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却在共产国际的外来影响下被彻底摧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加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从军事、政治斗争开始一直延伸至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中国民间的宗法制度成为革命对象，乡绅阶层成为革命的敌人，民间宗教、民间习俗，甚至家庭观念都必须移风易俗，“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纵观全世界，有各种政体的国家，但从来从没有过如此彻底的破坏。前苏联曾经历过斯大林极权时期，但民间东正教尚存，比如苏斯达尼亚村，其教堂保留之完好至今让人羡叹；缅甸长期为军政府所统治，但其民间生活并不受政治干扰，比如普干地区万千佛塔的保护，就完全来自信徒的作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大陆这样全面、深入地剥夺民间社会的文化权利。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因其社会管理有所自治而得以多少保留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之外，其他地区特别是汉族地区早已失去民间社会及其文化生成机制而变得最没有文化特点。我们口口声声说要振兴中华文化，除了外来的政党意识形态，大陆还有真正存活的中华文化吗？也许日本有、韩国有、台湾有，但中华文化诞生之地的大陆却没有。新左派强调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根基，不重建中国民间公民社会的文化权利，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以及所谓另类现代性何以生长？“中国特色”这话仅仅是说说就可以做到的吗？它必须也只能在民间自由、自发、自主地生长出来。所以，中国必须致力建设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公民社会，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左派种种言说，如果不以此为前提，不过是苟且偷生的借口和乞讨生活的手段罢了。
建设民间公民社会的要义，一是教育二是法制，实质上是民间传统社会渐进现代化的过程。用公民教育取代臣民教育，用现代法律制度改造传统宗法制度，才是中国人和人际关系的真正现代化。这一过程绝非革命所能完成，也绝非一个政党所能控制。还教育于民，还文化于民，还艺术于民，还社会权利于民间，才能真正实现新左派所向往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延续性发展的愿望。如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和真正的新左派完全可以殊途而同归。一个合理的社会，不仅要以个人自由优先权为前提，而且要有反对党或反对派或公共舆论、公共媒体及独立司法的监督，更进一步，还必须让政府和民间分权分治并依法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从这些共识出发，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或许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分野而又互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
从历史脉络来看，八五新潮美术不仅以重建民间艺术群体的方式挑战一统天下的官方美协集权体制，而且接续早期前卫艺术对自我表现即个体价值的强调，再度改变当时乡土绘画重返官方集体主义的趋势，真正开创了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现当代艺术创作。而个人自由优先的前提，正是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当代艺术的吊诡之处，在于官方尚能以开放姿态和利益诱惑瓦解民间。这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以国家战略和文化产业招安，可以奏效一时，但难以抵挡民间公民意识的增长及其相应的权利要求。再严厉的审查制度在面对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时也将是如鲧防川，难以阻挡历史潮流。国门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上，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已成历史必然趋势。艺术家和批评家要做的事情，无非是以自己的工作推动历史改变，为所处时代留下真正的、个人的、具有创造力和思维智慧的精神印记。对此徐冰有言：“如果你这个人没有感觉，你对生活很满足，或者你觉得生活中没有问题，你这个人就不会有创造力。”(引自**艺术网文《创造力从哪来》)
在纪念八五新潮美术三十年之际，重温勃勒东1930年在《超现实主义第二次宣言》中说过的话，也许不无益处：“我们反对任何一种溺于诗意之中的麻木不仁；反对以艺术为消遣；反对旁征博引式的探讨；反对纯粹的推理。同那些养精蓄锐、不肯动脑筋的人——不管他们表现得器量狭小还是气势恢弘——我们不愿有任何共同之点。任何背弃、任何逃跑、任何叛卖都不能阻止我们去结束这一套混账制度。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将之抛在一边的人，当他们独处时便变得失魂落魄，只能采取最卑鄙的伎俩，以便在现有秩序的维护者那里重新得宠，而这些人都是竭力主张思想一律的。”
超现实主义曾经让八五新潮美术的参加者受益匪浅，甚至是其中某些人艺术成功的基石。关键是成功之后如何作为和作为如何。时至今日，对中国当代艺术伤害最大的其实并非官方，也不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辖的审查制度，而是不顾一切的艺术成功学。中国美术江湖有如梁山草寇，“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只管图名图利。如此风气昭示后人，当代艺术之人文理想、价值诉求和精神解放作用而今安在哉？
——北京雾霾正笼罩着许多已成功和想成功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除了成功之外，当代艺术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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