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那你在上学期间也属于半工半读？
文：是，学费是免费，但生活费得自理，自己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自己还是要找点有收入的事。在国外，画画材料特贵。吕佩尔茨说，“绘画是奢华”。好像陈丹青也说过，“在国外有了第二次做人的壮举”，初到国外，一切都很难。
夏：我看到你这个作品里面，因为谈到比如说你跟你导师学习，你导师画的时候用的是厚颜料？
文：对。
夏：所以你作品跟你导师之间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文：当时一个20岁的小伙子，可能最重要的也是模仿。可是不久就开始试着去质疑去否定，其实现在的创作也是不停地否定我自己。
夏：对，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文：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大幅，我特犯愁，没钱还要画大画，又大又厚，说到这，有个故事不得不提，是我听说的。有人去美术馆偷名画，偷来原作之后就在原作上再画三层同样的画，之后悄悄地挂回原处，转告馆长是假画，不信用高科技，高科技只看到前三层，第四层是看不到的，果然被断定是假画，赶紧低价处理。偷画的人洗掉上面三层颜色后用便宜的价格买来了合法的名画。哈哈，这个故事对我后来切割作品系列是有启发的，至少对作品形式。
夏：其实在绘画中，颜料本身也是用来造“假”的，也是虚假的，艺术家用它来叙说“真实”的东西。
文：我每天一遍一遍重复地画同一张画，画的非常厚，前边的都成为过去、历史，你将再也看不到原来的它，当我把它再切开的时候，背后的那种虚假性和绘画的技巧性，都得到一种破坏，得到一种新的反思，慢慢地我有了新的兴趣。
夏：但在一开始实验的时候，直接切割，破坏了作品的绘画性，视觉效果会不会显得太机械化或者很乱，缺少了手工涂抹颜料的温度？
文：是的，从前的语言都消失了，这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兴趣，不光是一味地把一张画去画厚，当然它只是个手段而已。但是当我去切它的时候，我发现了实践上的问题，这也给我艺术观念上提出了新的问题。怎么切的问题，切开的是什么？是不是有新的视觉性？
夏：所以你把颜料冰冻起来。
文：后来我让工人做一个很大的冰库，零下30度，我再把画完的画放进去速冻，虽然油画颜料大部分都油，可是这些油的物理成分有很多的水，那么拿出来在短暂的时候它是硬的，我再切它。
夏：如果你全是“冰块”的话，切出来会太机械化，但是现在切出来的视觉效果不错，像是手工制作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文：我也并不想把它作为完全依赖机器的过程，我想赏识着找到一种手工性和机械性的对抗，一种矛盾和冲突。同时切又是再创作，切割的时候，我和助手会把画推来推去，让刀来回切割深一点浅一点，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构和不同的节奏。
夏：某种意义上说，你发现了属于你自己个性化的新的绘画方法。
文：呵呵，有人说，当代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像是狗撒尿，像个性化地占地盘。我确实一直在尝试找到新的语言、新的方法，当然这个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跟我的经历有关，跟我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以及关注点是分不开的。
夏：这确实是你的创新，但是切什么也是你面临的问题。
文：对，你说的很对，回国后我一直在寻找如何用我的语言言说中国的事情，时空不同，艺术的内容也肯定会有所变化。
夏：其实像我的职业，策展人，也要主动，跟艺术家也一样，去“创作”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有关系的“作品”，即有意义的展览。这么多年中国也变化的很大，自身的问题特别多，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应该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当代艺术早就不是审美范畴的事儿，它属于整个社会、文化，它可以关心一切也应该去关心一切。
文：理所当然，中国仍然是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艺术的发展也会被社会推崇。要真正了解或探讨这种变化的含义其实非常难。
夏：回到作品，看你的作品，90年代时候有点具象，颜料也不是很厚，后来是越来越厚，中间也有一些其他尝试，以及近来更厚之后的切割。我看到你在德国时期的几个作品，里面充满了自己的情绪，艺术家在创作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摆脱心里的困境的影响，否则做出的作品也是空洞的。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猜想你在德国时候的困惑。
文：开始切割实验是对我自己和作品起了很大的延伸，颠覆自我。被切开会是怎样？我把它切开，不让它再厚，厚作为我的工具，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灵感和暗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困境。画画过程并不轻松，有时会非常艰难，也非常焦虑。
夏：现在你回到国内时间不长，但好像你适应能力还非常强。
文：我们那时候出去，不断的要适应，我们回来以后中国又变了，又重新开始适应。
夏：从你的作品图录看到，你的切割的作品是从06年开始的，不过数量很少。
文：一幅画要画到可以切的地步常常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有时候没有切好，画就废了，前功尽弃。到现在留下来的数量的确不多。
夏：但是回国之后，我发现你在方法上越来越得熟练，技术上的程序也越来越完整，而且也花了更多精力集中在这个系列的创作。
文：回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个系列作品，也不像在德国那样生活节奏非常有秩序，生活工作更随意一些。 另外，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快”，做事效率也很高，于是我的“切割机”很快就实验出来了，也无形中也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考。
夏：具体说，你回到国之后，你的绘画题材上有没有一个变化，或者有一个什么思考？
文：触景生情，呵呵。回国后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的东西，很多问题。有些东西我自己也在慢慢琢磨，让它们在我的作品中慢慢去呈现。作为艺术家，我觉得对问题的切入点比解决问题本身更重要，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我也一样，我会用自己的语言逐渐地关联起中国的社会现实。
夏：你的简历上，对旅居国外期间的展览似乎没有怎么写。
文：我这几年的作品有很大的改变，之前在国外的很多小展览，也没啥意义，我觉得没必要写。现在我的简历上写的都是回国后的新的展览。
夏：从你早期作品到现在，我能看到你整个创作过程是很真实的，跟你的经历息息相关。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偶像和永恒都被摧毁了。每个独立行走的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艺术家也不例外。但是仅仅从作品看，如我之前说的，你还是个老实人。情绪，以及你对艺术技法和观念的思考都反映在作品上。你做了很多实验，在做切割系列之前有《向方塔纳致敬》和向你的导师致敬，这可以看作你反叛过去的节点。
还有个问题，在德国这么多年，文化差异的冲突，有没有在你的作品里，我很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
文：我是出生在甘肃，祖籍山东的德国海归，文化差异和我息息相关，真是感触很多。我出国比较早，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德国和我们差距非常大，那时候我是坐火车去德国的，“东方特快列车”横穿欧亚大陆，从北京到莫斯科经波兰到柏林，再到科隆。刚去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总是觉得自己是客人，客随主便吧，好像进不去那种文化之中，无法融入，这个是一个痛苦的经历。
文化差异，种族的差异，移民的变更，是最大的的体现。那个时候在国外都看不到什么中文报纸，更别提中文书了。你唯一交的朋友就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中餐馆的大厨，还可能都是香港人，或者越南华侨，语言也不怎么通顺。语言的障碍让你茫然一直生活在一种矛盾中。文化差异处处可见，当你看书的时候，他们很好奇我们的汉字是这个样子，这时候文化差距就产生了，就是这么表面这么直接。当然随着时间变化我也慢慢入乡随俗了，“在罗马像罗马人吧”。现在反而觉得倒轻松了。
我使用切割的语言，也是要切开这些裂痕，当然在作品里会自然的流露。
夏：你在国外整整20年，这些年的变化看起来是非常大。
文：20年很短暂也很复杂，是戏剧性的。做艺术也是，当然戏剧性变化的背后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
夏：其实你现在的新作品就是你对文化差异、内心矛盾的一种外在表现。机械的理性操作和想要呈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平衡，也是你的一种诉求。不过，接下来，我也很期待看到你的切割机对准的新东西是什么。
文：最有趣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可切的东西太多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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