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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评论应谨慎发表
艺术家们会因此受伤
有时候，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可能在公开出版物中遭到负面评论，但随着艺术家持续曝光，对其艺术成就的欣赏会随之而来。布兰森回忆说：“当我在1983年第一次看到大卫·帕克的作品时，我写了一个简短的、相当负面的评论。等到帕克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回顾展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芭芭拉·克鲁格则是另外一例。最初几次，我看到她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被它迷住。而现在，我也开始喜欢她的作品了。”
另一位艺术评论家金·列文也有同样经历，她曾在《乡村之声》上强烈呼吁观众“抵制”美国画家约翰·卡林的首展，对艺术家对老年妇女的描绘表示震惊，称其“太可怕了”。而后，当卡林2003年的回顾展在惠特尼美术馆举行时，她依然持有保留意见，但也开始改口称赞他的“勇敢姿态”，并授予他这个时代“首位矫揉造作者”称号。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奈特记得自己曾对“Helter Skelter：1990年代的洛杉矶艺术”的群展中南希·鲁宾斯的作品大加斥责。
1992年时，他写道，鲁宾斯的“毁坏的移动住宅和热水器堆积如山，以笨重之力试图给观众以惊吓，但其影像转瞬即逝，无法让人产生共鸣”。16年后，他依然发现自己对这件作品无法忘怀：“我曾经斥责这件作品只是一时的讨巧之作，但时至今日我自己依然对其不能忘怀。”后来，鲁宾斯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广场上安置了一件巨大的作品，奈特称赞其“怪异而美丽的力场”，“它让我每每经过都会产生强烈的兴奋感”。
奈特吸取了起初妄下断言的教训，他写道：“艺术是一种经验，当它呈现出来时，需要的是信任。理解它，才能做出更好的评论。”
另一件震动艺术界的观点更迭发生在2009年纽约高古轩画廊的毕加索展览之后。该展览呈现了艺术大师晚期的绘画和版画。1970年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和约翰·伯格曾对大师最后几年的创作大加批评。当时，休斯在《时代》周报撰文表示：“很难想象，这么伟大的画家会画出如此草率和肤浅的涂鸦，即便他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1984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为毕加索举办回顾展时，他的观点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好的作品很不错。他们用一种离奇的方式刺激着视觉，让人惊讶。”
2009年的展览呈现了毕加索1962年至1972年间的上百件作品，很多评论家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中有一些人对于毕加索最后时期的作品不以为然，认为它们是怠惰和马虎之作。”施杰尔达写道，“我们忽略了评论的对象……毕加索再次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粗暴地对待媒介，是为了使其获得新生。”
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负面的评论应该谨慎发表。“如果要一个评论家去谈论他们了解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件很尴尬的事。部分原因是，即便是著名的、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也会因评论家的观点遭到伤害。”身兼艺术家和评论家两重身份的普拉根斯对此深有感触。
“1956到1962年，我在《艺术新闻》做评论时学到了一件事，”桑德勒回忆说，“人们总是会拣重要人物攻击，而不屑于应付无名小卒。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一定声誉，你只会与他们擦身而过。”
(据《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作者安·兰迪系《艺术新闻》杂志撰稿人)
(原标题：艺术评论家为何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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