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葛尔·罗宾就说过：“性是压迫的媒介”。(8)就像女人来自亚当的一根肋骨，亚当成为了生命主体的创造者。这种文化的渗透，让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成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作为统治者的男性，在制造了女性性别身份生物化、世俗化、制度化、政治化的身体同时，也成为了对女性生命控制和伤害的一种社会氛围。艺术家李心沫的行为艺术《我五岁》，把一个五岁女童遭到父亲性侵的故事变成一个让人疼痛的身体寓言。李心沫采用了具有自残性的身体技术，嘴里含着男人的刮胡剃须刀片，并试图讲述一个女孩童年被父亲性侵的经历。但是由于刀片的阻碍，发出的声音不是含混不清，就会划伤口腔。最终无法真正的言说。女童在遭到性侵时，难以启齿的不仅是身体的生理伤害，更是心理的伤害。事实上，社会中的女性性侵害不仅仅是针对女童的，成年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李心沫有一个行为艺术作品《新开河之死》，作品创作的动机来自于中国天津的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在遭遇了奸杀之后被抛入到工业污染的新开河水中的事件。李心沫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去凭吊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于是，一袭白裙的李心沫，一步一步涉入长满蓝藻并且散发着恶臭的新开河，直至沉入河底。心沫的行为具有双重隐喻。一是遭到奸杀的女大学生被抛尸到新开河，女性生命的死亡；一是遭到污染后的新开河长满了蓝藻散发的恶臭，绿色生态系统的死亡。双重的文化隐喻传达出的视觉信息是强烈的。也是震撼的。中国女艺术家由身体的社会性叙事传递出的人类大悲剧意识，基本上是围绕着女性性别的伤害和对自然破坏的话题进行的。有的是针对现实中的文化事件演绎的作品，有的是穿越时空重新审视女性性别在历史与现实中处境的话题。实际上，在探讨性别话题的同时，也是在探讨人性的问题。在探讨自然环境的时候，也是在探讨生命的质量问题。历史与现实不会给予我们标准的答案。但是，以身体寓言的形式演绎人性与自然在历史与现实所遭遇的问题，中国女艺术的行为艺术从她们的个体经验出发，阐释了身体在如何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中建立文化反省机制的重要性。
在身体政治的维度中，行为艺术最显著的特征是通过身体技术个性化的施展过程，完成一个身体政治理念的精神诉求。对于行为艺术而言，身体技术是身体政治的通道，而身体技术的可塑性与风险性，恰恰是身体政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由身体技术体现了肉身、制度和话语三个维度的交叉实践，带来了非同一般的身体政治的表达。雕塑家李秀勤的作品《触象——给平等一个机会》，将行为表演与雕塑创作融为一起的艺术实践，所传达出的身体政治理念为人性平等中的人权诉求。在李秀勤作品中，采用了不同身体技术实施的媒介体，一是作为健全人的雕塑家李秀勤，一是有视障问题的盲人，在相互触摸了对方的头部之后，分别塑造一个想象的对方头像。雕塑家与盲人之间，虽然身体技术存在差异性，但是作品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按照李秀勤的说法，生命平等的意义在于，塑造生命和分享生命的快乐不仅仅真对一个正常人而言，同时也是针对非正常的视障人而言的。
如何使人权平等理念的身体政治成为不同身体技术的视觉传达空间和行为表演空间，当我们把人权视为人性多样化的一种尊重时，我们注意到了有这样一个艺术现象，即中国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艺术的身体政治。在同性恋概念被污名化的社会，以同性恋的身份现身需要非凡的勇气。尤其是女同性恋受到父权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双重压迫，敢于挑战这种双重压迫的女同性恋艺术家石头，做了《纪念》和《卡拉OK》等行为影像的作品。在石头的作品中，消费与被消费的主体话语表现出的身体技术的机智，缘自于将民国时期男权话语制造的广告女郎的身体技术巧妙置换，在消解了作为商品对象的国民历史女性身体技术的同时，也建构了现实生活中女女同性欲望的一个准家庭机制的身体政治。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艺术作为平等理念中的人权诉求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具有同志文化特征艺术的现身政治，二是制造不同于社会主流艺术的差异政治。现身政治和差异政治交叉在一起的女同性恋主义艺术的身体权力，被认为是针对父权制文化的有效的抵制者，同时也是生态政治有力的参与者。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父权制文化主导的社会是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生态政治。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女性性别歧视中的政治歧视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尤为严重。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鲜见女性。女艺术家王淑平的行为艺术作品《星球G20峰会》，借用了“G20峰会”标识性的国际话语，把一个讨论世界政治经济话题的20国首脑会议，变成了由20个正襟危坐的女性模特摹拟20国首脑会议现场的行为艺术表演。此时，肉身的反抗性、制度的质疑性和话语的主体性的行为艺术表演，传递出了强烈地女性政治权力的精神诉求。女艺术家在身体的社会性叙事中，平等理念的人权诉求的凸显，表现出了中国女艺术家社会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结语从以上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作为假想对象的身体在与历史或者现实的场景发生关系时，构成了身体的空间性、整体性和意向性，制造了不同身体维度的文化质疑性与批判性，最终在形成的身体权力的微观政治中，成为挑战社会宏观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中国女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的先锋意义就在于，从身体技术的多样性的实施，到身体政治广泛性的在场，由肉身的反抗性、制度的质疑性和话语主体性建立的身体权力，把一个关于生命、社会、权力等碎片化的语言整合过程视为身体的建构性与开放性，使得身体政治维度不断地扩展，在打破肉身化的身体和社会化的身体界限的同时，把肉身化的身体表演纳入社会化的身体思考范围中。中国女艺术家通过她们的身体社会性叙事与自传性叙事，不仅建立了一个文化的反省机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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