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圈子国际当代艺术论坛”的主题是:“构建与对抗——今天艺术的位置”,它有三个关键词:“构建”、“对抗”与“位置”,以下我就这三个关键词谈一谈我对当代艺术的看法。
一、当代艺术的“对抗”
当代艺术需要“对抗”吗?如果把“对抗”理解为当代艺术在当代社会场域(涉及文化、政治、法律、经济、伦理、历史等)中的紧张关系,那当代艺术肯定需要“对抗”、也应该“对抗”、事实上也存在“对抗”的。当代艺术已经不是美、不是“艺术”(指既往的审美的艺术)的问题,而是对处在社会场域中的人的存在问题——人的意义、价值丧失问题的揭示,而人的存在问题都隐含在社会问题之中。如果说人的意义、价值是通过自由来衡量的,那么,当代艺术是人诉求自由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由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场域一定是具有张力的,这种张力构成了关联问题的“对抗”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对抗”可以看到人获得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所以当代艺术的“对抗”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更大、更好的自由。
这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向,也符合杜尚以来的前卫艺术史的总的发展趋向,前卫艺术不断拓展艺术的方式方法,拓展艺术的空间,实际上是人不断拓展自由的空间在艺术上的反映,可以说是自由引导艺术、自由引导艺术家、自由引导艺术史……
那么,具体说来,当代艺术要“对抗”什么?当代艺术实际上是针对导致人的自由丧失的普遍性问题,“对抗”问题背后的某些奴役人的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经济、伦理等机制,不是指直接的社会工程的对抗,而是对这种奴役机制的揭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批判性的“对抗”。这些机制常常是不被人注意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当代艺术就是要让人对这些问题引起注意和反思,从而获得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
所以,当代艺术针对的是“什么是自由”或“什么是意义”的命题,而“什么是艺术”的命题,在杜尚的艺术实践导致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以后,已经终结。艺术的拓展不再是针对“什么是艺术”命题的不断回答而获得,而是在不断回答“什么是自由”(或“什么是意义”)命题的自由社会实践中,不期然而然地获得的。新的自由或意义可能性被发现,诉求这种可能性的方式方法(隐含观念与方法论)就可能自然而然地拓展了艺术。
二、当代艺术的“构建”
我这里谈“构建”只针对当代艺术如何“对抗”——即如何“构建”有效的当代艺术方法论的问题。不解决方法论问题,当代艺术是无法有效实践“对抗”——即实现对人的自由丧失问题的揭示的。
当代艺术需要建立怎样的方法论?由于当代艺术是对处在社会场域中的人的存在问题——人的自由丧失问题的揭示,揭示问题当然需要科学理性,作为“观念”的当代艺术的“观念”就体现在对这种问题的科学理性追问中,所以当代艺术创作需要建立一种科学理性方法论。这倒不是说当代艺术就不需要审美感性,而是说审美感性需要有科学理性的方向,并最终增加当代艺术的具体观念——对问题追问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即当代艺术是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的存在问题或人生意义的认识活动,当代艺术的哲学性就体现在这种形而上问题的认识中。
也所以,如果当代艺术还像杜尚那样没有具体问题针对性地或者说玄学性地创作,像博伊斯那样巫术性地创作,像安迪·沃霍那样笼统地创作,那作品肯定是没有多少力量的。当代艺术家针对人的具体存在问题,要像社会调查研究那样做艺术,要对艺术目的、方法、内容、结果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不然做不出有力度的作品。现在许多艺术家成天闭门造车,胡乱想象,尽做一些与人的自由问题不搭界的、乃至莫名其妙或无聊、嘻哈、炫酷的作品,还常常美其名曰“诗意”、“无为”、“不合作”、“开放”……,实际上是受既往前卫艺术方法论、乃至审美性的现代艺术、传统艺术方法论的禁锢,没有实现方法论转型的结果。
这种针对人的具体存在问题的科学理性方法论就是我所推崇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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