展厅中有一台面向街道的电视，昼夜不关，里面循环播放一部关于宋庄20周年的纪录片，只是，闭馆后，隔着玻璃墙，路人只能看到那一位位参与宋庄历史的艺术家在“喃喃自语”。
(原标题：宋庄二十年，前卫艺术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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