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庄子亦云：“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在老、庄看来，五色、五音、五味等令人心跳的人间享受，其实都是对人的挑逗和诱惑，应该拒绝物质和精神的诱惑，满足于清淡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们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生哲学，认为只有在心中保持冲淡虚静的境界，才能永远知足常乐。这一世界观正与佛教的出世观念。与佛教所设想的境地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比较适合尘世间士大夫的口味，体现超凡脱俗的高雅，这也与印度佛学的禅宗思想是相同的。
远古的中国画其实并不是水墨画，而是彩色的。不论是六千年前彩陶上的纹饰，还是商周壁画上的彩色图像，都是彩色的。这种情况一直到出现战国秦汉时的壁画、帛画，依然如此。魏晋南北朝阶段的绘画现象主要是新疆地区如克孜尔、西北地区如敦煌的大量佛教壁画、帛画、卷轴画，各地墓室壁画，也都无不是彩画。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也是美术史论史上最早最完整的文献如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评论标准的著述《画品》也都对色彩的问题有着详尽的记载。而在《画品》中，齐梁时的宫廷画家谢赫首列中国第一部绘画评论标准的“六法”，“六法”中第四法即为“随类赋彩”，而完全没有谈墨的问题。到唐代，整个绘画系统都是色彩的天下，以致当时绘画的代名词就是“丹青”。水墨后来成为传统绘画的主流样式是从盛中唐之际开始的。
中国的水墨画是从哲学中生出的。另外，这种最为元初的水墨画样式又与禅学相通。因为“禅”即“静”之意，即静中修炼，静中思虑的意思。故后世的禅画也只能用水墨而不能用彩色即此。这样，以水墨为基本表达方式的全新的绘画样式就在中国古代社会由盛至衰的转折中，在由崇高向优美，由辉煌向清冷，由灿烂向平淡，由华丽向单纯的审美风气的变化中诞生了。晚唐朱景玄把这种包括王维泼墨画风在内，超脱于传统设色画法的新画风称作“逸品”。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这种在哲学思想运用于绘画中，就形成了以黑白两色来描绘世间万物的特色，仅黑白两色就可以表达天地间丰富的色彩。整个绘画尊崇的是与哲学体系中相同的本体，以黑白代表阴阳，阴阳相合以成万物，黑白相承以绘宇宙万物。技进于道是中国古典山水一以贯之的核心诉求，追求内在的超越是传统山水画家融合了儒道释诸家思想后体证的心得。因此，在表现形式上，绘画形式的分析和综合，绘画创作的得意忘形，最终成为画家理想的桃花源意境。从超越时空、绘画本体以及画家有限的生命角度，在水墨创作的工夫修炼中，上升到一种天地境界和人生境界圆融的审美观照，这正是水墨的体悟之道。
黑白的审美概念是一种人类的朴实直接的审美情感，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情感体悟，人类直觉理性的一种自然表露。在人类长期的生活发展历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眠，这种黑与白构成了人类视觉的基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直接体验。在人类最初归纳总结自然与社会规律中，黑与白成为最基础的概念之一。黑白二色的变化因此自然地建立在人类的原始感觉上，并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感。这样的审美情感是人类对于宇宙自然理性和感性的抽象概括，并为中国艺术的从形象到意象的演变打下了基础。
(四) 水墨营造冲淡、空灵、虚静、玄逸的境界
道家尚黑色，认为一切颜色皆从“玄黑”中生长出来并以黑为显在条件。道家以“清淡”为宗，崇尚玄黑，反对五颜六色的绚烂之美。老庄精神浸入中国绘画领域，尤其是山水画受道家思想和玄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墨代五色，也正是这种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之一。所以，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玄”乃是道家学说的归源之地，玄即是黑，也即天，墨色就是天色。是颜色中的王色、自然色、母色，它是可以统治其他颜色、产生其他色感的。《山水松石格》——书中提出“高墨犹绿，下墨犹赪”，还提出“破墨”，即水墨渲淡，与今天我们所说墨之浓淡与之相“破”的破墨不同，而是浓墨中掺加清水，因加水量的多寡分破成不同层次，然后用不同浓淡的墨汁去渲染出山石的阴阳向背、高下凹凸，在理论上已经奠定了以水墨代五彩且成为水墨山水画的基础。
从佛教与老、庄思想、魏晋玄学的结合开始，到中国式的佛教——禅宗正式建立，宗教与哲学合力更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适合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同时也日益在士大夫心目中确立了以自然、适意、清净、淡泊为特征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这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观对中国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道家思想与禅宗的相通，使禅宗在士大夫那里留下的是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与自然淡泊、恬静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往往是相连的，禅宗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一种清、幽、静、雅、寒；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静幽远的闲适之情，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无论在唐诗、宋词中，还是在宋、元、明、清的绘画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暮色如烟、缥缈氤氲的自然的静谧和面对空寂的宇宙而抒发的内心淡淡的情思。这种情思是士大夫与宇宙、自然之间感情的融合和心灵的对话，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自然地从胸中倾泻，写成诗、画成画，在这些诗和画中凝聚了一刹那间心灵的全部感情和眼、耳、身的全部感觉。这种包含了自然、恬淡的感情与静谧、空灵的物象的艺术境界，我们称作有“禅气”、有“禅思”。因此，“诗不入禅，意必肤浅”。诗贵有禅思，画贵有禅趣，常常用诗比禅，用画比禅。与这种幽深清远、宁静的环境和恬静的心理相适应的色彩是恬淡的黑、白等色彩。他们承袭了道家的色彩审美观，厌弃五彩缤纷的鲜艳颜色和引起人情欲或感官追求的绚丽的色彩，而选择了墨色，也即玄色。
中国的禅宗是在印度禅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融合了中国式的那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往复推衍的思维方式。并且还融会了印度佛教其他方面的种种理论，并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精致的世界观理论，又具有与世界观相契合的解脱方式和认识方法的宗教派别。禅宗讲究万物同一，梵我同一，心物同一，一切皆空。禅宗的影响在中唐以后已经超过了老、庄、玄学及道教，并且把老、庄思想的一部分精华包容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去了。经过唐、五代与士大夫的互相渗透，到宋代，禅僧已经完全士大夫化了。他们一起历游名山大川，结友唱和，填词写诗，鼓琴作画。宋代许多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十分密切，如苏轼、程颐、黄庭坚等。而他们在绘画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代绘画，精致含蓄，富有寂静、安宁的空灵韵味，长于悠远含蓄的意境表现，正是宋人那种细腻内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心理性格的外化。而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观和追求清净解脱的生活情趣，正好成了这种心理性格的基础。
文人士大夫向禅宗靠拢，禅宗的思维方式深入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使中国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强调“意境”——即作品的形象所蕴藏的情感与哲理，越来越追求创作构思中的“凝神观照”与“沉思冥想”。唐宋以后，诗越写越凝练：画越来越偏向于简约，画的空白越来越多。笔意越来越草率粗放。简练含蓄、不露声色的山水诗与笔意疏放、意境萧瑟的水墨山水画占据了中国士大夫诗画的主要部分，成为文人诗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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