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作品“粗疏草率”或与卖画应酬有关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以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从多家言论来看，捧、赞石涛的声音似乎盖过批判的厉声。然而，人无完人。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里，石涛在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地位无可否认，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其艺术弊病也理应引起反思。
从近现代大家的批判声中，泼冷水最多的当属近现代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其次为赵之谦(1829-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在综述石涛一生艺术水平时，黄宾虹在《虹庐画谈》中直接点到石涛痛处，“清湘老人(石涛)，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对此，在进一步分析石涛晚年艺术遗憾上，著名美术史论家徐建融认为，“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
在具体的“弊病”上，黄宾虹亦多次毫无情面地点出。他的多封书信皆有提到：石涛作画不拘于“法”。翻阅《与曹一尘书》可见：“石涛未免浮烟瘴墨之弊，开扬州八怪江湖恶习；因用笔太快，轻率浮躁之气未能涤尽。而学元人又多空廓软弱，不能实中虚，虚中实，兼虚中虚、实中实者，皆笔不能押纸，何况入纸又透过纸背耶！”如何理解？黄宾虹认为，“画山能重，画水能轻，画人能活，方是押住纸。”徐建融曾分析，“元人的笔墨，一洗宋人刻划之迹，实处转松，真趣乃出。”由此理解，站在正统派角度来看，石涛不拘于“法”的病根：习气重，快疾、狂肆，虽随意却难成上乘画格。对此，刘墨则强调，“受西方影响或受清初石涛个性一派或扬州八怪影响的人，其画面就不那么洁净了——要知道，洁净在中国绘画中，也是种很高的品格的表现。”
专注于金石领域的赵之谦认为，石涛的病根主要在于“用笔”。他在为月波作《梅花图》时题跋清楚点道：月波仁兄索余写梅，将书《梅花赋》其上。为抚苦瓜法作此，少存铁石意耳。何谓少有“铁石意”？据后世所悟，赵子谦书法功底深厚，善篆刻，其书法中融入了“金石气”(即“铁石意”)的内在功力。而这点恰与黄宾虹所言“轻率，空廓软弱，笔不能压纸，又无法透过纸背”的批判声相似。
【石涛作品分析】
《山水清音图》
在这幅画上，用了他最擅长的“截取法”，在丛林中截取了幽阁深藏的一段景致，以特写的手法绘出，虽则画的的是一段小景，却传达出一种深邃的意境。笔墨画法多变，善于用墨，这幅图上墨气浓重滋润，湿笔较多，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合，使山林的清润深幽被尽致地表现出来。
《设色云山图》
晚年代表山水精品。这幅画作，山石、松林、庙宇、天空全用花青墨铺染，将飘浮的云烟挤压出来，实的虚处理，虚的实处理，形成整体上的动静对比，而云烟流动意象凸显，实则与其晚年心境相关。
石涛嗜好： 餐餐不离苦瓜
在石涛诸多的别号中，他的自号“苦瓜和尚”原来缘于好吃苦瓜。据记载，石涛平素一日三餐，餐餐不离苦瓜，更甚者，他还把苦瓜供奉在案头朝拜。联想其出身，其经历，其孤独心境，亦不难理解他对苦瓜如此深厚和敬奉的感情。
与八大山人共作《兰竹图》
石涛情谊：
据国内专门研究八大山人的著名书画家黄苗子、上海知名学者汪子豆多年研究和所见，石涛与八大山人(1626-1705年，朱耷，原明朝王孙，明灭亡后，落发为僧，是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同为明宗后裔，晚年交情甚笃。从彼此信件往来、合作书画分析，两人真正共同在一张宣纸上合作一幅画，截至目前为止，仅见《兰竹图》而已，且此画只为彼此而写，足见他们惺惺相惜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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